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西部大地，奋力追赶超越

——关于弘扬西迁精神的思考

交通大学的西迁精神表述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16个字，其实质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爱国奋斗精神。如果我们考察交通大学西迁的由来以及西迁精神的形成，不难发现，交大西迁的鲜明主题就是爱国奉献，就是为了国家民族而艰苦奋斗、追赶超越。

    党中央、国务院为什么会在1955年4月做出交大西迁的决定？因为在当时，朝鲜战争才刚刚平息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启动，我国面临摆脱一穷二白，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战略任务。关于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极端迫切性，让我们在这里引用毛主席当时讲的一段话加以说明。主席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尤其是极端缺乏大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技术装备。很显然，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尽快得到扭转，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站立起来的基石就难以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有两个，一是要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二是要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这样就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当务之急在于发展重工业，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作为推进工业化的一个重大措施，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党就确立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的高等教育发展方针，通过院系调整，加强工科大学，组建多科性工学院或专门工学院，使全国的工科院校由建国前的寥寥数所猛增到38所，在当时院系调整后全国181所各类高校中排第一位，在全部高校所设的249种专业中，工科就达144种。一些有名的综合性大学如清华、浙大、湖南大学、重庆大学等，都已经改办为工科大学，他们与几所老牌工科大学：交通大学、哈工大、天津大学等一起，组成工科院校中的第一方阵。这些学校的任务很重，因为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就要求培养出工科毕业生9万4千余人，相当于解放前20年间工科毕业生总数的3倍（1949年全国工科在校生不足两万人）。同时，为提高培养质量，从1955年起，清华、交大等校的本科生由4年制改为5年制，研究生培养也加大了规模，加快了步伐。这几个学校国家要求率先发展成万人大学，其中交大又被排在建成万人大学的第一位。

当此之际，随着苏联援助我国的156个工业建设项目的落地，对于工业建设人才的迫切需求更趋白热化，而其中又特别凸显了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匮乏。

当时我国存在两个严重不平衡，一是高等学校布局的不平衡，70%的高校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而像西北五省区，全部高校加起来才不过八九所，工业院校只有地处咸阳的区区一所；二是工业布局不合理，同是也是70%在沿海，30%在内地，这种状况无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当时所面临的国防形势，都是极端不利的。为了扭转工业布局的不合理，一五期间国家在内地安排的基本建设占全国投资额的一半左右。其中在限额以上（当时规定投资300万元到1000万元的项目为限额以下，高于这个数字的为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中，有53%部署在内地，它们主要分布在武汉、太原、西安、包头和兰州。从全国范围看，主要是扩建和新建8个工业区，其中包括以电器、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西安区域。

以西安为中轴，东到洛阳，西到兰州，在当时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带，用周总理的话讲，这里应该成为我国的乌拉尔，那里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可靠大后方。以西安来讲，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西安列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曾先后来西安考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工程，布局在陕西的24项，西安就有其中17项；同时安排在西安地区的大中型建设即“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和项目多达52个，非常集中；中央还决定将一批重要的工业项目，包括核工业研究等尖端科技及兵器工业放在西安，这在全国同类城市中是罕见的。可见，在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中，西安是重要的一环。当时的建设速度十分惊人，像西安东郊的军工城、纺织城，西郊的电工城，南郊的文教区等，在1955年均已开工兴建，城市面积由1952年的22.66平方公里，向90平方公里迅速扩展。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基建大军达10万之众，在解放军整建制转业的有6个建筑师中，有4个师调入西安。建在西安的企业大都为国内领先，像黄河机器制造厂是我国第一个雷达工厂，电力电容器厂是我国最大规模的综合电力电容器厂，远东公司是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附件厂，东风仪表厂是我国鱼雷研制生产的主要基地，光学仪器厂是我国光电行业骨干企业，高压开关厂是我国高压开关制造的龙头企业等等，西安附近几个大电厂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下，西安和整个中西部地区对于人才的迫切需求可想而知。

反观当时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恰恰遇到了发展中难以解决的突出瓶颈。建于19世纪末的交通大学校园，到了上世纪50年代，面积不过三四百亩地，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49年全国解放时交大有在校生2000多人，校园已经显得拥挤，而到1953、54年，学校扩大到四五千名学生时，就必须借地上课了，按照国家要求尽快办一所万人大学的目标更难以实现。1952年，在交大由理工管为特色的大学调整为机电和造船为主的重工业大学后，几乎所有设置的专业都要从头创建，对于空间的要求更为紧迫和突出。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势必要求学校大规模开展科学研究，而当时的条件却难以支撑。显然，这些与“工程师的摇篮”是难以相符的。

那怎么办，为什么不设法增加校园面积呢？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当时的沿海地带，包括上海，形势还相当严峻。虽然朝鲜战争已经在1953年结束，但美国仍然不断发出威胁，甚至叫嚣在中国丢原子弹。台海一再出现紧张局势，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口号喊得很响，对东南沿海的袭扰经常进行，在1955年2月，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才被驱赶出盘踞多年的大陈岛、一江山岛等，浙江沿海岛屿得以全部解放。上海1949年解放后曾遭到敌机频繁轰炸，在那以后的几年中也一直被视为有可能随时爆发战事的前线地带，大规模基建不得不暂停进行，一些单位转移到内地，压缩人口、动员疏散的任务都已在进行中，这些都对地处闹市区的交大直接产生影响。而从具体情况看，地征不下来，稍具规模的基建更是搞不起来。即使这些因素得以解除，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土地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当时估算，就算有可能着手进行新校区建设，至少也要花费10年时间，同时所需费用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迁校西安，土地费用只是上海的十分之一。

一边是国家等着用人才，但学校力量却发挥不出来，也一下子看不到解决的办法，一边是西安和整个大西北的工业化建设亟需高教力量的支撑，这种情况就构成了交大西迁的历史大背景。后来周总理在处理交大迁校问题时讲过一句话：并不是说没有考虑过交大迁校的困难，但当时的情况是针对西安和大西北的建设需要。让交大去，就是想搞得快一点。

这样，在高教部1955年3月底第一次向中央提出加强内地高校建设，并提出交大迁到西安的动议，中央在短短几天内就表示同意。圈阅这个文件或作出批示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和彭真。两个多月后中央召开全国文教会议，其文件就正式写上了交大西迁。文件经毛主席批准下发全国。毛主席对交大西迁很关心，曾当面向交大教务长陈大燮先生了解有关情况。周总理亲自指挥了交大西迁。特别是在1957年迁校遇到困难时，总理不惜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并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予以解决，提出了更加符合实际的交大西迁新方案。陈毅副总理以前是上海市长，对交大最了解，作为主管文教工作的副总理，他坚决主张交大内迁。他讲过，交大迁得对不对，十年以后看，自己愿为交大迁校挨10年骂。

也正因为出于国家的高度重视，交大迁校的基建盘子是1900万这样的当时全国高校最大一笔巨额投资。校园按12000名学生的规模，确定为1200亩，在当时也是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中宣部、高教部、陕西省西安市、上海市的共同努力下，有关迁校的经费保证、土地保证、基建保证、运输保证、生活保证，甚至调爱、办中小学、教学区供应暖气等等，都在第一时间得到圆满解决。比如土地征用，西安市政府在1955年4月一接到高教部来函时就表示，交大迁西安，地要多少给多少，要哪块给哪块。征地涉及到三个村庄，几个月内就征集到位，完成了一切手续。当1957年的一段时间里交大迁校遇到干扰时，西安市通过人代会坚决挽留交大。市委第一书记方仲如同志表示说，交大在上海有60年历史，而在西安将会有600年、6000年。在交大成功迁至西安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党的思想力量、组织力量、作风力量，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对于迁校到西安，交大党组织和广大师生员工雷厉风行贯彻中央决策，体现出炽烈的爱国奋斗情怀。

 在1955年4月初中央做出交大西迁的决定后，学校动作很快，创造了今天难以想象的建设和搬迁速度。4月6日晚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同志接到高教部党组书记、部长杨秀峰同志的电话通知，第二天一大早就分别召开校党委会和校务委员会进行研究部署，并很快在全校公布校务委员会有关迁校的决定。同时也马上安排人前往高教部领受任务，并在第一时间与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取得联系。接到电话通知仅仅一个月后的1955年5月10日，交大在西安的1200多亩校址就已经踏勘到位，确定下来。再过5个月，1955年10月下旬，校园规划完成，一切手续到位，2000多名工人进入工地，按当时的最高标准进行开工建设，连大年初一都没有停工。到第二年四五月，新建成的校园就已经基本满足上课条件。1956年9月10日，交大首批迁至西安的近6000名师生员工，在西安举行了盛大开学典礼，随之开展紧张的教学科研。前后算起来还不到一年半时间。

交大师生员工对于中央有关迁校决定，给予了极其热烈的响应。正如1955年5月25日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公告中所郑重表示的：“这一迁校的决定，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保证顺利完成。”“必须动员全体师生员工正确地接受国务院的这个决定，要有全局观点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充分发挥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顺利完成迁校任务而努力！”当时交大最年长的教授之一，解放前曾经担任过交大校长的著名机械学家程孝刚院士兴奋地说：“这是多么雄伟的远景！毫无疑问，中国的重工业的重心正在逐步西移，也毫无疑问，配合重工业的大学，也很有必要逐步在西部建立起来。交通大学又一次站在时代的前列，担当向西部工业进军的先锋，这是值得我们引为自豪的。”以一级教授陈大燮、钟兆琳，二级教授沈尚贤、赵富鑫、周惠久、严峻、黄席椿、张鸿、陈季丹、殷大钧以及最年轻的教授陈学俊等为代表，几十位教授专家成为迁校的核心力量，对于年轻一代起到了标杆和带头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无偿上交自己在上海购买的住房,举家西迁,义无反顾.

    广大青年教师和学生们更是热烈拥护交大西迁。在迁校启程之前，全校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展了“跑西安”活动。当时上海到西安的火车路程全长1509公里，平均每人要跑50公里。5月26日，绝缘52班首先跑完全程。到1956年6月6日，72个班级已有41个班在西安会师了。同学们实际跑的路程加起来就有80455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跑了两圈。在结束这项活动时，同学们致信彭校长表达心情说：“离到西安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格外不安地激动起来。是的，要到大西北去了，我们怎么能不兴奋、不喜悦呢？我们怎么能不忘怀歌唱、不尽情欢乐呢？西北期待着我们，期待着我们这批未来的工业战士。”

就这样，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交大的主力迁到了西安。在当时交通大学的七位党委常委中，有六位来到西安。原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被任命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1956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737人中，迁来西安的有537人，占教师总数70%。以当时的人员组成情况看，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了西安。迁校中青年教师改革开放后成长为两院院士的有9人，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有11人。

当年迁校学生中的情况是：1954级、1955级迁来西安的共计2291人，占这两个年级总数的81.1%，而1956年的入学新生2133人全部在西安报到。分设之后，1957、1958、1959年入学的学生，除造船、运输起重两个确定留在上海的系之外，绝大部分在西安就读。研究生中的大多数人也随所在学科专业来到西安。1956年以交大迁校为契机，国家开始实行高校全国招生。华东上海一带的大量应届高中生，就是因为已经知道交大要迁到西北去，报考交大更加踊跃，招生质量大大好于往年。1957年交大确定分设两个部分后，决定四五年级的同学在上海读完，但仍有相当多的同学坚决要求随校西迁，在西安毕业。迁来西安的学生以及迁校中在西安入学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也有9人之多。

1956年至1957年，运送西迁物资的列车装满700多个车厢。图书设备以及档案的绝大部分迁到了西安。全迁或部分迁至西安的实验室有25个，同时还新增专业实验室20多个，实验室总面积比上海扩大3倍以上。在交大分设为西安、上海两校之际，西安的仪器设备超出上海近乎一倍。圆满实现了国家所赋予的西迁任务。

1959年7月，按照中央指示，交通大学的西安和上海部分单独建校，分别命名为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她们同时都进入全国首批16所重点高校行列。按照当时所确定的规模，交大两个部分的在校生达到16000人，这就远远超越了万人大学的目标。由于交大西迁，祖国西部第一次拥有了国家重点大学。西安交大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前进步伐很快。以学科建设来讲，迁来西安最初的短短两三年中，在理科方面建成了应用数学系、应用物理、应用化学专业，在工程领域建成了钱学森一回国就大力提倡的工程力学专业，建了自动控制、电真空技术、计算技术与装置、无线电材料与元件等一批新兴专业，并建成了原子能专业、高电压等专业，使迁来时的15个专业增加到25个，大大扭转了院系调整后的学科单一状况，成为一所以机、电、动、无线电、原子能等为主，兼有应用理科的新型工业大学，新技术学科得到孕育和发展，办学特色更加鲜明，有条件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迁校时师生手持的车票印有10个大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秉承这一宗旨，学校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为己任，为生产一线大力提供智力支持。命名西安交大后仅仅几个月，就有2800余名师生奔赴陕西与周边省市的63个企业，所开展的设计、制造、投产项目达1900余个，与大西北一批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稳固的长期协作关系。这是以往几十年间在上海从未有过的经历。

    迁校后的科研工作紧密结合国家需求，上质量、上水平，迈向高精尖。1960年全校开展的各类科研课题超过1000个。在当时国家科委所下达的“科技十年规划”中，西安交大承担了32个规划、120个中心问题中的257个课题的研究任务，其中由学校一家负责的就有9个中心问题、68个研究课题。周惠久院士主持的金属材料强度理论研究，是上世纪60年代我国能够与人工合成胰岛素相媲美的几项突破性研究之一。迁校后的交大校园也出现了科研“国家队”，即由教育部批准的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室、电气绝缘研究室、工程热物理研究室（筹），它们代表着中国大学的先进水平，后来顺理成章列为西安交大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的3个。

    扎根西安后，学校事业不断得到健康和快速发展。1985年西安交大与清华北大复旦上交同时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1996年在西部率先开展“211”工程建设，1998年成为“985”工程第一方阵中的九所高校之一，2017年起又投入了“双一流”建设。用原教育部部长周济院士的话说，“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做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盘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这一切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我国建成现代化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在我省追赶超越的伟大实践中，“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仍然熠熠生辉，永远赋予我们美好的理想追求与前进动力。西迁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