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月29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李广良给吴雪梅打了电话，他说“关于疫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承担出版社的社会责任。”2月5日，他在朋友圈看到了仁济医院宣传处袁蕙芸转发的查医生日记。一直关注疫情的李广良觉得这是不错的选题，和袁蕙芸谈起出书设想，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吴雪梅接下了责任编辑的重任，《查医生援鄂日记》的出版过程就这么开始了。

 袁蕙芸帮忙整理查医生传回的日记，查医生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会将口述或记录的心里话一股脑儿扔给她，有她在，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日记里倾诉。”不过，三人通好气要对查医生保密，不让她知道出书这件事，不想给她徒增压力。“不为了出书而写，只为了记录自己的心情，这样挺好的，更贴进原始状态。”吴雪梅说。

 查医生在前方写，吴雪梅就在后方看。吴雪梅告诉记者，往常作者和编辑直接在纸稿上修改，之后的排版、校对都需根据纸稿来修改，保证有迹可循。居家办公的时候，社里允许编辑突破往常习惯，一审二审都用word的修订模式修改。

 吴雪梅一方面希望日记可以早点出版，一方面又因为不确定查医生的归期，担心日记篇幅的安排，“原图都在查医生那里，其实很着急，想早点拿到图片，方便全书排版。”

 3月27日，出版进入冲刺阶段。随着查医生援鄂任务逐步减轻，当日，袁老师把她邀请进群。3月29日起，查医生利用零碎的时间，在微信陆续发送了约400张图片，并写好了每幅图的图说，前后花了4天时间。拿到一部分图，吴雪梅立马根据上下文情况，选取最合适的图片编辑到稿子中。排完版，发现图片的大小、位置、光度不合适，再一一调整。

 按照正常操作，过每个流程都需要一定时间。吴雪梅介绍，除了编辑的加班加点，一本书的出版速度能如此之快，领导的支持、整体协调和团队合作功不可没。社里的编校中心、图书出版部、数字出版部、营销团队、国际合作部等各部门对于本书的出版都给与了大力支持。吴雪梅说，作者团队很给力，查医生没回上海前，自己不忍心去打扰她。到了冲刺阶段，她厚着脸皮去问查医生日记里不确定的细节，每次很快就收到了详细的解释。

 趁着清明假期，粗排完成后，吴雪梅跑到单位先打印了一版书稿，寄给查医生和袁蕙芸。为遵守隔离规定，查医生修改后的书稿无法取回，她便用手机拍下反馈意见，吴雪梅再誊录到书稿上。“一般书稿三校样后可定稿，这本书在不到20天里出到了四校样。”为了加快速度，每次校样吴雪梅都扫描留底以备核红，这样每次校样可以节省至少1-2天在路上的快递时间。她称这波操作不一般，“一个个环节都突破了传统的常规。”

 出版过程中，也有不少小插曲。查医生2月18日的日记，缺了。和查医生熟络之后，吴雪梅得知，那天她的心情很糟糕。她在日记里写道：“各种美好的愿望与现实之间要达成平衡太难了，今天是我来武汉以来感觉最累的一天，不想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吴雪梅劝说：“工作中难免会遇到阻力，这篇日记虽然简短，但很真实，也更能体现出坚持写下这67篇日记的不易。”于是，这篇只有七行文字的日记也被收入书中。

 吴雪梅回忆，查医生日记发表当天即阅读的时候，能够感同身受。比如前期物质紧缺，查医生写道，每次进重症病房前医护人员可以领一个N95口罩，这是由护士发的，不可以随便领取。“在查医生日记里读到的内容和浏览其他信息感受到的整个气氛是一致的，此外难以有更多的想法。但是成书后不一样，把日记连在一起看，会有重新梳理的感觉。”

 在家里看稿的时候，吴雪梅的孩子也在旁边一起读，她说：“妈妈，这本书什么时候出来，出来了要给我一本。”她的母亲在朋友圈得知查医生的日记要成书以后，给她留言道：“这本日记挺好的，一百年以后都有人看。”

 近一个月，吴雪梅几乎每天凌晨一两点睡觉。核实稿子中的每一处细节，“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就会有遗憾。”她也坦言，虽然扎实读了好多遍整本书稿，但出版速度较快，压力很大，“书稿下印前，虽反复检查，仍担心自己有遗漏的地方。”

 拿到第一波日记后，美术编辑陈燕静就着手酝酿如何设计封面和版式。查医生的日记基本以时间、地点、天气为固定开头。考虑到读者每次读到相似的开头可能无法进入状态，吴雪梅从每篇日记中摘选了一句可以吸引读者的话放在前面。除了页眉上有例行的日期，陈燕静还在每篇日记前做了日历图标。吴雪梅注意到，查医生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援鄂第一天，今天是援鄂第几天……”在她看来，对查医生而言，日子是数着过的，跟撕黄历一样，撕掉一页，也就过去了一天。因此加入日历小图标，强调时间概念。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4-23/dociircuyvh9348658.shtml

4月7日——查医生援鄂日记出版.d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