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晔 钱威丞:读懂这位“大先生” - 复旦大学党委 - 思政网育人号 -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
大先生,是一流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精神的缔造者、传承者、实践者,引领大学发展方向。过去一年间,设于陈望道旧居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的志愿讲解队的队员人数从30名已经增加到60余名,每月开展组织生活,已开展主题党日、党史讲座、读书汇报、实践总结等活动20余次。深入挖掘陈望道老校长追寻真理的故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大先生”的精神内涵。
“大先生”首要是立德树人的楷模。
贯穿陈望道一生的是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1920年早春,29岁的陈望道收到复旦大学教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上海《星期评论》请他全文翻译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随信附上了《宣言》日文版,以及由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请陈独秀带到上海的《宣言》英文版。
陈望道一头扎进家乡义乌分水塘村老宅的柴房中,一字一句地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恩格斯曾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陈望道怀揣着追求真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硬是费了平时译书五倍的功夫,把彼底原文译了出来”。
《宣言》中译本的出版和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前的创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当晚年被问及首译《宣言》那么难,为何还要接下翻译的任务,“当时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等,都试图影响年轻人,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接下翻译的任务”耄耋的陈望道直言,“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陈望道以一生践行了一位“大先生”对党矢志不渝的忠诚、对马克思主义的终身信仰。
“大先生”亦是学术学问的“大家”。
陈望道是我国修辞学等学科的泰斗,他研究、解决语言学问题,将其视作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1932年,根据20年代他在复旦教书时的讲义编写而成的《修辞学发凡》首次出版,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理论纲领。《发凡》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翻印,被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也是现代修辞学的必修教材。
除此以外,他对因明(逻辑)学、美学、新闻学等学科都加涉猎,在诸多方面为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究。在陈望道一生留下的二十余部著译中,有六部书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除《共产党宣言》是我国的第一本中文全译本,《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的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和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外,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作文法(白话文作文)的专书,1927年版的《美学概论》是我国最早探究形式美的论著之一,1931年版的《因明学》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论著。1978年初版的陈望道遗著《文法简论》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功能观点作出了完整的理论阐述,并以此建立了有特色的汉浯词类系统,成为我国语法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语法学说之一。
陈望道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与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立场、方法脱不开关系。他坚持实事求是,一直鼓励学生做“古今中外派”:“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做学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治学态度上提倡“刻苦严谨”。他研究“单位词”时,做了上万张卡片,每张卡片都写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在学术争鸣中他提倡“坚持真理”。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方案时,当时的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斯拉夫语的字母,陈望道先生明确提出反对。他认为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语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经过与苏联专家的辩论,最终抵制了这一错误意见,“做学问就是为了求得真理,所以在争鸣中要坚持真理”。
“大先生”更是教书育人的典范。
作为“师者”,陈望道身体力行“传道授业解惑”。他教导学生写文章“不要说空话,切忌贴标签”。他自己每篇文章都力求有新观点和新材料,并要经过反复修改。如《论搭配复合谓语的探讨》一文,修改了十多遍才去发表,其研究室由此形成了扎实勤恳的学风;作为校长,他爱生如子。陈望道说,“在我心中学生总是占第一位的”。望老是复旦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长达25年。
先生有个习惯,就是常常跟校长办公室负责人一同在校园散步,了解学生学习成长的真实状况。一次他发现学校的路灯设计不合理、灯光昏暗,于是便亲自去校办五金工厂指导设计图案。他对当时的办公室主任说,“学生身体不好不行,眼睛不好也不行,如果他们身体不好,我们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学生家长”;同时,陈望道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把“又红又专”作为铸魂育人的根本理念。1958年5月27日,陈望道为复旦大学53周年校庆题词:“没有一个学生不是又红又专,是我们复旦大学最大的校庆!我们要争取这样的校庆!我们要祝贺这样的校庆!”同年,他还在规划中写道:“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社会主义”。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以陈望道同志为代表的“大先生”们,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己任,守初心、担使命、举旗帜,聚民心、奠学科、育新人。“大先生”身上的真理力量、人格力量,将始终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心气、意气、胆气,也构筑起当代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
(作者系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办主任兼《宣言》馆党员服务队指导教师/新闻学院博士生、服务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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