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西安交大，师生们永远怀念着一位令人敬仰的老人，那就是率领他们迁校的老校长彭康。

彭校长是我党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1953年7月到交通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西迁后任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交大工作了长达15年之久。他正确的教育思想，活跃的思维，经常深入基层的身影，都深深铭刻在交大人的心坎里，成为老交大人谈不完的话题。为了支援西北建设，他亲自踏勘校址，组织迁校，率领交大师生来到黄土地上奋斗，在这里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结束。

还有钟兆琳教授。钟先生文革前就是一级教授，是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是开拓大西北的积极倡导者、实践者和建设者。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怀着教育救国的思想，1927年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负笈东归。他常对学生们讲，不把西北开发建设起来，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繁荣昌盛。在当年交大西迁中，他不仅在校务委员会上率先举手赞成，而且身体力行，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宅，把已经瘫痪在床上的夫人安顿在上海，孤身一人来到大西北。他和青年教师一起吃食堂，一起和同学们在课堂上耕耘。西迁后他时刻谆谆教导学生和青年教师确立献身于开发大西北的理想。先生一生立志建设大西北，矢志不移。直到他80岁高龄，还不辞辛苦前往新疆和甘肃等地考察，还想着学习维吾尔语，好为新疆人民服务。一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对开发大西北提出建议，并对未能亲自去宁夏考察终生遗憾。先生临终前，曾谆谆告诫儿子，要求去世后骨灰安放西安，安放在他钟爱的黄土地，安放在他献出一生的大西北。

一级教授陈大燮，是我国著名的热工专家。在上海时，毛主席曾接见过他两次。迁校时，他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和夫人一起来到西安，为建设和发展西安交大呕心沥血，辛苦工作了一生。临终前，把自己一生积蓄的3万元捐给学校做了奖学金。他的夫人去世后，又把陈先生留给她的1万元生活费、医疗费也捐给学校，他们不仅在生前而且也想着死后也要为自己所热爱的学校做贡献！

数学教授张鸿，早年留学日本，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后，他毅然携病妻弱女，带头来到西安创业，以满腔热情，不分昼夜地投入紧张繁重的建校工作。那时在交大校园，人们常常会看到下班半小时后，他才离开办公室，拎着饭盒走进食堂。在他的影响下，不少思想上有过波动的教师，终于下决心迁来西安。张先生一心扑在工作上，生活却十分俭朴。三年困难期间，党和政府为了保证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部分副食供应，采取了发“红卡”的特殊措施，但张先生的“红卡”却一直没有用过。他宁肯自己生活艰苦一些，也不愿给政府增加一点负担。

在交通大学迁校、建设的日子里，像彭康校长，钟兆琳、陈大燮、张鸿教授这样一心一意为交大建设无私奉献的人数不胜举。

吴之凤教授卖掉上海的钢铁厂、小洋房，举家来到西安；周惠久教授的爱人当时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已是有名气的医生了，可为了周先生的事业，他们一家全来了；陈学俊教授，卖掉上海家里的房产，携家西迁，最初的日子，他们的两个孩子进城上学，要靠坐农民的马车去学校；殷大钧教授家有88岁的老母，自己患有胃病，他克服困难，动员全家，带领老母和家属6口人迁到西安；赵富鑫教授，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了，迁校时他巳到知天命的年纪，记者问他为什么也要举家西迁时，赵老朗朗地笑笑：“五十多岁我还算年轻，到西北有好多事可以做啊!”

……

留在西北的交大人，不仅仅是自身的奉献，而且是几代人的奉献，他们当中有的只身来到西安，家属留在上海，有的夫妇俩一起来到西安，孩子留在上海由父母照顾，有的举家西迁。

周龙保教授曾叙述了一件往事。他们夫妇刚来西安时，两个孩子都小，那时西安供应紧张，为了让西安的两个孩子吃到白糖，他在上海的母亲把每天早晨买粢饭团时夹的白糖，一点点剥出来，用纸包好，积攒起来，托人带到西安送给孙子吃。现在他是博士生导师，后来，有许多单位邀请他去工作，都被一一拒绝了，他说：我的根在交大，我们的事业在西北。

万百五教授是家里的独子，西迁时他丢下年迈的父亲，来到西安。他的父亲是上海市有名的动画家万古蟾，老人住在上海，他的两个孩子出生后就送到上海交给家里照管，那时他们夫妇在学校工作忙，上海的爷孙们就互相照顾着生活，先是爷爷照顾孩子，后来孙子大了一些，又照顾爷爷。每每提到这段往事，万教授的内心就涌动着酸楚。在西迁的交大人中，像万百五教授这样的独子、独女的人不少，他们扔下个人的小家来到西安，想的是、为的是祖国的大家庭!

这就是一代老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和崇高追求。

本文节选自翟博、迈曾《交大西迁——献给交通大学建校100周年暨迁校40周年》，原载于《中国教育报》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