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只有想明白“为何考古”，才能在学理上说清楚“如何考古”；只有把社会政治意义与学术意义有机融合，才能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新百年的考古学要坚守传承文明的初心使命。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考古学研究机构——考古学研究室，发出“扬阐吾国文化，兼改定往史之计”的时代呐喊。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的梁启超在听了有关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进展后，发愿要“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并鼓励儿子梁思永献身考古学，“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以世界性声誉”。李济一生苦苦追寻“民族的发展与文化的演进”。青年苏秉琦目睹国家破败，怀抱一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的赤子之心，选择考古作为终生志业，在北大创办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

新中国成立后，以夏鼐、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主动地“把寻找中华古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神支柱，作为思考的重心”，更加坚定了用考古成果“宣传爱国主义，以便增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学科抱负，更加积极地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道路。

回顾百年中国考古史，中国考古学从来不是沉迷于饾饤考证、“为研究而研究”的乡愿之学；也不是简单堆砌资料、“见物不见人”的泥古之学，而是赓续文脉、传承文明的经世之学，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强国之学。迈入新百年的考古学，更当坚定初心，勇担使命，为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贡献力量。

新百年的考古学要勇担阐释文明的重任。新中国考古学的领军者夏鼐、苏秉琦，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中华文明”上来。中华文明经历了治乱兴衰，几经沉浮，但始终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魅力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同与喝彩，极大地增强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新百年的考古工作者不仅要善于挖掘文明，更要擅长阐释文明；不仅要善于挖掘历史，更要擅长书写历史。只有实现从材料本位到问题本位的转换，才能真正构建中国考古学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只有高质量地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才能切实增强中华文明的亲和力、感染力。

新百年的考古学要融入复兴伟业，大力倡导“考古鉴今”“融通古今”的学术理想和学术实践，积极投身国家文化事业建设大潮。注重从考古材料中凝练文化和精神内涵，深入探究中华文明延绵不绝、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文明韧性以及开放包容、朴实典雅、和谐自然、崇礼尚德的文明特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的文明基础，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深刻论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

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一百年前，中国考古学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一百年后，中国考古学迎来学科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新百年的考古工作者要着眼复兴伟业，心怀“国之大者”，敢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开创学科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