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大学者。陈独秀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种种弊病，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

 一个冬夜，陈独秀带着想好的计划来到了上海。陈独秀想明白了，他要救中国，首先要做的就是进行思想革命，唯有启蒙民智，激发群情，唤醒民族，革命才能成功。而要革国人思想的命，就必须要办杂志。

 经过紧张筹备，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在这本杂志的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最可宝贵的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青年如初春、如朝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所以说，陈独秀是把救国和改变中国的希望，放在了中国的新一代、放在青年身上。但是前提是，青年一代必须要改造思想，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改变中国。《新青年》并非只有青年人看，中年、老年，文人、商人，大家都喜欢看，因为它说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有一种积极向上的、鼓舞战斗精神的情怀在其中。

 陈独秀的新思想引起了远在北京的蔡元培的注意。1916年11月，在离北京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沿，有一家中等的中西旅馆。一天清早，一位年近半百、有着绅士风度的人物，前来探望这里六十四号房间的客人。

 这六十四号房间的客人，正是陈独秀。为了给《新青年》杂志筹集资金，陈独秀专程来到北京。而耐心等待他的人，则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两人相见，蔡元培说出了他的目的。原来，蔡元培看中了陈独秀深厚的学问功底，希望延揽他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同时，蔡元培建议陈独秀：“你可以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搬到北大来，会有更多的人才加入其中，一定比在上海办的更有影响力。”陈独秀听从了建议。杂志社搬到北京之后，采取同仁轮流编辑的新体制，而且还邀请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等名家加入到编辑部，共同发表了大量作品，将新文化思想推向了中华大地。

 在当时，很多进步青年渴望在这本杂志中寻找到救国治学的新思想，而且很多人把购买和阅读《新青年》作为一种进步的表现。此时，在湖南的毛泽东就是众多受到启发的青年之一。陈独秀以独到的政治理论见解、扎实的文学理论功底、犀利的文笔，成为了毛泽东的“偶像”。一个夏日傍晚，毛泽东在同张昆弟、蔡和森闲谈中感慨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