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他当时接受的任务，就是作为中央特派员，去改组湖南省委，并筹备秋收起义。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被称为“毛委员”，而这里所指的就是党中央特派员一职。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持改组了湖南省委（彭公达任新的省委书记）。但自创立工农红军之后，作为“中央特派员”的毛委员，他的“官”却越做越小。后来，他在井冈山时代所遭受的处分和整肃，竟然主要都是他曾经领导下的湖南省委做出的。

而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党中央依然不重视也不熟悉军事工作，而对于工农红军的情况，则十分不了解。

郑超麟后来回忆说，无论是共产国际、斯大林还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他们所支持的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进行的暴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工农革命军”存在的可能性。所谓“中国工农革命军”乃至“工农红军”这种想法，纯粹是毛泽东一人的独创，八七会议固然提出进行广州起义、黄麻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暴动，但却并没有做出成立工农革命军的决议。所以，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时，也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

郑超麟同样在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随后追随陈独秀，成为托派。

1927年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的第一次部署秋收起义的会议上，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就曾向毛泽东建议说：“如果起义失败，可以到湘赣边界去投奔我的朋友袁文才、王佐，他们在宁冈、遂川有枪支人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听人说起井冈山这个地方，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想到，这个叫井冈山的地方，会是秋收起义部队最后的落脚点。

按照中央的部署，秋收起义既定的计划是：在江西修水、安源、铜鼓三路同时起事，取道平江、浏阳，会师长沙。在张家湾召开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余洒度——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余洒度很快就将成为叛徒。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有5000人，号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起义的指挥部为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卢德铭为前敌总指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在军中担任前委书记，当年的毛泽东34岁，卢德铭只有23岁。

由于敌强我弱，部队缺乏经验，起义遭受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率领从铜鼓出发的第三团攻至浏阳上坪，在上坪，毛泽东力排众议，果断决定放弃进攻省城长沙的既定方针，指示各路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结，开会商议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集结于浏阳文家市。文家市这个地方，处于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之间，当时各路部队集结后清点人数，结果只剩下1500人了。

当晚，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否定了师长余洒度“占领浏阳直取长沙”的主张，决定部队向萍乡方向退却。

9月20日清晨，在文家市里仁中学的操场上，毛泽东给这支疲惫不堪的部队打气鼓劲，当时他幽默地说:“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据说，那些刚刚脱离了死亡线的造反者们，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当时高兴得欢呼起来——不过，实际上，他们心里都明白，在中国，一旦扯旗造反，那就是犯下了“死罪”，从此也便再无退路。

里仁中学的名字，取自《论语》。但这支集中在文家市里仁中学的只有千人的队伍却不是来祭孔的。千百年来，孔子教诲中国人说:蔑视皇帝、老师和长者的命令，就是蔑视人间秩序，就必须受到严厉惩罚。而今，正是为了蔑视这样的人间秩序，这些造反者们以开会和集体表决的方式决定:必须逃离这样的人间、背离这样的秩序，他们决心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既然进攻长沙已经不可能，那么，问题就在于这支队伍要往哪里去，退路究竟在哪里。

在文家市里仁中学，毛泽东找到了一张江西省地图。当时，他只是指着罗霄山脉的中段说：“这个地图上‘眉毛最粗的地方’，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大体方向。”

1972年年底，美国著名记者海伦·斯诺访问这里时，不禁浮想联翩。在她看来，曾经是书生和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在那一刻已经走投无路，或者说，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用武力去捍卫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传统，特别是儒教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而他们却并没有触及中国传统思想的经济基础——地主制度，孔夫子的思想当然不都是错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与地主制度结合在一起，则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自宋代以来，儒教作为中国的国教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海伦·斯诺别出心裁地把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与美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她说：正像英国清教徒以武力反抗国教(圣公会)一样，毛泽东以武力反抗儒教的基础——地主制度。

她说:

就是在这个古老的儒家祠堂里，毛泽东曾经宣布蔑视世界上一切上帝和地主。

针扎不入、水泼不进的崇祖制度，使一切新思想都成为禁忌;背离长者言训和国教者，均被视为不肖子孙。这种制度，把一切新的思想，拒之于中华国门之外——谁接受新思想，谁的头就得落地。如果毛泽东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被捉住，那么，他也会像他的其他朋友那样被杀掉。蒋介石不会使新思想合法，谁要当共产党，或者被怀疑为共产党员，就是犯了杀头罪。

在西方国家，获得思想的自由，也只是到了近代才成为可能。皮特勒斯·拉姆斯因在几乎所有的法国胡格诺教徒中传播“异端邪说”而在巴黎被处决。正是英国清教徒，第一次用武力捍卫了这一思想，进行了从1642年至1660年期间绝无仅有的一次著名的民主革命。

他们在一个新的大陆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文明社会——美国。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实际上扮演了拉姆斯、克伦威尔、马克思和列宁的角色。

正是在湖南浏阳这所古老的宗祠里，毛泽东于1927年向1000名英勇的青少年讲话，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红缨枪和“红缨枪思想”。正是这个会议通过投票决定，必须继续革命，必须毫不妥协地继续蔑视一切上帝、祖宗、所有的压迫和反革命势力，正是这个会议通过投票决定，向着客家人聚居的绿林——井冈山根据地进军。

我以渴望的目光，看了看那条新修的主路，经过里仁学校，进入江西境内10公里，沿着井冈山山脉蜿蜒而去，而这条路的起点，就是文家市。

但是，奔向井冈山的道路，绝没有海伦所设想的那样平坦，因为在文家市，毛泽东依然还是没有决定要上井冈山，那时，毛泽东决定的退却方向是萍乡。

22日，起义部队到达萍乡上栗，原本打算从那里去毛泽东领导工人运动的安源，但随后却发现安源有敌军重兵把守，于是，部队不得不踯躅于萍乡与安源之间。23日拂晓，部队在芦溪遭遇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中弹牺牲。就这样，秋收起义爆发十余天之后，工农革命军便失去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

卢德铭牺牲后第二天，即9月25日，这支走投无路的哀兵一鼓作气，攻占了莲花县城。莲花是文家市退却之后，工农革命军攻占的第一个县城，但追兵顷刻而至。9月27日，部队便不得不撤离莲花，遂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

三湾，处在永新与茶陵、莲花、宁冈交界处，部队再往前走，就只能进入罗霄山了。

秋收起义部队原为5000人，到文家市集结时还有1500人，而到了三湾，却只有不到1000人了。这个时候，在红军队伍里，第一次出现了枪多人少、官多兵少的现象。

在三湾村的“协盛和”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根据现实情况，他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整编”。

因为队伍已经不到1000人，所以会议首先决定：把原来的一个师改成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为陈皓——当时，毛泽东绝不会想到，陈皓在不久后也会叛变投敌，他当然更不会想到，自己会亲自下令处决了这个叛徒。

工农革命军为一个师的兵力的时候，当时的党支部是建在团上的。但是，如今部队只有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了，于是，毛泽东在三湾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

“支部建在连上”——从那时起，这就成为人民军队的一项根本制度。

前委会议同时决定建立士兵委员会，全团每十人推举一人参加士兵委员会，除了在军事工作上没有决定权之外，士兵委员会在经济、纪律、政治教育和部队管理各个方面负有治军之责。

会议还决定，由党代表直接领导各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这就确立了前委书记—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的垂直领导体系——正是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宁冈与遂川之间，有一座大山，因为山间平地号称“五井”，兼取宁冈与五井之意，故此山名为“井冈山”。当时，袁文才的队伍以宁冈的茅坪为据点，而另一支绿林队伍，则以五井之间的茨坪为据点，这支队伍的首领叫王佐。

秋收起义部队到了三湾，其实就已经进入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地盘——进入了井冈山的门户。

袁文才，1898年出生于宁冈县茅坪一个客籍农民家庭，小毛泽东五岁。袁文才少年时代读过私塾，成年后，因为新婚妻子被土豪霸占，从此与土豪劣绅结下深仇大恨。在永新上中学时，他结识了进步青年贺学敏（贺子珍的哥哥）等人，回乡后，他的母亲又被土豪打死，怀着夺妻杀母之恨，袁文才上山加入绿林“马刀队”，做了山大王。

王佐与袁文才同年生，因为袁文才曾经帮助王佐摆平了队伍的内讧，所以，二人结拜为“老庚”（即同年兄弟）。

当年，袁文才和王佐，分别雄踞于宁冈的茅坪和遂川的茨坪，把守着进入井冈山的门户。

在三湾会议上，就有人曾经提议部队进山去打掉袁文才和王佐，但是毛泽东却说：“你们不知江湖之大，肚量实在也太小了。何况全中国有多少江湖？未必你们都能打掉？”

当听到来三湾开会的中共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介绍，说袁文才已经是共产党员时，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说，袁文才是党员，那就是革命同志了，那就正好一起革命谋大业，我们岂有打掉人家的道理？

龙超清是江西参议会会长的儿子，他非常注意做袁文才的工作。在龙超清发动下，1926年10月，袁文才率军占领宁冈县城；11月，袁文才加入共产党。而在袁文才的影响下，王佐也下山成立了遂川农民自卫军。当时，他们各有60支枪——虽然他们的枪都是破枪。

于是，在三湾，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的主旨是：毛泽东希望与袁文才精诚合作，共谋大业。随后，毛泽东便率领三湾改编后的部队，进入了宁冈的古城。

当接到毛泽东热情洋溢的信，并得知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宁冈时，袁文才起初也是有疑虑的。于是，他写了一封内容婉转的回信给毛泽东：“毛委员，鄙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

这封以大字写在宣纸上的信，被毛泽东夹在了一本光绪年间印行的《四书》里，幸运地保存下来，后在湖南株洲旧书市场上，被收藏者发现。

袁文才的回信，就是由龙超清带到了三湾，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信后说：“百闻不如一见，凡事都是见面后才好商量，大家都说袁文才是英雄，不知他这个英雄是否愿意与我毛泽东见上一面呢？”

袁文才的手下陈慕平再把毛泽东的回信带了回去，因为陈慕平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的演讲，他向袁文才报告了毛泽东的经历，更称赞毛泽东是“中央才”，于是，袁文才便爽快地答应与毛泽东见面。

作者简介：

韩毓海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等。作品曾获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2014年和2018年“中国好书奖”，第八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文学奖等。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