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独秀最初极力推崇以实现共和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在感受民国政局混乱之后，转向民众的心理建设，并将“革命”内涵加以拓展，延展至伦理、道德、文学等各方面。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开始眼光向下，主张民众运动。在对世界劳动运动历史规律进行总结的过程中，他由主张民众运动发展为主张劳工革命。陈独秀主张的革命具有多重向度，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等关系复杂。最终，两种“社会革命”在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合而为一，“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则独立性消解并融入“社会革命”之中。

关键词：陈独秀；共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 经济革命；

美国学者史华慈指出：“追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我想不出比密切注意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那几年里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思想历程更好的方法了。”1确实，对于理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宏阔时代背景、复杂知识转型、曲折理论探索而言，对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个案考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有关陈独秀的研究来看，国外研究相对思辨、笼统，理论性强而历史性弱。2国内有关建党前后陈独秀的研究则呈现出文化与政治截然两分的特点。前者主要探讨陈独秀在艺术、教育、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和建树，3后者重点关注陈独秀对共和、立宪、国体政体等问题的探讨和主张。4涉及中共成立前陈独秀革命思想的研究不仅数量少见，而且多被分割在哲学、文学、艺术等主题之内，呈现碎片化倾向。陈独秀此一时期主张虽因时势发展而侧重不同，但“救国”的初衷和立足点无异，以颠覆传统和现实的“革命”为路径，统领着其对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思考，对民主、共和、政制等方面的态度，对民主主义、平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有其系统理论逻辑主线。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能够体会中国知识分子在时局下的艰难探索，更可管窥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心理特征和思想演变轨迹。

一、黑暗范围的扩张与革命内涵的重诠

陈独秀在清末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国民”问题成为其“思考的重心”。5至民国时期，国体争议屡起波澜，复辟行动相续而生，知识分子对现状不满日盛。在对民国乱象的肇因和近代中国的出路进行反思和探索的过程中，康有为、陈独秀等不同代际知识分子产生了普遍的“伦理的觉悟”,“集体转向文化实践，希望以一种文化的方式重建新的政治基础”。6不过，在具体的重建客体上，二者背道而驰。康有为认定共和为混乱之源，试图“重释孔子太平大同之义”，以“论证孔子之道在共和民主时代仍然有指导地位”。陈独秀则坚信共和乱象原因在于“没有实现真正的共和”,“多数国民的觉悟”是“真正实现共和的首要条件”。7

在陈独秀看来，袁世凯复辟意味着政治革命失败，原因是“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8以致分别统领“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共和政制与文化传统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9换句话说，国民素质与国家性质、政治制度等密切相关，“国民在意识形态领域给予合法性支持”是民主政治外在架构避免坍塌的必然要求。101917年4月，陈独秀曾就此进行总结性阐述，“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11这一说法是对清末民初“唯政治革命”或者说“唯共和”观点的反思，也是对救国道路的进一步思索。政治革命不能立竿见影，应以国民各方面之改造、觉醒促成民主共和之实际，以救国家民族成为其基本主张。“革命”的内涵、种类也在探索国民各方面改造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共和立宪非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根本问题之解决，必须依靠“吾人”之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之所以需要后者，是因为伦理思想直接“影响于政治”。民国以后，中国政治上采共和立宪制，伦理上却“保守纲常阶级制”,“此绝对不可能之事”,故“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2也就是说，民主制度需要群众民主理念作支撑，要真正实现民主和彰扬民权，需要群众伦理意识转变，即由帝制时代纲常阶级伦理，变为以自由、平等、独立为基础的现代伦理，否则政治革命难收其效。当然，最后之觉悟包括政治、伦理觉悟，也说明试图“不谈政治”而转向文化事业的陈独秀，13思想核心立足点依然围绕政治，试图解决国体政体与民众心理的契合问题，从而为中国走向真正共和奠定“立国之道和立人之道”。14

康有为在1912年底发起孔教运动，陈独秀在1916年2月之前“从未就孔教运动及康有为本人作针对性的批判”。151916年9月，康有为等人致书呼吁将孔教“编入宪法”,定为“国教”,16主张“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17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与呼吁民众觉醒的陈独秀尖锐对立，遭其激烈批判。自《新青年》第2卷第2号开始，陈独秀连续数期均有一篇或多篇驳斥康有为，批判孔教和复辟的文章，主旨虽以儒家伦理为突破口，内容却逐渐延及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改造和革新的领域、范围、程度随之拓展。

在《新青年》第2卷第3号《宪法与孔教》中，陈独秀指出，“孔教问题”关系重大，是“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贯彻于吾国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广”。18第2卷第4号上，陈独秀发表《袁世凯复活》一文，批判“袁世凯二世”的相貌、思想、言论、行为均与袁世凯一致。所谓“袁世凯二世”，指向所有脑中仍怀专制思想者，尤其支持孔教入宪之“在野瞀儒”。19同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则一并批判了“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20第2卷第5号中，陈独秀表示儒术孔道虽不无优点，但其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学说，“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21

从政治、伦理是“最后之觉悟”，到批评孔教问题涉及伦理、政治、社会生活，再到指责“袁世凯们”相貌、思想、言论、行为均一致，认为中国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陷黑暗，对社会黑暗范围和儒家纲常危害领域反思的逐渐扩大，构成其革命思想由点向面发展的催化剂。

截止《新青年》第2卷第5号，陈独秀仍是从一般意义上强调政治革命不能一蹴而就改变中国状况，需要各方面尤其伦理道德上的民智启蒙。至第2卷第6号，陈独秀正式发展了“革命”概念，开始将之用于思想、道德、文学等各方面。个中缘由，不仅发酵于孔教问题，胡适有关文学革命的主张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1916年10月，《新青年》第2卷第2号刊载胡适与陈独秀的通信，胡适针对陈独秀呼吁“文学变迁”之说，提出“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陈独秀对其中两项意不甚解，对其余六事“合十赞叹”,以为“文界之雷音”。22随后，陈独秀私下致信胡适，邀其“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23此时陈独秀除引用胡适“文学革命八事”时使用“文学革命”外，他处仍称“改革”“改良”。

胡适力倡“文学革命”,陈独秀邀其撰“改良文学论文”,胡适乃作《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革命八事”被代之以“改良八事”。其中原因，是胡适考虑到“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想让文题“温和而谦虚”。24有意思的是，或是有感于需彻底推翻儒家纲常所孕育出的道德、文学、艺术等，陈独秀与胡适在“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用词上，发生戏剧性颠转。

《文学改良刍议》刊发后次期，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从欧洲情况追本溯源，把“革命”概念加以发展，将之普遍适用于此前反复批判的其他各方面。文章开篇即言，欧洲之所以“庄严灿烂”,“革命之赐也”。欧语中革命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文艺复兴后欧洲政治界、宗教界、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全方位革命，共同促成庄严灿烂之欧洲，“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反观中国，政治界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原因在于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单独政治革命，对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为此，陈独秀将“孔教”问题视为“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将胡适封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25

尽管“革命”一词在当时已是老生常谈，且不乏逸出政治领域的使用，但少有人从词义根源上进行理论阐释和说明，26大体仍默认赓续传统意义而局限于政治领域。如1915年底，高一涵在文章中指出，“凡为变至骤，为事迁及政治根本者举为革命”。271917年卓鲁顿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也称，“革命”之说虽“脍炙人口”,但指向甚狭，“莫不曰推翻满清专制之朝，而建中华共和之国而已”。28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从释义上将“革命”突破政治藩篱，更从欧洲历史和现实中寻找“革命”意涵扩大和主张实行的合理性基础，最终以欧语中“革故鼎新”的“革命”替换汉语中“朝代鼎革”的“革命”。从中不难看出陈独秀重释“革命”的原因：事实证明，仅靠政治革命难以挽救危局，要让民国的“共和”名副其实，必须从伦理、道德、文学等各方面进行全面革命。从政治革命到以伦理道德革命、文学革命为标志的全方位革命，构成陈独秀此时救国思路的逻辑发展和取向转变。

二、强权世界的冲击与改造思维的拓展

近代以来，国人自强、求富、救亡、图存等尝试均取法西方，西方成为时人眼中文明之地，理想之国。清末民初将“共和”作为根本救国之法，体现出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推崇和向往。陈独秀“迷信共和，以为政治之极则”,29多次从各方面盛赞西方国家的自由、平等、文明。对于社会主义，则虽早有了解，却兴趣不大。其1915年9月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将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并列为法兰西人所赐“近世三大文明”。不过，文章对社会主义并未过多评价，而是对社会主义前途给欧洲权力阶层的警示所催生的“社会政策”满怀期待。30

虽然一般论述中，陈独秀多笼统地将欧洲视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榜样，但一战爆发也证明，欧洲国家发展程度虽整体领先，道德行为却好恶有别。1914年11月，陈独秀在文章中虽承认近世欧美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但也指出，德、奥、日虽亦为“立宪国家”,而其国民“皆误视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即“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31其后，陈独秀还强调，欧战原因结果“固甚复杂”,但同“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之消长，侵略主义与人道主义之消长”关系至巨，德意志胜利则“无道之君主主义、侵略主义，其势益炽”,“弱者必无路以幸存”。32列国征讨德意志，实质上是为“尊重自由正义与和平，不得不掊此军国主义之怪物”。33对交战双方的不同认定，决定了对一战的态度和战后的期待。

协约国战胜后，当时“协约及参战各国盛倡‘公理战胜’之说”。34消息传至中国，举国欢庆，北京高校放假三天，“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35一时之间，“公理战胜强权”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

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宗旨便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在发刊词中，陈独秀立场鲜明地表示，协约国战胜德国，“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其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他还高度赞扬威尔逊，将其视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36在《每周评论》第二号中，陈独秀又专门论述欧战后“东洋民族”应有之觉悟与要求，呼吁东洋各国联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37

对“公理战胜强权”结果的演绎和对威尔逊的颂扬，代表着重构世界秩序，解决中国受压迫问题的渴望，是当时中国社会舆论倾向的时代缩影，巴黎和会由此被赋予了“建设充满正义的新世界”的重大任务。38蔡元培在演说中满怀期待地推论，“各国既标正谊公理之帜”,当然应“打销”中国历年外交吃亏之一切问题。39对一战胜利赋予的特殊意义和期待，与其后实际情况天差地别，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各国的态度转变和革命思维的急剧发展。

巴黎和会召开，西方国家否决中国合理诉求，“使得中国舆情与民心对西方诸强的民主号召大失所望”。40中国知识分子转而对主导巴黎和会的几大国表示强烈不满，展开猛烈抨击。1919年2月，陈独秀在文章中将威尔逊称为“威大炮”，指责其十四条“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41在5月4日的随感中，陈独秀将巴黎和会称为“分赃会议”,认为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42其后，陈独秀多次强调世界依然是“强盗世界”,时代依然是“强权时代”。

“强盗世界”“强权时代”既是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受现实打击后对世界不满的宣言，也意味着“西方文明论”在时人心中的终结和西方道路的幻灭。43陈独秀一改对共和的极端推崇，批判道，“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的立宪政治都是“敷衍不彻底的”，都只是政客“争夺政权的武器”。44各国都有“虎狼似的军警”蛮不讲理，肆意侵占他国土地，所以“吃饭”是“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45政治还不如“大家吃饭要紧”。46

此前，历经艰辛诞生的民国虽多有不足，但均认为前途光明。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所持的“实利主义”47立场与其宣扬的平等、自由等理念背道而驰，碾碎了时人的政治信仰，让国人“跌入失望的深渊”。48中华民国不仅现实社会混乱不已，未来发展目标同样丑恶不堪，现实与未来的双重危机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救国道路，决定了由以欧为师向以俄为师的路径转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对陈独秀等知识分子救国思路的影响，至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改革立足点从中国转向世界。49西方民主制度有效性的崩坏，推动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激化。一方面，“原先提倡思想文艺、个人解放的社团”变得“高度政治化，乃至主义化”,另一方面，“注重文学、思想、研究，以及一点一滴改造社会”者减少，大部分社团开始主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造”,且很多人都声称目的是“为了全人类、全世界”。50最典型者莫过于朱谦之发出了“宇宙革命”的呼喊。51这种革命思想的演变路径在陈独秀心中也十分明显。在陈独秀看来，君主民主制度全是一丘之貉，均需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于强权，结束仍为强权，则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非改造人类的思想”不可。521919年12月，在《新青年》复刊宣言中，陈独秀表示，应该抛弃已在世界上造成“无穷罪恶”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对世界各民族都表示友爱互助，对“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则以敌意相待。53区分敌我以地位、财富为凭，不以民族、国家为界，是强权世界军阀财阀当道下自然而然的理论跹跃，也是转向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前提。在1920年1月发表的随感中，陈独秀更明确宣称，“不要拿那一国来反对那一国”,而应以全人类讲公理的人“扑灭”全人类讲强权的人。54

其二，改革主体由以往“政学一体”的知识分子转向民众，方式随之由上层政治运动更替为下层民众运动。对强权的仇视，直接表现为对掌握政治话语权的上层军阀、财阀的不满乃至痛恨。《新青年》复刊宣言不仅将各民族与军阀、财阀视为对立的二者，更旗帜鲜明地宣称，“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55在随后的文章中，陈独秀从世界视角反复强调此点。他指出，日、英、法等国均存在立场分化，即“军阀财阀们脑子里装满了弱肉强食的旧思想，所以总是主张侵略主义”。而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互助、平等的新思想”，“都宣言侵略主义不合人道”。56

不仅如此，五四运动过程中，广大平民通过直接行动，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对时人触动极大。吴玉章便指出，以往革命者“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在五四运动中，人民力量“惊天动地、无坚不摧”,上层社会力量“微不足道”。57与军阀、财阀相对的下层民众由此进入知识分子视野并被极力推崇，对军阀财阀的批判和对劳工平民的颂扬一体两面，构成舆论主旋律，“平民主义”风行一时，“劳工神圣”口号响彻大江南北。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感受更为直观和深刻，他从人性恶角度断定，少数人垄断政治终非良法，不管换哪一班人，均“半斤等于八两”,根本救济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即由“多数平民”发挥民主精神，压制反动政府，58用与过去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的“民众运动”进行社会改造。59

三、在民众运动上从改良到革命

1920年之前，陈独秀对改造世界、民众运动的看法和认知，呈现出“由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60以至否定立宪政治而肯定“吃饭问题”。61这一转变是对之前革命思想的反思，并非笃信马克思主义。不过，从思想发展的趋向和规律来看，改造世界、民众运动倾向形成后，决定了理论主张的基本方向，实际上构成选择救国理论的前提。

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民国政局混乱和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直接催生了对国际国内政治的“极端厌恶”，62推动着改革目标偏离夺取政权轨道，这也构成以不要政府、不要政治为目标的无政府主义从“五四”前的“弱势思想”在“五四”后转为“强势的中心话题”的社会心理基础。63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展现出的民众伟力促使他们眼光向下，将民众视为历史主体，进而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纷纷试图破除“四民”身份壁垒，融入“革命群体”甚至“劳工”，完成身份认同转变的时代价值趋向。64知识分子对“人民”“劳动者”群体关注度激增猛涨，并开始研究世界范围内劳工运动的历史和现状，以之为鉴探索中国民众运动的步骤和前景，这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民众运动上由改良走向革命。

1919年12月，陈独秀提出自己对于国民大会应做之事的两点意见，其中对内为“只要想法子指导政府，不要想法子推倒政府”，因为推倒政府“不过升官图上改换了几个姓名”，实际没什么变化，徒添扰乱而已，“指导政府是根本的、永久的办法”。所谓指导政府，即强迫政府“遵照人民底公共意见”办事。65在次年4月的文章中，陈独秀更将中国现实政治运动视为政客拥着军人进行的“狗的运动”，认为“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66要求直接行动压制政府，同时却远离政府，其中不无矛盾。陈独秀此时推崇的民众运动可视为改革、改良之法，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

由于近代中国各方面落后，知识分子往往从中国之外的世界总结历史发展经验，寻找、权衡、选择救国道路，这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中的“华夏中心”在近代蜕变为“世界本位”。陈独秀在民众运动方面从改良走向革命的逻辑演进，正是在从世界视角考察西方国家现代劳动运动规律过程中发生的。

1920年5月1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67有关劳动者、劳动阶级的文章、演讲等一时之间层出不穷，《新青年》第7卷第6号适逢其会，成为“劳动节纪念号”。该期刊载了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的演说词和对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意见。

演说词中，陈独秀从世界视角将劳动者觉悟、要求的基本发展趋势分为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东方各国如日本、中国劳动者，尚处这一阶段。第二步“要求管理权”，即劳动者“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欧美各国已至这一阶段。68两步的实质，大致可视为由改良到革命的阶段性突破。演说对劳动者觉悟、要求、使命的阐述，意味着“陈独秀已经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69

自列强入侵，寻找一条便捷、可行，甚至最优之路来改造中国，以改变内忧外患的状况，实现对西方的快速追赶乃至后来居上，70是知识分子的热切渴望。巴黎和会直接催生了由改造中国向改造世界的观点转变，“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在这一独特背景下获得了紧密而内在的联系”。71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成为中国选择超前性道路，实现超越式发展的合理前提，也构成早期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陈独秀虽然区分了东方和欧美劳动运动的不同阶段和目标，但在改造世界的前提下，国际国内的不同要求也导致其在具体主张上不无矛盾，甚至在视角转换中有意无意模糊乃至混淆国际国内劳动运动的阶段性边界。

对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意见认为，长沙新闻界代女工向厚生纱厂要求待遇改良是“自寻侮辱”，原因是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这些说法与演说词断定中、日劳动运动处于第一步明显自相矛盾。应该说，二十世纪劳动运动是“要求管理权时代”，是从世界着眼得出的结论，而非中国劳工运动本身达到的阶段性要求。对要求改良的“温情主义”的批判，可视为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宣言。

从世界视角观察、探索劳动运动规律的同时，对政治的反思同样在世界背景下进行，并不可避免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寻找不同于西方的新发展道路。陈独秀在意见中便称，欧、美、日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前途遍地荆棘”的“错路”，是“不可不预防”的。意见还期望穆藕初等企业家“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甚至“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72对中国工业发展情况的分析和对欧、美、日发展道路的否定，说明陈独秀对救国路径的关注已由追求共和、民主的政治革命，转向避开造成强权世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至于避开之后的中国社会发展走向，则不言而喻。

需要说明的是，受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73的“经典论断”影响，“既往研究多将十月革命视为中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关键”。74从历史和思维发展轨迹来看，苏俄的榜样作用和革命经验对中国知识分子认识、接受、笃信马克思主义当然意义重大。但不能否认，西方道路的梦想破灭是十月革命发挥、扩大其感召力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1898年已传入中国，十月革命1917年便取得胜利，二者均在五四运动后才逐渐得到广泛关注。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带着“率先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先行革命’的优越感”，75对俄国少有兴趣，而“倾向于接受西方所给予的最‘时兴’的和最极端的解决问题方式”，以至来自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不同时期理论，在中国舆论界“呈现为同一时代理论的各种变异形态”，亚当·斯密、尼采、米勒、托尔斯泰、赫胥黎、达尔文、克鲁泡特金等许多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都在中国舆论界得到广泛讨论。76

五四运动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已经是前车之鉴，唯有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可为他山之石。从陈独秀思想变化来看，一方面，由此前倡导以各方面革命再造共和，到呼吁改造整个世界，已暗合世界革命的主张。另一方面，由倡导压制政府的平民运动，到认定劳动运动已经进入劳动者要求管理政治、经济、产业的时代，多少含有劳动阶级革命和劳动阶级专政的意味。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前可能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到这时也就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基本革命主张。文章认为，世界各国“最不平最痛苦的事”，是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压榨劳动阶级，所以劳动阶级应“站在国家地位”征服资产阶级，进而废除私有制，消灭经济上的不平等。文章还引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尖锐批判不主张革命的“马格斯修正派”,要求“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77《谈政治》一文，“以阶级观点观察、分析民主和国家的实质，从而以阶级解放代替了个性解放，以个人为本位主义转向阶级为本位主义”，78是陈独秀对当时世界各种政治主张进行系统分析、甄别、反思后，表明自己革命立场的重要文献。《谈政治》的发表，意味着陈独秀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79

从五四运动爆发到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革命主张呈现三阶段变化：受五四运动影响而主张在远离政府的前提下以平民大众压制反动政府，转为从世界视角主张纠合劳动者进行劳动运动要求国家管理权，最终皈依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革命。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由推崇资产阶级共和民主到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取舍、博弈、权衡过程，也是由改良走向革命的过程。

四、从“经济革命”到“社会革命”

无论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还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初，最受人关注的都是鲜明的经济学特征。有学者便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前，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多侧重于其经济学说”。80梁启超在评介社会主义时即言，“非稍通经济原理者，莫能深知其意”。81高一涵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经济的理想”,82陈独秀则将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不能成功的原因归为“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83

转向马克思主义后，陈独秀以经济因素作为分析问题的根本切入点，对西方政治原则和发展道路进行批判和揭露，阐明了经济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一方面，对西方“共和”的本质进行剖析，熔断政治革命的理论根基，构建经济革命的必要性。他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舆论、选举，均为少数资本家所主导和支配，“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无论那国都是一样”。不仅如此，他还以“七个疑问”驳斥了“中国只须政治革命不必经济革命”的观点。84另一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否定，构建经济革命的必然性。他指出，资产阶级政治之所以酿成无穷罪恶，根本在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经济上贫富悬隔，政治受制于经济，同样为少数人所得而私，不仅已造成“过去的大战争”，更将酝酿出“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85一战爆发的原因由之前被认为是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与侵略主义的对抗，变成私有经济制度的恶果，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社会灾难之源，资本主义道路也就被彻底否定。

陈独秀的话语转变，鲜明体现了“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在救国取径上由政治向经济的重点转移。这一时期被频频提及的“经济革命”，是与以实现共和为目标的“政治革命”相对立的概念。不过，“经济革命”的说法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经济基础的绝对重视，相较而言，“社会革命”更为准确、正式和常用。

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学者几乎都是从“消灭私有制、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变革”角度理解“社会革命”。86实际上，西学东渐背景下，相关概念内容涵义凡有特指，使用语境必生歧义。“社会革命”等同于“社会主义革命”虽是常见情况，但“社会”“革命”两概念本身既有中源，也有西义，有复杂发展演变过程。87“社会革命”既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含义，又有复合概念的特性，在一般舆论中意涵、指向更加复杂。

“社会革命”一词作为舶来品，在较长一段时期具有凝固性和独立性，时人对之或重视或轻视，或研究或批判，很少具体探讨其内涵外延、具体设想，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联系、区别，而多是以选择救国道路为出发点进行非此即彼的使用和判断。将“社会主义革命”直接理解为“社会革命”确实是舆论中概莫能外的一种普遍现象。早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独秀便指出，“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88这里的“社会革命”自然是“社会主义革命”之意。

不过，陈独秀“革命”主张有其复杂发展过程，更有多重向度，又必然与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革命”产生矛盾。前已述及，陈独秀在认识到共和有名无实之后，转向主张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各方面革命。在《文学革命论》中，他将欧洲文明归功于政治界、宗教界、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革命，89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称近世文明诞生于对欧洲“旧社会之制度”的破坏，90其中体现了他对“社会革命”的另一种阐释。欧洲政治、宗教、经济等各方面革命，实质上就是对这些方面旧社会制度的破坏，而革命“只是新旧制度交替底一种手段”，91所以对旧社会制度的破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革命”。概言之，陈独秀主张的进行政治、伦理、道德、文学等各领域的革命，也是一种“社会革命”。92

由此看来，陈独秀的“社会革命”可以说具有内容上的“社会革命”和性质上的“社会革命”两种类型。前者是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的革命”，后者等同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内容的“社会革命”随目标不同而性质相异。转向马克思主义前，陈独秀主张的“社会革命”以“再造共和”为目的，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他主张的“社会革命”以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属于“社会主义革命”。

一方面，性质的“社会革命”大致等同于“经济革命”，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在分别指向“实现共和”和“废除私有制”的前提下是对立关系。另一方面，在内容的“社会革命”意涵内，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是并列关系，“经济革命”与“社会革命”构成属统关系。多向度的革命在逻辑上混乱交杂、发展演变，最终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而归入“社会革命”内涵之中。

由于很早便将革命作为改造社会的系统工程，陈独秀将经济、政治等改革作为社会进步的内容的思想在其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便已根深蒂固。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所期望的“民治主义”不限于政治，因为“社会生活向上”才是根本目的，而“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不仅如此，他还将民治主义分为政治、经济两方面，明确主张“应该置重社会经济方面的”，因为“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93“民治”突破政治畛域而服务于“社会生活向上”，政治、道德、经济等方面进步是各种工具，均意味着社会改造包含政治、道德、经济等各方面改造。次年2月，陈独秀在演讲提纲中列出了“德莫克拉西”的具体内容：“政治的德莫克拉西(民治主义)”“经济的德莫克拉西(社会主义)”“社会的德莫克拉西(平等主义)”“道德的德莫克拉西(博爱主义)”“文学的德莫克拉西(白话文)”。94将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等并列，并试图将之融为一炉作为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目标、方向，既能看出此时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尚无明确的性质区分，也能体会“革命”“改造”指向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文章与讲演提纲相结合，则可看出“经济”在“社会”和“社会主义”中的重要性。

社会革命是对各方面社会制度的革故鼎新，包括经济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等。从1920年前后陈独秀著述所关注的内容来看，一方面，他反复强调进行经济革命，铲除私有经济制的必要性，95另一方面还多次阐述伦理、道德、文化等各方面革命的目标、要求、重要性等。96同时，更改变之前对政治的回避态度，大张旗鼓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呼吁站在社会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97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革命是解决社会各方面问题的革命，而社会问题繁杂多样，所以陈独秀在同一时期不仅屡屡谈及教育、宗教、人口、伦理、劳动、自杀、工人、妇女、青年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还多次呼吁改造社会就要将社会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98其革命思想背后宏阔的社会性、鲜明的时代性彰显无遗。

不难总结陈独秀有关各种革命的三个要点：首先，“社会革命”符合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目标和指向，同时又囊括各方面的革命要求；第二，“经济革命”极端重要且属于“社会革命”的一部分，甚至构成“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第三，“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等同样属于“社会革命”,但与经济革命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差异。这些前提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等概念丧失其独立性而被溶解在“社会革命”之中，另一方面是“经济革命”的内容在“社会革命”中过于重要以至不得不在其内涵中被反复提及和强调。

1920年11月，在《共产党》月刊第一号“短言”中，陈独秀一方面将世界崩坏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革命前途规定为劳动者联合，“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又强调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要打倒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99前者是对经济革命的强调，后者是对社会革命的阐述，二者被提到同等地位。1921年1月，陈独秀演讲时指出，马克思之后的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客观，是因为证明了社会不安的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100未来以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为根本，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不安的唯一原因，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主要内涵，在某些不甚严谨的说法中更是全部。

适用上的取舍难免导致关注上的片面，在渴求革命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的前提下，难免导致对经济问题的绝对化强调，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有此倾向。李大钊主张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并强调“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政治、法律、女子解放、工人解放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101陈望道也同意，“经济是一切社会问题底总枢纽”,其他各种问题的解决“都须等着经济问题解决”才有可能。102解决经济问题指向消灭私有制以避免贫富分化，是经济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要求，却又与其他多种问题并列，意味着解决经济问题虽是根本，却也只是社会诸多问题的一种。这里其实存在一种扭曲的逻辑：在内容上，经济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部分，在革命上，经济革命却是社会革命的全部。1921年5月，《共产党》第四号“短言”便将“共产党底根本主义”归纳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即“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103经济革命覆盖社会革命的倾向显露无遗。

这种逻辑是知识分子受理论、现实各方面因素影响而诞生的一种自然思维产物，在十多年前便已出现。1906年，朱执信在文章中将社会革命分为广义、狭义两种，“广义则凡社会上组织为急激生大变动皆可言之”，政治革命为其中一种，狭义则“社会经济组织上之革命”。104朱执信之言，揭示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与广义和狭义社会革命之间复杂的包含、并列、等同关系，也为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最终被社会革命所取代提供了逻辑线索和预设解释。

此后，中国共产党使用的“社会革命”，往往指性质上的“社会革命”，但这种性质上的“社会革命”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要求融入其中的内容上的“社会革命”，二者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革命要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可能偏废政治、经济、文化等某一端，而必然是一种不言而明的“社会革命”。只不过，这种内容的“社会革命”与作为性质、目标的“社会革命”在同一个时空发生碰撞，便不免产生某些复杂难辨的化学反应。同一概念在不同维度有着不同规定性，矛盾、冲突必然发生，融合归一也是大势所趋。

余论

余英时认为，“革命是全面社会重建的运动”。105陈独秀由极力推崇以“实现共和”为目标的政治革命转文化革命，原因正在于他认定要推动社会进步，就需要政治、伦理、道德、文学等各方面协调共进，本质上即是主张以政治为核心的广义社会革命。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等标志性事件，在不同层面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趋向和道路选择。陈独秀开始抛弃以往从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转向从下而上的民众运动，并在对西方民众运动规律的总结中，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实现由主张民众压制政府，到主张民众直接管理政治、经济，也即主张以民众运动实现劳动专政的转变。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到劳动专政的转变过程，也可视为由民主主义到平民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

如果说对“革命”概念的重诠、拓展体现着陈独秀对“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发现和认知，那么五四运动后对“劳工”群体的颂扬和对“军阀”“财阀”的批判，则意味着陈独秀对社会阶级分化的思考和敌我认知的判定，是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伏笔和前提。可以说，从抽象领域和具体阶级两方面对“社会”的发现，构成其最终皈依马克思主义并主张社会革命的根本前提。

杨念群指出，“五四”的主题“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关怀向文化问题迁徙，最后又向社会问题移动的过程”，106这一转换在陈独秀思想中体现格外明显，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大旋律下，仍隐藏着许多值得深入研究和发掘的或涓细或恢弘的历史潜流。早期陈独秀革命思想的演变轨迹相对易于梳理和理解，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广义和狭义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逻辑则更晦暗难明。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概念的语义往往会呈现“扩展、收缩、改进、恶化、移位，禁忌化或寓意化等诸多变易现象”，107这种现象在“革命”的相关用语中有充分体现。罗志田在探讨二十世纪上半叶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时便得出结论：“在思想上，‘革命’始终是一个有争议并处于交锋中的理念，甚至不妨说有多少革命者就有多少种‘革命’观念。”108“革命”及由其派生的各式各样的革命，既从概念和语义上直接体现对社会特定方面改进的意图，其后又因不同发展道路而有不同侧重方面和性质归属，其中存在复杂的指向交叉、矛盾对立、发展演化。

本文只是对陈独秀革命思想进行的个案考察，时间和范围都必须有所节制。至于在理论、现实、历史、文化等各因素影响下，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特定立场、特定语境中，社会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等概念在晚清民国革命话语谱系发展演变过程中内涵外延、性质指向的复杂变化，并列、统属、等同等关系的混乱演化，由区分内容、性质，到逐渐融合归一的具体过程，则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注释

1[美]本杰明·I·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参见王广义、赵子夜:《国外陈独秀研究述略》,《安徽史学》2020年第1期,第129—138页。

3陆阳:《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60页;彭春凌:《〈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17—130页;和磊:《论陈独秀的革命文化思想》,《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2期,第87—92页;郭秀文:《从专注个人到重在社会——陈独秀五四时期教育思想的演变轨迹》,《学术研究》2005年第9期,第117—122页等。

4肖贵清:《陈独秀政治思想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91页;欧阳军喜:《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2期,第91—102;彭耘夫、韩璞庚:《从“共和”到民主——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88—93页;徐光寿:《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及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74—80页。

5彭春凌:《〈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19页。

6姜涛:《“社会改造”与“五四”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视域》,《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第16页。

7张翔:《共和与国教——政制巨变之际的“立孔教为国教”问题》,《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第90、93页。

8《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10月),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9彭耘夫、韩璞庚:《从“共和”到民主——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91页。

10贾可卿:《陈独秀思想史论——民主的逻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11《通信》,《新青年》第3卷2号(1917年4月1日),第2—3页。

1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第4页。

13魏旭:《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安徽史学》2021年第2期,第158页。

14王文兵:《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以陈独秀早期思想转变为例》,《湖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11页。

15彭春凌:《〈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22页。

16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00页。

17《致黎元洪、段祺瑞书》(1916年9月),《康有为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版,第317页。

18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第1、3页。

19陈独秀:《袁世凯复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第1页。

20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第5页。

21《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第4、8页。

22《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第3页。

23《致胡适》(1916年10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3页。

24《胡适口述自传》,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

25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第1页。

26陈建华认为,梁启超在1900年前后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将革命“从受命于天的传统政治革命话语中分离出来”。在1902年,梁又撰《释革》一文,“首次对‘革命’加以定义,并指出他使用的‘革命’是日人从英语revolution翻译过来的,本意是‘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的‘变革’,与中国汤武式的易姓‘革命’了不相干”。所以梁对“革命”的定义,目的是使“革命”脱离暴力,结果导致“《释革》一文越要解释‘革命’,其意义就变得越模糊”。就此而言,梁启超其实依然遵循中国传统“革命”之意,并未将之重诠或发展,梁启超《释革》一文,意在强调“revolution”并非中国的“革命”,而是“变革”。参见陈建华著,张晖译:《世界革命语境中的中国“革命”》,《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期,第251页。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7页。

27高一涵:《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第2页。

28《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第6—7页。

29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第1页。

30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第1、3页。

31《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11月),《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84页。

32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第3卷2号(1917年4月1日),第2页。

33《随感录》,《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第75页。

34欧阳军喜:《论美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第35页。

35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第449页。

36只眼:《发刊词》,《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第1版。

37只眼:《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第2号(1918年12月29日),第2版。

38[日]佐藤慎一著,刘岳兵译:《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39《在外交后援会的演说》(1919年12月),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8页。

40张灏:《五四与中共革命: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2012年9月,第5—6页。

41只眼:《威大炮》,《每周评论》第8号(1919年2月9日),第3版。

42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晨报·周年纪念增刊》1919年12月1日,第3页。

43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5—124页。

44只眼:《立宪政治与政党》,《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第4版。

45只眼:《吃饭问题》,《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第4版。

46只眼:《立宪政治与政党》,《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第4版。

47[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8页。

48[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49张灏认为,“刻意超越民族意识的世界主义”是“五四新思潮的一个特色”。张灏:《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页。

50王汎森:《“主义”与“学问”——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知识分子论丛)》第9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235页。

51朱谦之:《革命哲学》,泰东图书局1935年版,第220页。

52陈独秀将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争,所以这里有“第二次”“第三次”世界大战争的说法。只眼:《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第1版。

53《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第1、3页。

54独秀:《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第156页。

55《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第3页。

56独秀:《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第154页。

57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0—61页。

58只眼:《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第1版。

59《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第3页。

60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1页。

61罗岗:《霸权更迭、俄国革命与“庶民”意涵的变迁——重返“五四”之一》,《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56页。

62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37页。

63杨念群:《“无政府”构想——“五四”前后“社会”观念形成与传播的媒介》,《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第107页。

64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277页。

65陈独秀:《对于国民大会底感想》,《晨报》1919年12月11日,第7版。

66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第5—6页。

67《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1968年12月),黄夏年编:《朱谦之文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68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2页。

6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第81页。

70李季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时便指出:“我们中国虽事事落在人家的后面,然只要认定目标,急起直追,未见得不能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也未见得不能出乎他们之上。”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新青年》第8卷第6号(1921年4月1日),第2页。

71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72陈独秀:《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42—47页。

73《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74张会芳:《新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117页。

75徐信华、徐佩然:《从“文学”到“十月革命”:<新青年>杂志上的“俄国革命”意象》,《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86页。

76[美]本杰明·I·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页。

77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第4、9页。

78任建树:《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及其转变》,《探索与争鸣》1989年第5期,第50页。

79陆阳:《“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探索——论陈独秀对历史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2页。

80姜锐、鲁法芹:《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81饮冰(梁启超):《社会主义论序》(1906年10月),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404页。

82高一涵:《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1日),第1页。

83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第1页。

84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第2—4页。

85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第8页。

86李永杰:《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概念的中国化理解与运用》,《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1期,第19页。

87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214页;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1—22页。

88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第2页。

89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第1页。

90《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第2页。

91陈独秀:《革命与制度》,《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第4页。

92石川祯浩提及,李维汉在当时便有一种“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中国需要整个社会的革命”的思想。[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章第3页。

93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第13—14页。

94陈独秀:《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晨报》1920年2月12日,第7版。

95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月1日),第3页。

96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第1-5页。

97陈独秀:《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24日,第4张第1版。

98《国家、政治、法律》,《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第5页;独秀:《主义与努力》,《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第2页。

99《短言》,《共产党》第1号(1920年11月7日),第1页。

100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第1页。

101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第2版。

102《反抗和同情》(1920年11月),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103《短言》,《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第1页。

104《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1906年6月),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增订本)》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4页。

105《余英时文集》第6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106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09年版,第18页。

107[德]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冯天瑜、[日]刘建辉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108罗志田:《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新史学》18卷4期(2007年12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