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郗志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化遗产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匡清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中国大运河贯通南北，由多区域运河段构成，它是一个水利工程，亦是一个文化系统。“十三五”时期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从提出到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十四五”时期北京大运河文化建设在新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新价值和新功能，对标“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方案”，进一步提出“北京方案”，既有利于北京大运河城市文明建设，也将为沿线其他运河城市的相关建设提供参考。建设好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应突出首都特色，通过创建以“国家”为基础，挖掘北京“地方”运河文化为亮点的建设模式，实现纵向与沿线其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成文化线路，横向与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协同发展的局面。

中国大运河贯通南北，由多区域运河段构成，它是一个水利工程，亦是一个文化系统。“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大运河重要发展阶段，《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出台，显示出国家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调控，使大运河沿线各省市明确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意义。回顾2016-2020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工作，对于开启“十四五”时期大运河建设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十三五”时期，北京在运河文化工程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项成就，如加快了运河文物的腾退保护，完善了运河文化保护、利用、规划体系和相关的法规政策建设等等。北京大运河作为“中国大运河”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新态势下如何继续前进是接下来面临的重大考验。展望“十四五”规划，打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发展新局面，首都还需提出自己的“北京方案”。

大运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家有关部委以及运河沿线省市一直进行着运河建设工作。早在2012年，文化部就颁布了《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17年，全国政协又提出《建议将建设“大运河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提案。这些表明党和国家对运河遗产工作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大运河建设的重要意义，为大运河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强后盾和根本保障。

（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顶层设计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同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简称《方案》）。《规划纲要》和《方案》的出台，对整个中国大运河的建设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完善了大运河建设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也使大运河保护、传承与利用的整体性、连贯性和协同性得到了保障。 

《规划纲要》的出台，让中国大运河建设有了明确的思路、任务和时间表。首先，思路上进一步明确了大运河文化的重要价值和基本定位。其次，任务上也提出文化建设的目标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最后，时间上则规划了国家行动计划（2018-2050），以2018年为现状基准年，以2025年或2035年为近期水平年，以2050年为远期展望年，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快构建大运河建设基本框架，制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生态保护修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4个专项规划。不仅如此，《规划纲要》提出探索建立以文化建设为立足点，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1]

《方案》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三大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其主要依托大运河文化内涵，建设特定开放公共空间，借由运河相关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公园化载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打造重点在于对有突出意义、重大影响力的运河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合。此外，管理运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还需完善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等功能。[2]

《规划纲要》和《方案》所形成的大运河文化传承利用规划体系，为统筹推进大运河建设提供了全局性、支撑性指引。接下来，大运河沿线相关的8省（市）将在《规划纲要》和《方案》共同指导下，继续推进大运河制度化建设。

（二）“一市六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举要

中国大运河是互通互融的区域文化有机整体，分布于全国的2个直辖市（北京、天津）、6个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及25个地级市。“十三五”期间，不包括北京的“一市六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深化大运河相关研究，并进一步从经济、文化、交通运输、社会发展等层面加强了对运河的保护、传承与利用。

大运河天津段全长约190公里。2019年，天津市出台《天津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整合天津市大运河沿线资源。2020年4月，“天津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暨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名单的公布，统筹推进了天津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

大运河河北段全长约530公里，沿线经廊坊、沧州及邯郸等市，留下了众多运河遗迹。河北省于2019年编制完成《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启动了邢台段、邯郸段以及大清河文物资源调查，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管理。不同于其他省份各自为营的大运河建设工作，河北省会同北京市、天津市文化和旅游管理部门，2017年编制了《京津冀运河旅游观光带规划》，提出建设中国大运河北段运河旅游廊道，以大运河为载体，系统展示运河文化资源特色，促进文旅融合，为进一步统筹京津冀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大运河河南段主要是指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和永济渠。2017年，河南省政府编制了《河南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维修规划》。2020年1月，发布了《河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同属隋唐大运河的还有大运河安徽段，属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全长约180公里。2019年12月，安徽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大运河安徽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后又编制了《大运河安徽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安徽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规划》《大运河安徽段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3个专项规划。

大运河山东段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全长约643公里。在政策法规方面，山东省于2015年制定了《山东省京杭运河航运污染防治办法》。2016年6月，山东省旅游局下发的《山东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和全省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提出打造“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带”。2020年印发的《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对山东境内大运河文化发展区域范围进行了全方位规范。

江苏省和浙江省作为江南水乡，近几年都显示出对大运河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2019年12月《江苏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出炉，同年还通过了全国首部地方性法规《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经济方面也率先设立了全国首个初始规模的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基金，还发行全国首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项债券，规模达23.34亿元，用于资助13个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项目。大运河浙江段包括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和浙东运河，2020年浙江省出台的《浙江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可以看出浙江将启动覆盖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五市沿大运河的25个县（市、区）的规划战略。

（一）依托大运河资源，提升城市副中心文化活力与内涵

通州作为北京东大门，元明清时期是陆路、水路的交通枢纽，现在作为全国重要运河文化遗产地。2012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聚焦通州战略，打造功能完备的城市副中心”后，自金代以来一直守卫京师的通州再次承担起“左辅雄藩”的战略地位。目前，依托大运河资源，通州区正在进行旅游业转型，面临运河生态保护与修复以及如何保护与合理利用运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问题时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随着《通州区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规划》等政府规划文件的发布实施，明确打造通州城古今同辉的运河文化，蓝绿交织的运河生态，水城共融的城市格局，通州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体系逐渐完善。运河文化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大厦的奠基石，保护好现存的通州古城历史空间格局，深入发掘历史遗存等工作很多都是围绕运河展开。因此，通州政府在恢复运河文化历史文化遗迹方面开展了许多工作，比如保护“三庙一塔”、修复通州古迹大光楼、恢复和整理“通州八景”等。目前，在原运河区已经建成运河文化广场、运河奥体公园、通州运河公园、运河生态公园等以运河为主题的场所。通过在这些地方举行与运河文化相关的文化活动或者庙会等民俗活动，唤起通州人民对运河的历史记忆。

大运河沿线分布有不少运河古镇，但发展水平参差不一。通州对运河古城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其境内有四大运河古城古镇，分别为通州古城区、张家湾古城区、漷县古城区和路县故城遗址区。通州古城区主要是通过原运河遗址遗存的修复、复原来提升城市副中心文化活力与内涵；张家湾古城区的重点是发掘通州的漕运文化渊源；漷县古城区则是借追溯皇家游猎文化开展漷县延芳淀湿地建设工程，同时也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路县故城遗址区是加强考古发掘、历史研究与保护展示，通过建设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历史文化展示窗口。以上四个运河古镇古城虽然同是由通州段运河衍生，但各自具有不同运河特色，因而规划打造出不同模式、不同主题的运河特色小镇。大运河沿线其他运河古镇古城可参考后逐步明确本区域运河文化特征，进而制定适宜的发展模式。

（二）政策联结历史，让北京大运河文脉奔流不息

北京大运河“自昌平县白浮村开导神山泉，西南转，循山麓，与一亩泉、榆河、玉泉诸水合，自西水门入都，经积水潭为停渊，南出文明门，东过通州至高丽庄入白河”，[3]横跨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顺义、通州七区。这是一条流动的文化带，将北京大运河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串连起来，与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以及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首都特色文化体系。元明清三代，大运河成为往京城输送物资的重要路线，北上的物资、商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北京地区原有的世俗风情。北京大运河文脉流淌至今，绵长的文化底蕴已成为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养分。北京市政府在“十三五”时期进行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无不体现出文化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2012年,北京市文物局就编制完成了《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北京段）》，初步搭建起北京大运河遗产管理、展示框架。“十三五”期间,除《规划纲要》与《方案》外，2019年发布的《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和《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五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2年）》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规划体系。与北京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内容,还融入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多项地方性法规政策。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还融入了运河元素，这成为北京文化产业的一大特色。北京七区近年来不断安排与大运河关联的重点任务和折子工程，以顺义区为例，其境内分布的潮白河、温榆河等是构成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顺义区的加入使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体系更加完善。尽管相较于其他六区，顺义区在大运河历史遗存、大运河文化定位等方面略显薄弱，但在推进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工程建设上仍然稳步前进。2019年顺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顺义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折子工程建设》，明确提出要加强对运河文化历史遗产的保护，元圣宫、苏庄闸桥遗址等被列入保护范围。顺义区还着力于挖掘大运河（潮白河）文化，通过对潮白河文化典籍的整理、《潮白河风物志》的编制以及开展大运河讲座等等，梳理顺义段运河文脉。以顺义区的运河文化为基础结合旅游休闲资源，区政府又印发《潮白河顺义段通航工作方案》，还将牛栏山酒文化与运河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致力于打造北京二锅头酒文化中心地。酒业作为顺义区运河文化发展的产物，曾经它的兴盛就带动了牛栏山地区商业的发展。据《（康熙）顺义县志》记载：“牛栏山治北距城二十里，市廛铺店亦数百家，每逢四、七、九日赶集。”[4]如今以牛栏山二锅头为代表将打造出北京大运河酒业品牌，为建设好北京大运河顺义段继续努力。

（三）聚焦人民生活，展现多元社会风貌

北京大运河的建设除以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重点外，还注重服务民生。如今北京市加快运河文化遗址腾退、文物保护修缮的步伐，现已顺利完成白浮泉遗址腾退，大运河源头将重现“九龙漱玉”历史景观。北京城市副中心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已基本完成先行启动区的一期园林绿化工程和二期考古勘探工作。为了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推进民生之河的建设，北京市还多次举办与大运河文化相关的社会活动，引发城市居民对北京大运河高度关注，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群体在大运河建设中的参与度。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中大运河国家5A级景区创建、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实施，不仅增加城市绿化面积，也为周边居民提供舒适的休憩场所。

北京公共文化服务也在不断丰富，“十三五”期间在推动北京大运河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方面亦得到较大进展，其活动类型、形式多种多样。如西城区举办的“运河·北海水交融，童心共筑中国梦”主题活动、朝阳区举办的“萧太后河文化节”、通州区自2016年开始连续举办的“通州运河艺术节”等，活动中深厚的运河文化内涵让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的同时也提升了运河文化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另外，在“十三五”时期，北京市还加大了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力度。如通州运河船工号子、通州运河龙灯、里二泗小车会等非遗项目不仅得到有效保护，还在当代得到了活态呈现，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也产生极大影响。以里二泗小车会为例，清代时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里二泗近张家湾，有佑民观……前临运河，五月朔至端阳日，于河内斗龙舟，夺锦标，香会纷纭，游人络绎。”[5]庙会一直传承至今，到现在里二泗每年仍有两次庙会。里二泗小车会不仅是当地各村积极参与的香会活动，还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旅游项目。这些与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体现的不仅是运河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当中所体现出的“运河性”特征在一代又一代运河人家的坚守下得以传承。

（四）维护运河生态，构建首都生态廊道

建设北京大运河文化带既是文化工程也是生态工程，随着运河生态功能的日益凸显，北京大运河与市内其它河道形成的巨大水系，在对北京气候的调节、保证生物多样性以及维护城市景观等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运河文化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一样，同样是中国水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水工设施在变，治水理念在变，治水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6]北京地区的治水方针由从善如流到因势利导，体现出首都水治建设的发展历程。通过北京大运河生态综合治理，北京大运河水系现已实施上下游、干支流的协同治理。如今大运河生态环境已成为大运河价值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大运河文化带存在的基础、背景和条件。“十三五”期间北京除加强河道水系治理与沿线生态建设外还尝试着进行了河流景观、生态、休闲空间的建设与营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十三五”时期北京大运河的治理对象聚焦于白浮泉、什刹海、北运河、通惠河、萧太后河等大运河重点河段，对这些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推进生态之河建设。过程中，以打造“绿色生态带”为综合治理目标，除对运河水道进行防汛加固、排污净化外，还加强了大运河两岸景观的整体规划，致力于营造生态文明景观廊道。北京大运河沿线的各城区展开治理行动，如通州以通航为目标对北运河通州段进行综合治理，2019年9月北运河北关闸至甘棠闸段的12公里河道正式实现通航；顺义区则结合潮白河森林公园和新城生态休闲公园的建设，在改善潮白河水生态环境的同时，在河堤之外，构建绿色生态廊道，让首都市民可在滨河林荫里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十三五”时期北京大运河生态治理体现出环境整治与景观打造并重的特点，尤其体现在各区大运河生态公园的设计中，而这也是建设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以运河为主题的生态公园，在强调保护自然、生态河道的前提下着重突出运河文化景观，这是落实北京大运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规划，构建首都生态走廊的关键一步。今后的整治范围将扩大至全北京大运河水系，全面提升大运河水系水质，实现沿线污水全处理。总之，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就要做到河道功能恢复好，沿河生态保护好，运河文化传承好。

（五）共创开放发展平台，京津冀“水网”变“金网”

运河是京津冀连结的纽带。大运河在历史上早已发挥着联通京津冀经济人文的纽带作用，真正实现了“一条运河穿三地”。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向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所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项目的叠加，不只是能加速三地的发展，更能凸显京津冀区域的优势特点。

京津冀运河文化的历史遗存虽然呈碎片式分布，但经整合可形成京津冀旅游发展带，变“运河水网”为“旅游黄金网”。近年来，为实现“水网”变“金网”，三地加紧了合作步伐，相继开展区域性项目联动。2016年，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和河北省香河县为实现京杭大运河通州、香河、武清段通航签订了通航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实现京津冀旅游观光性质的通航，进一步强化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2017年，京津冀三地成立了“通武廊”文化和旅游合作联盟，从实施文旅协同到共建北运河文化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2018年，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落实京冀〈进一步加强京冀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重点事项任务分解方案（2018-2020年）》。2020年，由京津冀三地文化和旅游部门联合举办的非遗作品联展亮相河北沧州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86个特色非遗项目以线上线下联展形式集中展示大运河文化盛景，之后在2020年11月举行的“通武廊”（廊坊）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三地共同签署《“通武廊”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交流合作机制》，联合发布《北运河文化旅游创新发展·廊坊宣言》。尽管在“十三五”期间还未真正实现京津冀运河产业的联动，但无疑在此期间三地对协同保护、发展模式的探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尤其到了2020年，在“十三五”的收尾阶段京津冀三地更是针对大运河旅游产业以及生态建设等领域制定出一系列可行的规划方针。这将有利于“十四五”时期打造协同统一的大运河京津冀段运河文化品牌。届时实现京津冀通航之后，将利用运河水道这一大的载体融入更多京津冀运河文化优势产业，让京津冀运河带成为跨地区协作保护、利用大运河的典范。

（一）北京七区大运河建设发展态势分析

北京各区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大运河建设工作涉及的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顺义、通州七区发展态势并不同步。呈现出曲折中前进，差异化发展的整体态势。考虑到现实情况中北京七区运河段不同文化特点，未来需要在新态势下对北京大运河建设发展进行具体分析。

近年来，北京各区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程中显示出曲折中前进的发展态势。以七区中运河文化较为单薄的顺义区为例，其建设起步晚且在运河文化遗产方面不如其他六区资源丰富，因此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整合运河文化上表现出明显不足。但经过“十三五”时期的摸索，本区域运河特色得到初步显现，顺义段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框架也逐渐明了。这意味着顺义段运河文化带建设在面临挑战下完成了向前迈步，即呈现出曲折中前进，差异化发展的态势。如何将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历史传承与各区域内部发展相联系的同时，谋求跨区域的合作发展，是未来将遇到的现实问题。建议在北京运河流经的七区创立一个联动机制，通过重组北京各区运河文化价值链，形成内在动力，推动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操作的合作。这需要在整合、利用各区特色运河文化资源，进行差异化发展的前提下，强调北京大运河文化的整体性。总之，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整体将继续在曲折中前进，发挥差异化发展的优越性。

立足于北京大运河文化与文旅融合水平的发展态势，要利用各区不同运河文化特点，通过有针对性地补齐短板，实现各区域齐头并进的文旅融合。综合七区不同类型的运河文化遗产，可考虑分别打造以下几种文旅业态：

昌平区的白浮泉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北源头，九龙池、都龙王庙等重要运河文化遗存都是北京大运河北端水源兴盛的历史见证；海淀区境内分布有白浮瓮山河海淀段（京密引水渠海淀段）、玉泉山诸泉、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为北京大运河水系重要引水段；顺义区以“酒”为媒介叙述运河发展，着力挖掘大运河（潮白河）文化。以上昌平、海淀、顺义区可突出“北京大运河水源”文旅特色。

西城区的什刹海曾是运河北上的终点，如今与附近的银锭桥、万宁桥（澄清上闸）等组成了运河景观，西城区可结合什刹海美丽湖景打造旅游商贸胜地。

东城区内有玉河古河道，还有南新仓、北新仓、禄米仓等京仓，其可打造以京仓文化为核心的京仓遗产区域。

朝阳区境内分布有亮马河、坝河、通惠河、萧太后河等大运河重要水道，以及庆丰闸、平津闸、永通桥等重要运河水利遗址。而通州区亦有北运河、通惠河、潮白河、凉水河、萧太后河等河流交织成的运河水网。朝阳区、通州区可整合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和丰富的大运河水道，构建运河主网，形成以运河水上旅游为主的区域特色。

（二）以“北京方案”对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2019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和《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两份文件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大运河建设事业的关怀。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概念中，分为四个词：其中，“大运河”为主题，“国家”代表着顶层设计；“文化”体现本质属性；“公园”则是权属表达和空间限定，拥有复合功能。[7]“北京方案”在对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时，首要建设目标应以2023年为时间节点，加快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步伐，推进高效规范、权责明确的管理运行模式，在全面展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同时，打造出以大运河文化公园为载体的文化展示空间。其次，要开展对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新路径的探索，践行这个路径需要对北京大运河进行文化遗产资源整合。运河文化是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石，正是由于北京有着丰富的运河文化遗产，才能建构广受认同的大运河集体文化。北京作为科技前沿重地，在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时也要发挥科技优势。让3D模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VR）等数字化信息技术应用于模拟运河场景，这样不仅为构建新时期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提供了新鲜元素，还强化了运河文化遗产的“活性”传承。

“北京方案”如何处理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是重中之重。强调“国家”应以展示整个中国大运河沿线运河文化为主，强调“地方”则应聚焦北京大运河文化带，辨清两者谁为先是开展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前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具有连续性、全局性的国家综合工程，“连续性”与大运河本身线性分布的特点相关，“全局性”则是因为大运河是互通互融的文化有机整体。这两点特性决定了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以“国家”为先。而大运河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具备连续性的同时也兼具地方性。所以建设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也不能忽视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特点。北京拥有丰富的运河文化历史遗存，不仅数量密集且遗产种类繁多。要建设好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更应突出首都特色。最后通过创建以“国家”为基础，挖掘北京“地方”运河文化为亮点的建设模式，实现纵向与沿线其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成文化线路，横向与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协同发展的局面。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刊载于《新视野》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