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一次“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的大事件。西安事变的策划及发动者正是东大的老校长张学良将军；而这一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正是东大西安分校学生的爱国请愿活动。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华北局势更加危急，位于北平的各所大学纷纷外迁。东大师生也将其一腔爱国热忱由北平带到了西安。1936年2月24日，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在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旧址上成立并正式开课。面对严峻的形势，张学良校长做出慷慨讲话：“我们东北大学学生，有他的特殊使命，回故乡。所以我们造就学生出来，非但要有专门学识，还要训练他有比专门学识更深的基本工作。将来复兴民族使命，要使举国都企望在东北大学学生身上，学生要没有这种勇气，不必在东北大学。”“东北青年今后须根本彻底的觉悟，你们所负的复兴民族责任重大，所以要受苦，我先去；要流血，我先去。没有这种精神，谈不到救国自强。”

张学良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大会上讲话：“将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报仇雪恨，收复东北”

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北。张学良将军从东北沦陷、华北垂危以及内战加剧造成的民族危急愈演愈烈的现实中，逐步认识到中国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内战无非自速其亡。

　　1936年9月，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学生救国会成立。11月，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学生救国会联合西安高中和西安师范的爱国学生成立了西安市学生救国联合会。针对蒋介石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剿共”内战的形势，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与在西安的东北民众救亡会等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召开了西安各界各单位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向蒋介石提出的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核心内容的万言请愿书。为配合这一行动，会议还决定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为名，举行由各学校学生和市民群众参加的请愿游行。

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举行请愿游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学生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请愿游行队伍，先后分别到“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西北绥靖公署”等单位请愿，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为了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学生们冲出由军警戒严的中山门城门，不畏严寒，徒步朝临潼蒋介石驻地前进。蒋介石得到了学生们请愿的消息，大发雷霆，并派其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率国民党宪兵马队到十里铺阻截，高地上架了机关枪。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张学良将军驱车在十里铺附近追上了请愿的学生队伍，进行劝阻：“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间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请愿的学生们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张学良答道：“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站在最前面的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们喊道：“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　

1936年12月9日，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学生参加请愿游行

为了避免爱国学生们遭到蒋介石军队的屠杀，张学良将军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我不是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们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上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你们。”以东大学生为首的请愿游行的学生们十分信任张学良老校长的人品及气节，听从他的劝阻，秩序井然地撤离了十里铺。张学良将军用一己之力劝退了游行示威的学生，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血光之灾。

张学良将军于当晚，就游行学生的请愿一事再次力谏蒋介石放弃“不抵抗政策”，联共抗日。此举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当学生的不好好读书，动不动就干预国事，示威游行，这是什么爱国行动？”“今后不管在哪里，凡发现有搞示威游行而不听劝阻的，就坚决镇压，就用机关枪扫射！”蒋介石极端仇视爱国学生的言行，深深刺痛了张学良强烈的爱国心，更使他彻底明白蒋介石是不会改变既定政策的。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亡国灭种之危机，张学良将军终于下定决心，策划实施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兵谏”的实施，同时也兑现了他对学生们许下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