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指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国家、政党或者个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形成的关于国际秩序、世界格局、时代主题，以及本国、本党的国际地位、核心利益和长期目标的全局性、综合性、长期性认知体系。一方面，存在决定意识，国际战略思想受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深刻影响，体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和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国际战略思想是国家、政党或者领导者个人制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具体政策的指南针。2014年8月，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思想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探寻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来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立足现在，并开创更辉煌的未来。

一、马克思主义的不竭动力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思想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体现，“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做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其中，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能看到存在的问题，又可以看到发展趋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好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的结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个判断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洞见基础之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后来新中国对外关系发展，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要考量对外战略的这个最根本问题。

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最为典型的是体现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上。根据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审时度势，在两个“中间地带”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邓小平则在联合国大会上进一步将其阐述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仅从国际利益和权宜之计的逻辑来评价“三个世界”理论是肤浅的，必须要看到其背后的哲学思维和理论高度。

2014年3月24日，习近平在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体现了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透过现象抓到本质。中国充分意识到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各国必须要实施科学有效管理，发展先进安全的核能技术，同时也要妥善应对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治标还要治本。只有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和谐友善的国家关系，开展和睦开放的文明交流，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问题，实现核能的持久安全和发展。”按照此战略逻辑，我们可以对当前诸多国际热点有更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叙利亚形势如此，阿富汗动向亦然。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滋养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其对外战略思想离不开本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精华，对我们认识世界、分析问题和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不可或缺。

毛泽东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思考。他用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来说明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的辩证关系，用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来分析抗日战争的最终发展趋势。在《论持久战》中，他提出：“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毛泽东运用中国智慧，在当时尚处于全面劣势的情况下，准确预言了日本侵略者必败的命运，同时用这种表达方式，让国人迅速理解并坚信持久抗战必胜的道理。

2013年4月7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亲仁善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事业没有终点，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新起点。”这里的“亲仁善邻”，来自《左传·隐公六年》中“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说法。《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引用《周易》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来强调忧患意识，还引用苏轼在《晁错论》中的名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深刻论证了治国经略要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全面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解决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对很多西方听众而言，这种说明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赫拉克利特的哲思，“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在中西方共同文明传统的源头上找到了交集和共识。

三、对不同文明的兼收并蓄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文明思想的启发。中国共产党强调理性的“拿来主义”，大胆吸收人类文明中的精华为我所用，显示了开阔的胸襟和选择的智慧。毛泽东于1937年12月28日致信郭化若，建议其在研究战略问题的时候，必须开阔眼界，“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这其中包括了世界战略史上的诸多名著，甚至还包括当时中国战争对手的思想成果。也正是这样的胸怀和视野，为中国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获得民族独立和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深刻认识中国当时的状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从战略角度为中国富起来擘画蓝图。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对于习惯了意识形态挂帅、坚持“两个凡是”的国人而言，这是思想领域的重大突破。“南方谈话”期间，邓小平仍然坚持这种开放的态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是国家长期的发展战略，“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习近平高度重视借鉴西方国家战略家思想，善于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来阐述观点。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华盛顿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演讲，从中美两国国情和世界大势出发，建议两国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同时妥善有效管控分歧，重视广泛培植人民友谊，共同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特别提到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中的观点，“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还特意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名言，“做对的事，任何时机都是好时机”。中美两国应该站在为两国人民负责、为当代世界负责、为人类未来负责的战略高度上规划两国关系。这种广泛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努力，是立足于更高层次甚至提升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的。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精准地道出了文明发展的逻辑链——“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对文明史发展规律的精辟总结，也是对未来文明进步的美好期许。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的风风雨雨，针对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特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足以彪炳史册的国际战略，为中国实现独立、走向富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孕育着新的机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思想将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国际环境，续写更加辉煌的未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初晓波在《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思想来源》）

原文链接：初晓波：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