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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民众对自由的推崇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自由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信仰，成了一种终极价值。有些人可以说是已经深陷自由的原教旨主义中了，以至于可以不要健康和生命也得要自由。

 一些人口中所谓的自由，就是不论何时何地，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任何人都不能制止他们，任何事都不能成为侵犯他们自由的理由，包括新冠病毒。在中国讲自由，不会只讲到个人的权利，一定会同时讲到责任和义务。人之为人，为社会人，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必须面对家庭、集体、国家、社会，必须遵守法律、道德、责任、义务甚至传统观念，所谓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负责。在中国，这句话被广泛认同：只谈个体权利、不讲或少讲对他人和社会责任的自由，是不可能被认可的自由。

 其实，从来就没有一些人所设想的那种完全意义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的先天自由。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行动，人类一直是在不自由因素中争取自由，是在必然性的各种关系中争取自由。自由只会因“不自由”的存在才有意义，才不是抽象的。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在争取自由，都在对抗让我们不自由的因素，而新冠病毒只不过是具有更大影响力的“不自由因素”。就此理解，抗疫采取的举措不是要暂时牺牲自由，而是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争取自由的努力的体现。也只有如此理解，我们才能认识到，配合隔离是积极自由的表征，反对隔离其实只是一种消极自由。

 事实证明，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强调往往通向极端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导致一些人把他人、把社会、把政府当成个体自由实现的障碍。个人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是会出现矛盾的，但这并不是说摆脱他人、摆脱社会就能获得个人自由，个人自由的实现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在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

 实际上，封城、隔离与自由有关联，但关联不大，与科学倒是关系更密切。违背科学讲自由，只能是反智的自由。戴口罩这个问题，需要争论的不是自由价值是否被侵犯，应该争论的是是否尊重科学。我们不能仅仅把自由当成哲学价值观，不能只信自由的哲学，不信自由的科学。在这一点上中国民众值得点赞，我们相信科学措施，尊重院士、科学家、专业人士的建议，做到了科学地追求自由。

 “人”更实在，“人权”略显抽象。疫情发生的时候，人就是人权，我们会努力保证人活着，不管什么人，老人、年轻人都会尽最大的力量去救，这个救治的过程本身就是捍卫人权的过程。中国政府也因此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它不只保障权利，还要拯救人，不仅提供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还要从根本上解决那些无法获得权利的现实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难题，包括健康和生命难题。

 疫情面前，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重要。健康权和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国是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这与中国一直强调的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一致。在疫情期间，健康权、生命权就是最实实在在的人权，也是最大的人权。不能被别人带到沟里去，认为中国的抗疫措施是对人权的背叛，而应该认为这恰恰是捍卫人权本身的有效行动。如果我们认为健康权和生命权也是人权，而且是第一位的人权，那么也就能够理解隔离并不是对人权的侵犯，反而是对人权的保障。

 人的自由、人权，不是通过保障个体权利就能实现的，一定要在理顺关系中，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我们讲人权，讲自由，一定不能忘记讲社会关系，讲共同体，讲国家，讲民族，讲集体。个人是社会中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才可能打造出自由的个人，才能实现具体的人权。

 把民主看得过于重要，很有可能会带来一种结果，那就是把民主看作目标，导致出现为了民主而民主的情况。在西方社会，我们会发现有这种倾向，形式上的民主很重要，只要程序民主了、形式民主了，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有没有、能不能办成事。这种形式上的民主的价值在于确实能让不同的人都发出声音来，能实现各种意见的彼此交流。但问题是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民主，也很容易走向民粹主义，走向“钱主”“资主”，谁有钱、谁有资本谁就能作真正主宰。而且，也无法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还会导致没有人为做出的错误决策负责，容易出现互相推诿、抹黑对手的状况。在中国，我们强调的是，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民主必须是管用的民主，我们追求的是让民主来解决问题，注重民主的结果、成效。没有人会否定民主的理念本身，人们质疑的不是民主的理念而是民主的具体实践，民主的难题不在于让人们接受这个理念，而在于如何落实到实践中，如何让民主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

陈培永：违背科学谈自由，只能是反智的自由 ——从全球战疫看中西方“自由、人权、民主”观差异.d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