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搏斗。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艰难，勇于牺牲的精神，战胜了千难万险，打败了蒋介石，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两个敢于”是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这是蒋介石反动派望尘莫及的，是永远不会得到的。这是因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是解放人民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顺应了历史发展规律，沿着社会光明的方向前进的。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是非正义的，是反人民的，是逆历史发展规律的战争，是把社会推向灾难和黑暗，所以，在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拥兵500万军队，拥有美国支援的先进武器装备，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飞机、军舰横行天空大海，但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一语道出敌人的未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战争的战略角度和长远方向来讲的。历史发展规律告诉人们：正义的东西，发展初期尽管很弱小，但它充满了生命力，代表了发展方向，最终由弱小逐渐变大变强，而非正义的东西，发展初期尽管很强大，占有控制权，但它充满落后、腐朽，违背社会和历史发展方向，逐渐由强变弱，由大变小，最终被弱小的势力所战败，走向灭亡。这就是历史辩证法，这是任何人不可能抗拒的发展趋势。西柏坡时期，我们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事较量，军事发展过程，就是遵循了这条规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是把握了自己的战争方向，明确为正义而战，为人民而战，为和平而战，因此，才是有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困难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才有了与国民党反动派决战到底的雄心壮志。也正是依靠这一法宝，我们党才最终战胜蒋介石，夺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具有“两个敢于”的斗争精神，也同我们党的宗旨紧紧连在一起。人民军队是人民的，是为天下穷苦大众打天下的，是为全国的老百姓服务的。我们军队血液里流淌的是劳苦大众的血，传承的是人民大众的基因，他们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是为子孙后代的生存而战。西柏坡时期，在延安被胡宗南大军层层包围，毛泽东面临着很大危险境地时，也念念不忘催促刘少奇加快《全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加快推动全国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因为，土地改革制度是农民翻身的根本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就会空前调动起来，因为他们必须起来保护自己的胜利成果，绝不让国民党反动派夺走胜利成果，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与人民血肉相连，人民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西柏坡“敢于斗争”正式这种力量的体现和释放。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是盲干、冒险，它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和指挥基础之上的。我们千里跃进大别山，打倒蒋介石，打倒外线去，似乎是冒险的举动，实际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周密的思考和布置的，也是有重大机遇的。这种机遇就是蒋介石只顾围剿延安和解放区，在自己的布控区出现薄弱环节，为我们千里跃进大别山提供了机会。这种周密思考和权衡就是打倒蒋管区，不仅解除延安和解放区的包围，而且等于在敌人的心脏上插上了一把尖刀，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民心，正是在这种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党才有了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三大战役更是作了充分准备和科学判断的。三大战役初期，虽然我们的军队总数还不能同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相比，尤其是装备上，更弱于敌人。但从整体上讲，我们有人民大众的支持，这是蒋介石军队无可比拟的。我们的军队经过一年多的与敌斗争，挫败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士气大振，队伍不断壮大，而国民党反动军队士气低落，且队伍不断缩小。尤其是在局部，如东北我军拥有100万大军，而国民党只有60多万，我们占绝对优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展开大决战绝非冒险，应当是有很大胜算。中共中央、毛泽东正是高瞻远瞩，科学研判，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一举摧毁了蒋介石赖以生存的支柱军队，加快了蒋介石王朝灭亡的步伐。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还是我们党和军队优良传统的继承。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农民，敢于在白色恐怖中竖起红旗，把革命的星星之火点燃，并燃向全中国，就已经播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种子。长征时期，我们军队跨过草地，爬过雪山，无不彰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延安时期，我们与日本鬼子殊死搏斗，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冒着敌人炮火前进，更是凸显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因此，我们说，西柏坡的“两个敢于”精神，传承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基因，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继承，并在西柏坡时期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实践中得以丰富和升华。“两个敢于”的西柏坡精神，将在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