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说过：

“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

解剖学作为医学的基础，

是认识人体奥妙，

掌握人体科学的的必要学科。

位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人体标本陈列室，

创建于上世纪30年代。

馆内陈列着1000多件珍贵馆藏，

都代表了生命最无私的馈赠。

这里不仅是一部立体的医学教科书，

是探索人体奥秘、医学职业引导的窗口，

更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在这里，医学标本不再是冷冰冰的，

而是有着医学和“生命”的温度；

在这里，有科普知识，也有人生大课，

更承载着上医解剖学科发展

波澜壮阔的历程，

以及解剖学科一代代学者

薪火传承的精神源泉。

今天，复旦上医“四史”音频小故事栏目

带大家走进人体科学馆

为你讲述张鋆教授与解剖学系的故事

上医的解剖学科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如今的基础医学院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源于1927年的解剖科，是上海医学院创立伊始最早成立的科室之一。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上医解剖学已建设成为一个国内一流、享有国际声誉的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科，是国内最早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重点学科。

这一切都要追寻到上医解剖学科的开山鼻祖之一——著名的解剖学家张鋆教授。1927年上医初建时，解剖学科主任由红十字会医院外科主任任廷桂兼任。1928年，张鋆教授由湖南湘雅医学院来到上海，在中国人自办自教的第一所医学院，即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建院伊始，行政事务繁重，许多工作，如人员安置、设备添置、人才培训等都要从头做起。张鋆秉公办事，平易近人，颇得人心。他还亲自担任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的教学工作，并且连标本模型的设计与制作、解剖学材料的收集与保存都亲自动手，没有一点教授架子。

张鋆的亲力亲为从人体科学馆内陈列着的一台有着九十年历史的显微操作与注射仪中可见一斑，这台仪器历经岁月时光打磨，仍显簇新。在人们看来，这台仪器就像个“铁疙瘩”，它自重20多斤，1930年产于德国，1934年由张鋆从美国带回国内。80多年前，远隔重洋，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一位中国教师随身将这样宛若“千斤顶”一般的“精密仪器”千里迢迢带回国？

上世纪 30 年代，旧中国羸弱不堪，西方反华势力猖獗，更有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脑沟回模式和欧洲人不同，和猴子更为相似，是‘劣等民族’”。面对这样的辱华言论，在当时“身体发肤授之父母”的封建社会，张鋆用医学实验辟谣，亲自解剖研究了50个中国人尸体的大脑。他将研究结论以英文发表在当时的《美国人类学杂志》上：“中国人的脑沟回模式与西方人并无不同”。这项权威研究给了西方人当头棒喝，正是这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让他克服了种种困难，身体力行。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淞沪战争，完全摧毁了上海医学院的吴淞医学基地。次日，张鋆不顾生命危险，踏着战火余烬，只身绕道赴吴淞，抢救残存的切片、模型、显微镜等公物，而个人物品一件没拿。那时正值寒冬腊月，他一家八口靠借的几条毯子才度过了难关。

正是前辈们筚路褴褛的开创精神，上医解剖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师资需要，张鋆特聘请了国际著名的奥地利解剖学家谭忧黎教授来校任教。他们重视人体标本的形态学教学方法，如张鋆教授采用边讲边画的动态授课模式，影响了几代教师；谭忧黎教授发明的谭氏血管注射剂，提高了对动、静脉血管的观察效果，直到现在陈列室内还珍藏着他亲自制作的标本。

解放后，张鋆参加制订国家第一个科技十年发展规划时，即将调查测定中国人体质正常值定为医学发展规划第一项课题，并于1964年将此任务交给上医解剖学教研室负责组织完成。虽然中间经历干扰，最终课题得以完成，并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60年，由张鋆主编的《人体解剖学》出版，成为解放后第一部高等医学院的统一教材。1962年该书再版时，他破格任用一批青年教师。在他的领导下，集体编成了一部比原书质量更高的教材。

1985年，在张鋆教授指导下的学生，参加了第十二届国际解剖学大会，拿出了解放后中国人民独立研究得到的新成果，从而修正了世界近百年来对脑、脊髓结构原则的认识。张鋆还进行了30多项卓有成效的科研课题，为祖国医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被誉为中国现代解剖学的先驱。

正是在一代代师者的辛勤耕耘下，上医解剖学科先后培养了王有琪、齐登科、郑思競教授以及胡哲揆和王永豪等教授，他们以后都成为了我国著名的解剖学专家。同时，上医人体解剖学科还秉承立足上海、惠及全国的理念，于新中国建立不久就担起全国医学院校解剖学师资培训的重担，并专门编写了师资培训教材，为中国的解剖学事业乃至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