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

1927年10月5日上午，毛泽东带了7个人、5匹马，到古城与宁冈之间的大苍林风和家，与袁文才会面。也许他们彼此都没有想到——两人相见恨晚，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了傍晚。得知袁文才只有60条破枪，毛泽东当即决定赠送他100条枪，而袁文才则慷慨回赠1000块大洋。袁文才当即表态说，毛委员果然是“中央才”，只要你毛委员看得起我袁文才，你就把茅坪当作自己的家吧。

看到毛泽东脚上有伤，衣服破旧，回茨坪后，细心的袁文才便让妻子谢梅香亲手为毛泽东做了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1927年10月7日，袁文才亲自带了30人，抬上一张睡椅轿子，来接毛泽东上茅坪。

毛泽东没有换衣坐轿，只是换上了谢梅香亲手做的新鞋，拄着拐杖，走到了茅坪。

毛泽东到达茅坪后，被袁文才安排在八角楼养伤。八角楼上，原来住着贺学敏一家，而毛泽东就是在这里结识了贺子珍。

关于今后的打算，袁文才后来曾对宁冈东南特委团委书记苏兰春回忆说：“当时毛委员对我讲，听说八一起义部队会下广东，而他是中央的人，所以准备去韶关，到那里去找叶挺、贺龙的部队，一起重建广东根据地，将来他们一定会打回来的。他走之后，留下的部队就交给我带。我问他，留下的是些什么人？他讲有连长、营长还有师长。”袁文才当时想，八一起义后的部队，如今一点消息都没有，何况现在到处都是敌人，毛委员孤身横穿湖南，如何能走到广东？我虽然知道他是“中央才”，一个“中央才”落在这么个地方，也实在是委屈他了，但是现在敌人到处杀人，他确实是走不脱的。

所以，袁文才只好婉言劝毛泽东说：“我袁文才就是个初中生，你留下这么多大人物，我怎么能带得下去？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来管，有我吃的，就有毛委员吃的，你看这样好不好？”

听袁文才这样讲，毛泽东很感动。于是就说：“如今我们来了这么多人，你钱粮有限，我可以带人去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咱们一起克服困难。”而袁文才坚持说：“先请毛委员安心养伤，你就是去打土豪，也得脚上的伤好了才行。”

可见，当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形成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完整想法，他当时想的还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整旗鼓，重新北伐。

不过，当时天气已冷，部队官兵还穿着单衣，粮食根本不够吃。于是，毛泽东便不顾脚伤，决定立即带着队伍去遂川的大汾筹集给养。张宗逊后来回忆说，当时，水口、大汾都是比较大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带队去这些地方，就是为了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

袁文才苦劝无用，只好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带上，这封信是写给王佐的。袁文才说，如果毛委员在遂川有办不妥的事情，可以去找王佐，王佐就在遂川的茨坪。

毛泽东带队下山后，先到了靈县的水口，这是一个小村庄，就是在那里，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骏不辞而别，离开了队伍。毛泽东得知后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那些不真想革命的，早晚都是要走的。”

余洒度离开红军后，立即投降了国民党，后官至训政处处长。而苏先骏在1928年被敌人抓获，他被捕后，出卖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郭亮被杀后，他的头被挂在了长沙城门上示众。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苏先骏被彭德怀抓获处决。

余、苏的脱逃，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遇到风浪，领导者率先动摇逃跑，在这些人看来，共产党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组织，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信念。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水口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那天夜里，水口圩叶家祠堂的墙上，挂着两张红纸，一张写着“CCP”三个字母，一张写着入党誓词，赖毅、陈士渠、欧阳健等6个新党员，跟随毛泽东举手宣誓：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离开水口，毛泽东率军进入遂川。10月22日夜，毛泽东率领部队夜宿遂川大汾镇时，遭到地主肖家璧武装靖卫军的突然袭击，部队被冲散。毛泽东身边只有特务连，而张子清、伍中豪带的主力团也联系不上了。当时，对于周围的环境，也是完全不了解，部队往哪里去，谁也不知道。

谭政后来回忆说，那真是三湾改编以来最惨的时候。到了早上，收拢起队伍，大家吃了饭，发现毛泽东同志还没饭吃，好不容易搞到了饭，又没有东西盛，毛泽东同志穿了件长袍子，只好用袍子兜着，用两根树枝当筷子。当时大家都疲惫地躺在地上，这时毛泽东同志精神抖擞地说，现在开始点名，毛泽东同志第一个站起来喊：“1！”于是大家都跟着他一一报数，疲惫的军心就这样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队伍只能继续摸索着前进，在荆竹山，遇到了王佐派出的侦查员朱恃柳。这时，毛泽东把袁文才写给王佐的信拿了出来，朱恃柳立即赶回茨坪报告王佐，王佐马上带人来接毛泽东到了五井。

井冈山的中心，其实是以五井为核心的茨坪，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井冈山的中心。

红军将以什么样的形象上井冈山呢？上山后怎样与王佐的队伍搞好关系呢？在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红军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这就是“三大纪律”的首次提出。

到达茨坪的当天夜里，毛泽东与王佐彻夜长谈。毛泽东为王佐的直率、单纯而感染，而王佐此后则常对人说，毛委员是他见到的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有学问的人带出来的队伍，就是不一样！

那天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红军里办一所学校。当王佐问，这学校是不是陈慕平上过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泽东回答说，这所学校要办成长沙的岳麓书院，要办得比岳麓书院还长久。

近代以来，湖南的岳麓书院出了两位伟人，其中魏源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而毛泽东则是第一个使世界睁眼看中国的人。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无不“寻求富强”，而在毛泽东之前，湖南产生的最伟大的“富强论”者就是邵阳人魏源。而毛泽东却反对离开“王道”谈“富强”，受王阳明的影响，毛泽东认为王道在人民心中。

魏源与毛泽东，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是革命家，他领导了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魏源是改革家，他力图推动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实行改革，但那场改革却失败了。

魏源呕心沥血所做之《海国图志》《圣武记》和《元史新编》，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

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包括诱敌深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以及“打到敌人后方去”，等等。

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他的思想最终却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

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

魏源以为王道不能脱离富强，毛泽东则认为富强的基础就是王道。王道不是刑名利诱，更不是“三纲五常”，而是人民群众心中存在着的天理良知，王道就是对人民的信仰和无产阶级意识。

而毛泽东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王道”与“富强”的统一，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毛泽东推行的“王道”朗朗上口，可歌可泣，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而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以军队推行王道，以王道节制军队，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1927年12月，毛泽东从茨坪回到茅坪，就立即着手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军官教导队，由吕赤任教导队长。吕赤，原名吕希贤，黄埔四期学生，入党后改名为吕赤，毛泽东亲自主持教导队授课。当时，大家出了一个题目，请他讲一讲什么叫作“革命”。

毛泽东形象地以舂米为例，做了别开生面地讲解。

他说，从一个人拿棍子舂米，到用水车舂米，再到用机器碾米，这就是进步，这就是革命。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用人力的生产，变成用机器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谁呢？要靠群众自己。那么，群众怎么知道革命的道理呢？那就要靠我们共产党员去讲，所以，你们要到哪个地方，都要注意学习这个问题，红军就是个大学校。”

“红军是个大学校”——而这个创办于龙江书院的军官教导队，也就是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国防大学，就是从龙江书院中走出来的。

龙江书院，这是一个多么有中国气派的名字。

毛泽东是经历了九死一生，方才把秋收起义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的。而就在他从茨坪回到茅坪不久，下山游击打土豪的第一团，在占领茶陵县城后几乎哗变，第一团团长陈皓趁毛泽东不在军中，打算拉着这支部队投靠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当时毛泽东脚伤未愈，接到报告后，他立即拄着拐杖，冒着大雪，从井冈山赶到茶陵。这时，在大汾失散的张子清第二团也到达了茶陵。这一天，恰好是12月26日，就在毛泽东生日的那一天，毛泽东在茶陵召开起义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当场揭露陈皓的叛变行为，撤销他的职务，立即予以枪决。就这样，毛泽东在千钧一发之际，才终于把秋收起义的队伍从茶陵拉回到了宁冈。

在茶陵，毛泽东过了一个极为不平凡的生日。

毛泽东就是这样，度过了波澜壮阔的1927年。

“三月失败”与“八月失败”

何长工回忆说，因为当时井冈山上信息不通，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同志最焦急地就是四处寻找中央和省委的消息。而何长工又感慨说：“当时，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是，‘日日夜夜盼中央，中央来了却遭殃’。”

1928年3月上旬，湖南军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宁冈，传达湖南省委指示：一，秋收起义没有实现夺取长沙的目标，而是转兵逃跑，因此，必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二，毛泽东要改正错误，必须立即集合队伍，赶赴湘南，参加湘南起义。

1927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央的方针是在1928年继续暴动，而湖南省委的头等大事则是进行湘南暴动。

所谓追究毛泽东的责任，就是给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省委委员的职务的处分。但是，周鲁在传达指示时过度激动，竟然传达成了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一方面是把毛的党籍开除了，但另一方面却还要他立即带领队伍改正错误——这个指示本身就自相矛盾，实在无法执行。而大家商量的结果就是：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他只好跟何挺颖换了职务，何当书记，毛当师长，以这样的方式，使毛泽东能够“改正错误”。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挎上了驳壳枪，他向部队讲话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我是个文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我这个师长当得有点玄乎。好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大家就一起来帮帮我这个民主人士吧！”

毛泽东最听党的话，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执行党的决定，尽心尽力地“改正错误”。他立即奉命带领部队去参加湘南起义，而王佐、袁文才都拿“中央”没有办法，只好看着挎着驳壳枪的毛泽东，就这样下山带队走了。

毛泽东走后，肖家璧带领国民党的队伍杀了回来，井冈山被血洗，茶陵、遂川都丢了，只有茅坪和茨坪，在王佐、袁文才的阻击下，幸存了下来。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创立之后，所经历的第一次失败，史称“三月失败”。

然而，湘南暴动很快就失败了。这时省委的指示，反而又是让朱德和陈毅带着湘南暴动的队伍，去井冈山找毛泽东。于是，湘南暴动的主力朱德、陈毅部队，只能向湘赣边界撤退，而接到暴动失败的消息后，走到半路的毛泽东立即派人分头去找朱德和陈毅的部队。

毛泽东沿途一路所见，满目疮痍。他问道：“这些村子，都是白狗子烧的？”而得到的回答是：“一些房子是白军烧的，另一些则是湘南暴动的部队根据省委杀光烧光的政策干的。”毛泽东愤慨地说：“我们要消灭的是封建势力，不是房子，房子留下来，起码可以办学校嘛！”

一路上，毛泽东发现，老百姓不但怕白军，也怕农军。一个逃难的老表告诉他说，白军来了把村子洗劫一遍，而暴动的农军来了，又把村子洗劫了一遍。在老百姓眼里，白军和农军都杀人放火，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沉痛地认识到，如果不改变革命军在人民中的形象，所谓的暴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革命的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要彻底改变农军的形象，这不是通过三湾那种整编所能完成的。

为了彻底改变农民起义军在老百姓中的形象，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圩的行军路上，为部队颁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在闽西，毛泽东又加了两项：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

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早版本。

1928年4月19日，袁文才根据毛泽覃提供的消息，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靈县找到了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引导他们来到井冈山，并安排朱德、陈毅住在了龙江书院。而毛泽东一路打听朱德部队的消息，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没有想到的是，朱德倒是比毛泽东早一步被接上了井冈山。

1928年4月23日，毛泽东方才率部回到宁冈。24日，毛泽东到龙江书院看望朱德、陈毅，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部队就这样会合了——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

两军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在随后的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首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朱毛会师”的牵线人是毛泽覃。大革命失败后，身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逃到了南昌，并最终追上了周恩来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周恩来派他到叶挺的部下工作。1927年年底，朱德派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联系，当时，毛泽东并不在山上，而毛泽覃最终成功地找到了袁文才。于是，袁文才下山接应，才把湘南起义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两军会师之后，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据何长工后来的回忆，当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时，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毛泽东的话极为妙趣横生。毛泽东说：“一个人不能没有屁股，如果没有屁股，他就只能到处跑，就根本坐不下，早晚会倒下去；革命也是一样，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屁股，有了根据地，我们才算有了着落，就是跑出去，也有个家可以回。”

朱德、陈毅带来了近两万人，而战斗部队却只有两个团，其余的都是湘南起义部队的家属乃至亲朋好友。近两万人扶老携幼而至，井冈山的粮草大成问题。于是，毛泽东和朱德亲自下山挑粮，而粮食依然还是不够，吃饭基本靠“红米饭南瓜汤”。最终，不得不让大批的湘南家属离山回家。

但是，红四军成立仅一个多月，湖南省委就写信给红四军军委，又要求红军主力再次向湘南发展。这次省委说，上次开除毛泽东的党籍的指示是误传，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还是照当，这样，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必须随军出发。

有了“三月失败”的教训，毛泽东认为省委的指示是不妥当的。1928年7月4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给湖南省委回信，陈述了红四军不应放弃井冈山根据地去湘南的理由：一，两军刚刚会合，需要整编磨合；二，队伍的军纪不好，现在去湘南，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三，湘赣两地的敌人已经结束了内讧，一致向我们进攻，我们现在不能贸然出击。

但是，由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特别是红29团是在湘南起义时成立的，他们觉得井冈山总是吃“红米饭南瓜汤”的日子实在太艰苦，加上家属都已经被劝返，于是，他们坚决要求回家乡团聚。这时又有省委领导杨开明和杜修经的指示撑腰，于是，朱德、陈毅就被湘南暴动的部队裹挟，不得不率领红28、29团开赴了湘南，而刚刚在井冈山会师才一个多月的部队，就这样又分开了。

1928年7月24日，朱德率领的部队在南下途中，在郴州与国民党部队发生激战，在战斗中，29团不听指挥，擅自跑回家乡，中途被国民党消灭，全团只剩下了一个连。就这样，朱德部队出发时是两个主力团，郴州一败，朱德手里只有一个团（28团）加一个连了。

毛泽东原本奉命带队去湘东，但在得知郴州失败的消息后，毛泽东决定亲率一个营去湘南迎还朱德。在桂东县城找到朱德后，红军决定立即返回井冈山，未料在返回的途中，28团二营长袁崇全又叛变投敌。

当时，29团已经基本打光了，如果再丢失了28团，朱德带领的部队就彻底垮了。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心急如焚，亲自去追28团，结果被叛徒袁崇全开枪打死。

王尔琢当时是红四军的“三号人物”，他的牺牲令毛泽东万分悲痛，他亲写挽联如下：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永矣。

却留责任难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

得到太平方始休。

由于红军大队去了湘南，毛泽东又带队去接应朱德，敌人趁机再次围攻井冈山，各县红色政权都被血洗，茅坪和茨坪再次成为唯一没有陷落的据点。

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

1928年8月29日，敌人攻向黄洋界哨口。黄洋界处在茅坪与茨坪之间，是井冈山的锁钥。在最危急关头，守山部队从茨坪修械厂抬了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打出了唯有的三发炮弹，其中一发炮弹打到了敌人的指挥所，这一炮威力无穷，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回到了井冈山，于是，就利用夜间大雾，悄悄撤退了。

直到1928年9月上旬，毛泽东、朱德才率领红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闻知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他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经历了风雨，才知道家的宝贵。毛泽东、朱德在山下转战三个月，牺牲了参谋长王尔琢，而幸好井冈山还在，好在井冈山在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失守——正如毛泽东说过的：出去跑，总是还有个家可以回，而这就是他写《西江月·井冈山》时的心情。

这首词，表达了井冈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也树立起井冈山在中国革命中的形象。

作者简介：

韩毓海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等。作品曾获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2014年和2018年“中国好书奖”，第八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文学奖等。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