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曾经有这样的唱段：“程书记派人来送信，伤员今夜到镇中，封锁线上来接应”，由此展开了一个扣人心弦的革命斗争故事。《沙家浜》剧中的这个程书记，在生活中确有其原型。原西安公路学院首任院长程飞白，便是他的生活原型之一。

程飞白的一生传奇曲折。前半生里，他是一位革命者，身处动荡时局中，始终坚守革命信仰，为我党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后半生中，他是一位教育家，担任西安公路学院院长的十年时间里，带领着这所新成立的院校一步步发展起来。他以不屈的意志、坚定的信仰时刻彰显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也以面对复杂局面的睿智、身处危难环境的稳健、倾心育人育才的担当为长安大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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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倥偬 满腔热血献中华

程飞白生于1906年，兄妹九人，他排行老大，其父程曾庆是江苏省常熟县同盟会会员和县参议会参议员。程飞白早年赴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初考入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大同大学（上海），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组织安排下，程飞白担任国民党上海市第二区党部执行委员，当年秋负责中共上海市南市区的宣传工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五卅运动后暂处低潮的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为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1926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组织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程飞白也是这次起义中的一员。由于仓促发动，起义失败，程飞白奉命回到常熟，参加中共常熟特别支部活动，并任国民党常熟县第九区区党部监察委员，为常熟城区工人运动负责人之一，并在徐市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中共徐市支部。

1928年7月，程飞白当选县委军事委员，组织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当年9月，常熟西乡黄草荡农民暴动未成，党组织遭到破坏。程飞白与组织失去联系，无处安身，被迫远走湖北京山。第二年，他辗转回到常熟，负责指导常熟东乡几个党支部的工作。1931年6月，常熟县委又遭破坏，程飞白出走上海，入正风文学院读书，1933年毕业。翌年，他与宗筱薇等人共同组织读书会，传播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并于1935年担任支塘民众教育馆馆长。同年冬，他和几名革命者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入狱。狱中的程飞白与同时被捕的周文在、宗筱薇等人坚持斗争，并写诗记事，汇编成诗集《乐囚集》。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程飞白经当时在镇江第六中学任教的陈震寰保释出狱，后以小学教员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10月，程飞白辗战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与近代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共赴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此后，他开赴太行山抗日前线，1939年11月调入新四军教导队工作。1941年7月，程飞白调入苏北联抗部队，历任联抗部队参谋处处长、苏中军区政治部秘书、苏皖边区二专署秘书、溱潼县长、独立团团长等职，1948年调任苏中军区总兵站站长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程飞白转入政府交通部门工作，历任苏南行署交通管理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公路局局长、交通部第三公路工程局局长、公路总局副局长，满腔热忱地投身国家交通建设。

倾心教育 一路飞雪润长安

1953年，中央高层关于“创建一所培养公路交通专业人才的高等学校”的构思开始酝酿，筹备成立的公路学院最初选址在河北省保定市，校名为北京公路学院。1957年，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北京公路学院撤销，在西安公路机械学校的基础上建设西安公路学院成为了共识。1958年6月，交通部任命程飞白、雷荣为正副主任负责西安公路学院的筹建。程飞白率领北京公路学院保留下来的主要骨干，由北京移师西安，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交通部对西安公路学院的建设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从部机关、部属科研院所和工程单位、大专院校调集210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赶赴西安。1958年9月1日，西安公路学院以本科高校的身份正式登场，程飞白成为学院首任院长，后兼任学院党委书记，为我国公路事业发展和交通建设人才培养付出了大量心血。

从1958年到1978年，程飞白在校园里整整耕耘了二十个春秋。要说他对学校的主要贡献，莫过于建立了一支以“四大总八大教授”为主体的第一代中坚教师团队。飞白院长曾经自豪地说，我们学校有四大总八大教授，他们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所谓“四大总八大教授”，指的是西安公路学院初创时期从全国交通系统抽调来校任教的12位专家：周楫（西北工学院教授、留学美国、延安大桥的设计者、担任公路学院副院长），何福照（留美硕士、主持修复赵州桥、后任长沙交通学院院长），彭树德（公路工程测量权威），梁锡伯（曾任西南联大教授、西南军政委员会桥梁设计科科长、桥梁专家）；孙怀慈（1938年起担任浙江大学教授、系主任十年、桥梁专家），周允（交通运输和汽车工程专家、1965年越南留学研究生和1979年硕士研究生导师），关世俊（金属材料学专家），杨大慰（桥梁力学专家、计算公式世界领先），倪寿章（工程机械专家），王福田（交通运输管理专家），郭可察（汽车工程专家、微型小汽车主要设计制造者），薛熔（数学力学专家）。这12位教授中有4位曾担任过总工程师，有8位具有4级以上工程师技术职称。因为他们在生产单位被称为“总”，到学校仍然习惯地叫他们为“总”。

就这样，“公路黄埔”的第一代教学梯队不断开枝散叶，逐渐形成了一代代薪火相续的学人精神。在“四大总八大教授”的带领下，第二和第三梯队的教师队伍逐渐成长起来，并成为长安大学各个时期教学科研的中流砥柱。直到现在，这个梯队中依然还有很多老师坚守在培养博士和博士后的岗位上。

程飞白主政时期，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学生的专业理论学习受到一定影响。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认为：“学校应体现教学为主的原则”。他坚信，良好的教学秩序是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而稳定的教学计划又是稳定和巩固教学秩序的关键。程飞白主持制订了9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并要求各部门严格按照计划施行教学工作。他始终坚持教学训练严谨求实的理念，注重对学生的基本训练，引导他们在学习中做到严谨、准确、熟练和讲究效率。在他的带领下，全校教学工作有序开展，教学计划得到严格执行，为后来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程飞白对教学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调整的过程。开始时他主要通过检查评比抓教学质量，后来发现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他意识到，教学工作有其固有的规律，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需要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因此，他主张以总结交流经验的方式推动教师和教研组认真摸索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在他的指导下，西安公路学院的老师们积极开展了教学方法的探索与交流活动，逐步形成了日益成熟的教学体系，一批批教学名师成长起来，这其中包括我国公路路面工程领域的开拓者和权威专家张登良教授，从教半个多世纪、80多岁仍然心系学子的交通领域著名专家王秉纲教授等。

在学校的专业设置和建设方面，程飞白同样花费了大量心血。他认为，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科学的发展和学校的可能条件来决定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调整。专业设置不宜过多，划分不宜过窄。学校应努力办好若干重点专业。1960年，学校有9个专业。后来经过调整，地质工程调整到了公路工程，汽车设计调入汽车应用与修理专业，交通运输管理专业也由原计划的1960年调到1965年才上马。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程飞白关于重点专业建设的思想得到传承和发扬，使得长安大学的办学特色更加突出，办学实力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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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飞白常年留着一抹“高尔基式”的大胡子，这成了他带给人们最直观的印象。这个从枪林弹雨中信步而来的革命者、教育者，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日益繁忙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笔耕不辍，即使是在国民党的铁窗之中也不放弃，创作了大量诗词，著有《飞白诗词选》《飞白印谱》等作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他讲话幽默风趣，爱捋着胡须哈哈大笑。由于他使用吴侬软语，做报告时，每讲到有趣处，总是来自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师生首先鼓掌响应，等北方来的师生弄懂了以后，会场往往会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笑声。

1978年3月21日，程飞白院长不幸病故，享年72岁。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和教育事业，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奋斗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一个人就是一面旗帜，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留着大胡子的飞白院长渐渐远去，但他对革命事业的坚贞不渝和对教育事业的鞠躬尽瘁，将永远激励着长大人不断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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