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2020年5月11日，第4版

 这些年，浙江有许多地方创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宁波社会治理、松阳的“民情地图”、武义的村民监督制度、桐庐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到遍布浙江各地的民情民访代办服务中心，以及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推进服务模式创新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无论从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治理的角度讲，浙江的上述创新都是全国学习的榜样。这些创新案例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治理的窗口效应，正在由浙江的“盆景”变成中国的“风景”。
　　中国治理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国家的现实状况和竞争实力取决于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水平，二是治理能力。换句话说，发展和治理是国家的双重任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中国的两大奇迹，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又能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这应该归功于中国的基本制度安排。对于后发展的中国而言，在世界竞争格局之下，无论是实施工业化改造，实现经济腾飞，抑或实行区域协调，推进国家均等化发展，中国制度均体现诸多优势。中国在发展和治理两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最为重要的三项制度支持：主要资源国家所有而生产过程实行市场化竞争的混合性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行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国家制度结构和行政体制体现“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模式。当前，在各国政府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形势下，中国治理的人民性、集中性、协调性、连续性和高效性等特点也得到了全面展现。
　　浙江治理具有明显的内在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治理是检验制度优劣的依据。国家治理的水平取决于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在经济发展、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成绩突出，形成了许多经典案例。浙江所开创的许多创新实践，成为全国性的政策实验。浙江治理经验揭示了“社会问题—（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治理绩效”的逻辑，证明政府创新性（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决定治理的水平。
　　浙江的实践提供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途径。无论怎样的名义，一个治理体系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官民关系，换句话说，良好的治理，取决于能否实现社会需求与政府供给的有效对接。浙江治理集中体现了系统治理、智慧治理、均衡治理的特点。一是通过建立上下互动机制，扭转传统的干群关系；二是通过创新制度供给，建立规范化、长效化管理机制，建立更加高效的矛盾化解渠道，确保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维护群众利益；三是把民众反映的问题和“最多跑一次”改革串联起来，促进党政部门提高治理效率，释放社会动力。
　　浙江治理具有中国治理的窗口效应。首先，它是一个展示窗口，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潜在的和实际的效应。其次，它是一个学习窗口，提供了地方乃至国家治理的创新经验，具有普遍的示范效应。再次，它还是一个实践窗口，提供了治理创新的“实验室”，形成了制度和政策创新文化，反映了治理创新的“集群效应”。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燕继荣：新时代中国治理的窗口效应.d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