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为内核的“西迁精神”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生命、意识、风骨、品格的集体写照，是全体知识分子的宝贵财富。“西迁精神”体现的为世忧乐的君子之志、义无反顾的君子担当和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是对传统士人精神的坚守与继承；形成的大局观和奋斗观是对汉唐丝路英雄精神的汲纳与发扬。“西迁精神”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在爱国奋斗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范式和行为典范，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而且具有强大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西迁精神；知识分子；传统士人精神；丝路英雄精神；精神范式；爱国奋斗；交通大学 

《申鉴》有 云：“为 世 忧 乐 者，君 子 之 志 也。” 63年前，交大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响应国家号召，胸怀公忠热忱，毅然放弃繁华都市的安逸生活，背负起沉甸甸的书囊和行李，随学校整体西迁，远赴大西北，扎根黄土地，担 当 起 建 设 西 北、服 务 国 家 的 历 史 重 任。６０余年岁月如歌，交大人坚定意志，不畏艰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襟怀远大抱负，秉承轻以待己、重以报国的家国情怀，不以一己忧乐为念，始终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西部建设放在第一位，用青春、热血、才能、智慧报国弘毅，实现了交大前贤的理想。交通大学这位堂堂忧世君子，含茹百廿年辛苦，虽历三世而不减其志，磨砺铸造出 坚 毅 伟 岸 的“西 迁 精 神”，凝 练 成“胸 怀 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铮铮内核。“西迁精神”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交大人在几十年的爱国奋斗征程中形成的品格风骨和行为典范，是全体知识分子的宝贵财富，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委，“西迁精神”正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传统士人精神”的坚守与继承，对“汉唐丝路英雄精神”的汲纳与发扬。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今天，探究“西迁精神”的文化渊源及新时代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一、“西迁精神”是对传统士人精神的坚守和继承

开风气之先者独有景命承天，后人莫不濡其恩泽。是以为世忧乐，元膺君子之志；义无反顾，允伸君子之任；经世致用，克成君子之行。而君子志向襟怀，率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甲午战败，国家危亡、民族危亡，南洋公学因时而兴，欲以救亡图存，凡历一甲子此志不绝；新中国肇建，国家独立、民族独立，交通大学顺势西迁，志在建设祖国，又历一甲子其命维新。百廿年的奋斗，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传承的正是中国传统士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天然使命。而国家民族，诚可谓中国传统士人精神之指归。交通大学既草创于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乃成长于国家民族苦难之中，复重生于国家民族再造之时，继而发展于国家民族奋斗的新纪元。百廿年岁月峥嵘，交通大学历史的字里行间满是“国家民族”四个大字，艰巨而光荣。尤其是在６０余年前那段轰轰烈烈的西迁历程中，交大人胸怀大局，响应国家号召，告别上海，奔赴西北，甘当祖国建设和民族振兴的排头兵。国家民族，不仅是交大历史前进的题中要义，更是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内在动力。继南洋公学传统之后的“西迁精神”是传统士人精神在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新的传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世忧乐的君子之志

中国古代士人具有浓重的忧患意识，从《诗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到《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从《周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乱”到 《左传》“‘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从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都是“赤心事上，忧国如家”之忧患意识的体现。忧患意识来源于士人对国家、民族、社会前途的深切关怀，亦是士人的普遍情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君子“为世忧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曹植曰“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苏洵坦 言“贤 者 不 悲 其 身 之 死，而 忧 其 国 之 衰”；陆游病重之际犹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晚明顾炎武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清末林则徐坚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

种为世忧乐的君子之志，从南洋公学起，历经三个世纪的时光流转，在交大人身上一直接续相承。

甲午海战的隆隆炮声震动了清王朝，警醒了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亡时刻。痛定思痛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在甲午海战的失败中反思民族自强之路。正如南洋公学的校歌《警醒歌》中唱到的：“警！警！警！野吞声，朝饮恨，百年养士期何称。毋谓藐藐躬，只手擎天臂一振；毋谓藐藐童，桃李成荫眼一瞬，自觉觉人、不任将谁任？醒！醒！醒！”盛宣怀认为：“自强 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有鉴于此，1895—1896年间，他分别在天津和上海创办北洋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开中国近代史上高等教育之先河，欲以教育救国，践行了传统士人“为世忧乐”的君子之志；南洋公学的诞生正是交通大学前辈守先贤寓未来的创举。继之而起，唐文治、叶恭绰、淩鸿勋、蔡元培、吴宝丰等历任主持交通大学校务者，都把办学与救国紧密相连，为国家民族独立呕心沥血培养人才。他们笃信“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因而无不将自身传承的士人品格与风骨融入到教书育人之中。黄炎培曾明言：“最初启示革命者，吾师；其后提挈革命者，吾师。”在交通大学历任前辈的指引下，交大人 形 成 了“为 世 忧 乐”的 精 神 传 统。189—1949年，交通大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为世忧乐”的优秀人才。他们舍生忘死，为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而斗争，如在滦州殉义的白毓昆、再造共和的蔡锷以及诸多于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云集响应的交大学子。华夏大地上有交大前贤留下的坚实脚印，祖国的旗帜上有交大先辈血染的风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加之国际环境风云变 幻。1955年，中央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国家工业布局、西部建设需要、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做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决定。从决定下达到成功完成主体西迁，交大人用了不到五年时间，不仅跨越了１５００千米的空间距 离，而且战胜了由十里洋场 落地黄土高原的心理落差。这期间，多少人放弃国内外优越的待遇和舒适的环境，选择奔赴西部挑战困难，多少人可以留在上海、留在亲人身边，却非要加入西征的队伍勇往直前。１９５５年，放弃美国优渥待遇而归国的苗永淼教授，时年仅３１岁，当得知交通大学即将西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任教交通大学，坚定地随学校西迁；时任交通大学教务长的陈大燮、动力工程系主任朱麟五、电力工程系主任钟兆琳等老一辈知识分子都明确地表达意愿，随学校整体西迁。“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祖国的需要是交大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志愿，半个多世纪的持之以恒和艰苦创业是交大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

（二）义无反顾的君子担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历史沉浮与激荡中形成的士人精神的核心内容。这一精神之核心，孔子启其蒙，曰“士志于道”；孟子发起端，是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后来之人莫不承其说以自况。可以说，先贤以“道”自任，其经世济民的君子担当对后世知识分子影响极其深远。自先秦以降，中国的知识阶层就把“以天下为己任”这副沉甸甸的担子自觉地挑在了肩上，代代相传，从未停息。汉末刚正不阿的党锢领袖李膺“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为政有方的名臣陈蕃与不畏奸佞的名士范滂皆怀“澄清天下之志”；唐韩愈有“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的时代呼唤；宋张载建树了传颂不衰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都继承并传递了“君子之任，义无反顾”这一悠久的士人精神传统。

交通大学自南洋公学起，就把创办一所名副其实的高水平大学作为崇高的理想与使命追求。为了这一理想，几代人夙夜在公、殚精竭虑，付出了艰辛劳动与巨大心血，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盛宣怀终其一生为他创办的南洋公学奔走呼喊、呕心沥血。１９０２年，当袁世凯借“墨水瓶事件”想要停办学校、大幅削减南洋公学经费时，盛宣怀顶住巨大压力，千方百计保证学校继续开办。南洋公学首任总理何嗣焜，在总理校务的四年时间里，辛勤耕耘，提倡中西结合，重视国粹厚植，制定基本办学方针，建成宏伟学府雏形，终因操劳过度猝逝于办公桌前，可谓“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唐文治任学校监督时常年住校，日日必去学生中，入夜提着灯笼查房，时常与学生同桌用膳；１９１１年，面对他所痛陈的“飘摇风雨，屡濒于危”的政局，办学异常艰辛，最困难时，他带头减薪，此后学校经济状况好转，但他仍坚持校长薪水减半。１９１７年，在学校第一次举行校庆大典时，唐文治回顾南洋公学十年卧薪尝胆、于艰难困苦中咬牙前行，不无欣慰地说：“以功课而言，则一日未尝停课；以工厂器械而言，则屡有扩充；以学生额数而言，则历年累有加增。费几许心血，历无限艰辛，乃得稍稍有此成绩，故今日对于诸君子更不觉悲极而喜。于抗战风云中担任校长的吴保丰，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依然用自己的良知创造着奇迹。他虽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却对爱国民主运动抱有深深的同情，曾拒绝执行当局残酷镇压学生的指令，甚至冒着巨大风险，动用自己的汽车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冲出军警特务包围圈，为此，被迫辞职，可谓“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传承先进文化、推进科技进步、培养造就堪称栋梁的一流人才，是交大历来的责任担当。学校创始人盛宣怀明确提出要“造就桢干大才”；校长唐文治反复强调，交大使命就是要“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为楷模”、“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要完成这个使命，就要有责任担当，即“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须先砥砺第一等品行”。正是有这样的使命与责任担当，交大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俱臻卓越。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彭康校长踵武前贤，提出培养造就又红又专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尤其要重视拔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我们希望能培养出大科学家”“我们要多培养几个钱学森，甚至比他更好”。交通大学正是有了为国担当、义无反顾的领航人，才使得一批批“以天下为己任”的群贤毕至、英才汇集。崇高的责任担当，使得交大在长期办学中形成了“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鲜明办学特色。

有“东方麻省理工”之称的交通大学在迎来其一甲子的生日时刻，祖国的建设呼唤她西迁，西部的发展渴望她西迁，高等教育的布局需要她西迁。义无反顾的君子之任与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促使她毅然告别“芳华鲜美、落英缤纷”的故乡，背负起祖国的重托，勇往向西！彭康校长曾一再表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钟兆琳教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勉，认为支援西北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陈大燮教授更是申明态度，迁校西安对国家工业建设意义重大，交大人应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君子之任，义无反顾。义无反顾者，不辞其苦；伸君子之任者，其坚如钢。从南洋公学起，一代代交大人秉君子之志，担君子之任，前赴后继，代不乏人。如果没有一代代的传承，就不可能有西迁的壮举。

（三）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空谈误国，惟实干可以兴邦。“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士人精神中最具执行力的内容。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为世忧乐的君子之任、义无反顾的君子担当，更需要经世致用的君子之行。“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国家民族的复兴，需要脚踏实地的苦干。南洋公学的草创，即是盛宣怀先生实业救国主张的成果。其后，唐文治校长执掌校务，更是秉承实业救国方针，志在培养振兴社会经济、发展国计民生的实业人才，在他亲拟的南洋校歌中有“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之句，足可以看出其身上所传承的传统士人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正是在这一实学实干精神的指导下，交通大学树立了“中体西用、崇德尚实”的育人理念和“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教风学风，培育出大批德艺双馨、爱国爱民的栋梁之才，诸如钱学森、张光斗、吴文俊等。

实干精神的最重要品格就是坚定意志、不畏艰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１９５５年４月７日晚，彭康校长接到高教部“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电话通知，第二天就分别召开校党委会和校务委员会并开始部署工作，同时马上与陕西省、西安市政府接洽；仅仅一个月后的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０日，新校校址的实地勘察与选定工作已完成；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下旬，校园规划制定完毕，２０００余名建筑工人进驻工地，大年初一都不曾停工；１９５６年５月，新建成的教室已基本能满足上课所需；１９５６年９月，首批迁至西安的６０００名师生员工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盛大开学典礼。在迁校建校的繁重复杂工程中，从大型设备的搬迁到一花一木的移植，从教工宿舍的安置到学生课程的安排，各项工作都有条不紊。千里奔波没有丢失一本图书，万箱搬运没有损坏一件仪器。甚至，在大规模启动迁校的１９５６年，招生质量还好于往年。这就是先辈的实干精神在一代代交大人身上的传承。

“玉经磨琢多成器，剑拔沉埋便倚天。”西迁后的交通大学始终保持忘我的实干精神，迁校６０余年间，２５万毕业生从这所西迁的交大走出，其中，４０％扎根于西部，成为各领域的中坚力量；培养出的３３位院士中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他们就像散落的一颗颗星辰，照亮了大西北广袤的土地。

二、“西迁精神”是对汉唐丝路英雄精神的汲纳和发扬

交通大学西迁扎根的古城西安，是西汉“张骞凿空”之丝绸之路的起点，汉民族就是从这里出发打通了一条向西而行的通道，从此，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有了敢为天下先的观念和勇气，并开始与世界接轨。“为了开拓并保障此一横亘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商路交通，汉、唐等历代大一统的中原王朝都特别重视对西域的经营。”所以，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人类商贸、文化交流之路，更是一条成就英雄之路。从古至今，向西而行都意味着要去开拓、冒险、奉献乃至牺牲。而正是在维护丝绸之路畅通的过程中，汉唐两代涌现出无数丝路英雄，如汉代的张骞、卫青、霍去病、郑吉、李广、李蔡、公孙贺、陈汤、傅介子、赵允国、冯奉世、辛武贤、马援、班超、班勇、耿弇、窦宪等，唐代的李勣、程知节、哥舒翰、王忠嗣、王君、郭知运、王方翼等。霍去病“匈奴不灭，无以家为”的壮志，陈汤“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誓言，班超“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智慧，成为丝绸之路上永久的回响。伟大的时代必定英雄辈出，汉唐两代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代，与丝路英雄辈出不无关系。自汉以降，向西而行的丝绸之路是否畅通，也就标志着国家是否强盛。为此，汉唐人“雄绝域之志”，跋涉千里，用实际行动捍卫着丝路的安全，保障着丝路的繁荣通畅。他们以“无以归报，愿一甘心”的坚定信念“厉三军之气，同万夫之力”，在丝路上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英雄壮歌，并最终凝结成“振英风于绝域，申壮节于殊方”的丝路英雄精神。同样是向西而行的交通大学，自西迁黄土地以来，古老深邃的历史沃壤不断滋养和壮大着交大精神，尤其是丝路英雄精神的浸润与熏陶，使得交大的“西迁精神”增添了几多历史的厚重与气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丝路英雄精神浸润下的大局观

丝路，自古长安西出，一去千里，朔风凛冽，大漠无垠，面对恶劣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正是“操烈松筠，志凌铁石，奋不顾命，甘赴国忧”的大局意识和牺牲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炎黄子孙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是玄奘印度取经，无论是卫青、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还是傅介子、班超经营经略西域，丝路英雄们既奔驰于瀚海，建功于异域，骁勇善战，以身报国；又将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先进技术传播输送到西域各地，普惠于各国人民。汉唐两代在开拓与经营经略丝路的过程中培养出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世界胸襟，他们的眼光已不仅仅是自己一国之利益，而是开始关注周边各国的共同福祉，这或许可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滥觞。从汉代开始在西域设立的都护府、长史府以及唐代设立的羁縻府等，就是中原王朝实施各民族互惠共赢的最早实践。为了维护丝路的安定和谐，保障丝路的繁荣大局，无数丝路英雄数十年如一日远离故乡和亲人，在大漠辛勤奉献、无所畏惧。经营西域三十年、为保护西域和平与丝路畅通而做出巨大贡献的班超，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经营西域，总持大纲，不责细小，宽和待下，不扰民政，受到西域各国民众的衷心拥戴；他在西域开荒屯田，种植小麦，解决屯兵粮草，引进先进的农业文明；他的都护府成为中外物资交流的中转站，大批西域货物被源源不断运到内地；他还派遣副使甘英勇敢地向西而行，最远抵达波斯湾。班氏一族自班彪至班固、班超、班勇，祖孙三代皆为维护丝路畅通而栉风沐雨、砥节奉公。而这正是国家、民族发展的未来之所系。

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未来，是丝路英雄们的大局观。同样，这也是交大西迁人的大局观。就当时国内外局势及国家发展大局来看，党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决定是符合历史大局的。而交大人也清醒地意识到，“在当时建设大西北的需要，从国家大局来看，西迁是正确的”。只有西部发展壮大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正因此，１９５５年５月２５日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在公告中郑重表示：“必须动员全体师生员工正确地接受国务院的这个决定，要有全局观点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充分发挥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顺利完成迁校任务而努力！”交大内迁西安，有条件承担国家急需的培干和科研任务，有能力改变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相对落后的局面，有利于发展大西北，这是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更是民族未来发展的需要。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未来，是包括交大人在内的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大局观。“年长有心终报国，时清到处便营家”，在彭康校长身体力行地带领下，以一级教授陈大燮、钟兆林，二级教授沈尚贤、赵福鑫、周惠久、严峻、黄席椿、张鸿、陈季丹、殷大钧以及最年轻的教授陈学俊等一大批人为代表，组成了迁校的核心力量，他们舍家撇业，义无反顾，把党和国家的要求与学校命运、个人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胸怀大局，慷慨西行。从１９５５年交通大学接受迁校任务到１９５９年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独立建校，其间虽历经波折，但最终圆满地完成了祖国的重托，为之后支援西北建设打开了新局面。

西迁，对于在繁华沪上诞生、在江南烟雨中成长起来的交通大学而言，是建校以来所经受的最艰辛的考验，因为这不是短暂的支援，而是永久的扎根，是要为了祖国的未来去开拓大业。如果没有爱国的大局观是很难完成使命的。时移世变，精神恒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间，西安交通大学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协同发展倡议，发起并成立了“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目前已得到国内外百余所高校的积极响应。在丝路英雄开创的丝绸之路上，交大人以开阔的胸怀，为人类文明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如果说张骞的“凿空”是改变中国历史格局的英雄壮举，那么交通大学的西迁就是改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格局的时代壮举。

（二） 丝路英雄精神熏陶下的奋斗观

将国家、民族与个人命运紧密结合是汉唐两代蔚然成风的社会风尚。“为国而生”的爱国情怀、建功立业的时代呼唤、积极进取的世界胸怀和争做卫霍的英雄梦想，使多少炎黄子孙奋发蹈厉，成为丝路上的不朽英雄。“夫翠鹄犀象，非不鸷也，有其用则不全；麟凤龟龙，非不灵也，无其时则不至。”在中华历史的长河里，丝路英雄们因时而至，他们“吞沙石而贾勇，召风雨而成枭”，披风卧雪，身冒矢石，奋斗于殊方绝域，一旦身死，乃成丰碑。与那些“功垂戈鼎，业盛山河”的丝路英雄相比，当年放弃个人优厚生活待遇的西迁人是英雄，而为交大迁校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也同样是英雄。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他们虽非“奋阵行伍”之间，却用６０余年的奉献和奋斗诠释着“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的生命价值。他们的奋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辞家战士无旋踵，报国将军有断头”，对于交大西迁人而言，奋斗从来就不是个例，而是整体的价值选择。

西迁后的交大付出了在上海所不能想象的艰苦创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创办工程力学专业的朱城先生，曾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把一切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新专业的创办与发展上，并竭智尽力地编纂学生急需的讲义教材，“著成堪与国际大师铁木辛柯相媲美的中国版《材料力学》”。由于超负荷的工作，他累倒在自己酷爱的岗位上，于１９５９年去世，年仅３９岁。真正是“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之丝路英雄壮志的写照。西迁后的交大，多少人在忘我拼搏，多少人在无私奋斗。陈学俊院士自幼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立志报国。他认为国家建设“必须要有大批专门人才，发展经济，教育为本”，于是抱定“终身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理想，要为国家“努力培养电力和动力建设骨干”。西迁任务下达后，他积极响应，弃房舍业，举家西迁，扎根西部，“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科研与教学工作中，经过数十年的奋斗，不仅创建了多相流新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是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青年才俊，他们已担负起西安交大发展的大梁。还有利用专业知识为国家挽回损失的孟庆集教授、“甘当为后人铺路的石子”的屈梁生院士、“一息尚存、奋斗不已”的殷大均教授，凡此人物，不胜枚举。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奋斗精神，更体会到了“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校风。中华民族正是有无数这样的脊梁，才有足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

历经迁校后的艰苦岁月，也经历了时代变迁带来的潮起潮落，西安交大一直坚守着当年迁校那份建国强国的初心和为国育人的高远志向。“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是交大人无怨无悔、奋斗不止的时代誓言。如果说汉唐两代的丝路英雄靠“雄绝域之志”的奋斗精神为后世留下了两个强盛时代的身影，那么，踵武前贤的西安交通大学也是靠奋斗精神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竖立起了一座耀眼的丰碑。

三、“西迁精神”面向的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交通大学的西迁，是中国高等教育负重前行的西征，肩负的是建设西部的伟大使命，凸显的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时代魄力，它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奋斗的优秀典范。以“爱国、奋斗”为核心的“西迁精神”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坚守和继承、对丝路英雄精神的汲纳和发扬，更是交大人奉献和奋斗历史的价值升华，它以强大的感召力砥砺着后人鼓起勇气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新时代，交大人更应该传承和弘扬“西迁精神”，因为它面向的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西迁精神”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而且具有强大的现实价值。“西迁精神”蕴含的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胸怀大局、服从安排，迎难而上、智慧创新，弘扬传统、励精图治，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等内容，将永不过时。６０余年的奋斗历史，西安交通大学逐渐走出了一条求实创新、超越自我的开拓创新之路。交大人将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把又是向西而行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建成世界级科技中心，建成我国第一个没有“围墙”的卓越大学。如果说迁校后的前６０年是交大人的第一次创业的话，那么，“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将是交大人迁校后的第二次创业。这是西安交大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大学与社会有机融合发挥引领作用的积极开拓。

“西迁精神”将不断发挥精神示范作用、道德引领作用、价值践行作用和思想导向作用，鼓励新一代知识分子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建设，到生活艰苦的地方去改变，到文化落后的地方去发展，用活力、魄力和创造力面对逆境、战胜困境。这才是“西迁精神”内在的无穷魅力，也是“西迁精神”对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之时代呼唤的回应。

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到西安交通大学，不畏艰辛的拓荒者前赴后继、薪尽火传，从盛宣怀、唐文治、叶恭绰到彭康，他们一路披荆斩棘，排除万难，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形成了不畏艰险、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追赶超越、建功立业、精益求精的卓越追求，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厚积薄发的创新意识。从黄浦江到黄土地，交大人深深扎根在西北人民当中；从教育科研到民族复兴，交大人默默奉献于国家发展大局。百廿年的弦歌不辍，交通大学始终秉持为国家民族而生、应时代风气而兴的家国情怀，在创建中国高等教育一流学府、培育中国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的征途上不断前行，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