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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冠状病毒从武汉暴发，由于人们对新病毒没有任何认识，地方政府措手不及。但一旦认识到病毒的严重性，中国整个国家动员起来。武汉（湖北）的封城（封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时间。西方国家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应对举措，但白白浪费了。这很难用西方一再坚持的“中国隐瞒信息”来解释；相反，民主的懒散、政治人物的傲慢、基于种族主义之上的愚昧（认为病毒只有对亚洲人有效）等都产生了影响。

 在病毒扩散的过程中，西方也没有坚持“言论自由”原则。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舰长克罗泽，因为公开航母上军人感染病毒而被解职。这使人想起了1918年民主国家的行为。尤其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紧急状态之后，西方很多国家依然不作为。

 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如此糟糕的抗疫行为，并不能够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概念来解释；中国政府有效的抗疫行动，也不能够用西方所说的“专制”，或者中国本身所说的“举国体制”来解释。把各国政治制度简单地二分为“民主”与“专制／举国体制”，就必然走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导致双重标准，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郑永年：疫情与制度之争.d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