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下文统称“红房子医院”）在 1952年时组建了第一届党支部，当时仅有3人，王光正是其中一员。没有人知道低调谦和，从不搞特殊化的她正是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妹妹。在一批批和她一样的知识分子党员引领下，历经137年风雨的红房子医院，已建立了党委，并成长为拥有35个党支部、配备一支94.29%比例的“双带头人”（副高以上职称或医院中层担任支部书记）的战斗堡垒。

无论是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栉风沐雨的艰难时期，融入红色基因的百年红房子，始终秉承济世救人宗旨，为妇孺康健倾尽全力。

抗战“孤岛”上搭救一方济难之所

1883年，黄浦江畔西门外狭小村舍里，首位来到中国的女医学传教士伊丽莎白·罗夫施耐德女士在此地开出一间医务室。医务室治病施药收费低廉，周边贫困渔民自此有了看病去处。次年6月，医务室在原先基础上租房两间，开设了门诊部，中文名为“上海西门妇孺医院”。

由于当时医院的屋顶为红色，老百姓亲切地把这个医院唤做“红房子医院”。

西门妇孺医院门诊部

30年代上海女子医学院毕业典礼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城市生灵涂炭硝烟弥漫。西门妇孺医院同样受到重创，院区遭受严重破坏。医院职工在首任中国籍院长王淑贞带领下，冒着枪林弹雨，将幸免于难的医疗设备搬到临时医院。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及留在医院进行暑期工作的学生组成抗日医疗救护队，所有医务人员都被安置在红十字医院最需要的岗位上。

上海沦陷为“孤岛”后，王淑贞带领着医院职工继续在“孤岛”上进行爱国救亡的医疗和教育工作。

为照顾难民所里的妇女，经中国医学会和上海红十字会准许，医院在地丰（TIFENG）路觉民小学内办起了难民医院，床位30张，救治从战区逃出来的孕妇和新生儿，保障了战争中的产妇在干净整齐的病房分娩。

当年10月，医院租得徐家汇路850号原骨科医院宿舍为临时医院。由于战争和环境条件，床位从开始时的100张增加到了150张，同时将工作人员按需分配至难民所，并开始建立慈善机构。

生死存亡之际，“红房子”以己绵薄之力与国家共渡危难，当时《申报》等媒体均有大量记载。

“地下党”副院长最念念不忘三件事

1947年5月26日凌晨3时，青年学生袁耀萼急匆匆地穿过好几条巷子，然而始终有个“尾巴”在暗中默默尾随她。彼时，作为地下党的袁耀萼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却被狡猾的特务盯上。

她发现始终甩不掉特务，索性灵机一动，躲进了附近的一所医院，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披上白大褂。就在戴帽子的瞬间，特务冲了进来，对着她大声问：“有人进来过吗？”

袁耀萼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地答道：“好像刚刚有个人往那边走了……”就这样，她躲过了一劫，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完成组织交予的重要任务。

这位年仅25岁的地下党，便是红房子医院后来的医疗副院长、妇产科研究所创始人袁耀萼。

地下党工作的经历，让袁耀萼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谈起自己人生，她总念念不忘三件事。

一是走对了“路”，投身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二是进对了“门”，选择了医学，选择了妇产科专业；三是入对了“行”，在临床一线工作，从事实验诊断研究。

正是在走对的路上、进对的门里、入对的行中，袁耀萼尽情地实践着理想与抱负，尽情地挥洒着汗水，在时光的年轮中，镌刻了一份大师情怀。

在袁耀萼的以身作则下，任职期间医院没有出现过一例孕产妇及新生儿死亡案例，医务科更是没有接待过一例医疗纠纷。

这是信仰的力量，它让一位从解放战争的学生运动中走来的年轻医生，成长为享誉业界、救死扶伤的妇产科教授。她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着不平凡的精彩，更用务实的方式诠释了对群众的关爱。

“红房子”这片屋檐下，有着许许多多像袁耀萼教授一样的红色医者，在党的光辉感召下前赴后继，将红色基因融进血液里，让“红房子”发展在历史的洪流中始终绽放出熠熠风采。

“不搞特殊化”的医院第一届党支部委员

1952年，红房子医院由上海第一医学院接管，实现了从“私立”到“公立”的改制。“上医”下属各家医院的妇产科专家、教授，如司徒亮、毕婵琴、王菊华、周毓棻、袁耀萼等集中调入红房子医院。医院迎来了一个人才济济、欣欣向荣的时期。

王淑贞院长投入极大精力建设医院。而医院的党组织也萌芽初生。时任助产士主任的王光正和顾秋、顾展一同建立了第一届党支部，他们艰苦奋斗、以身作则，从无到有，循序渐进地开展党的工作。

王淑贞院长

当时由于贫困和传统观念落后，不少妇女生产都是找旧式接生婆在家进行，卫生和技术设备条件差，所以产后患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的人很多，乃至直肠、膀胱阴道瘘等都时有发生。为此，王光正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医务人员深入街道里弄开展妇幼卫生的宣传教育工作。每每遇到难产，需要用产钳助产或实施臀位抽出术时，王光正总是接到报告后立即亲自赶去处理，以确保母婴安全。

在她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撸袖同行。她将思想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如李超荆、周毓棻、赵君琇等专家、教授都在这一时期先后入党。

王光正的“低调内敛，从来不肯享受特殊化待遇”是出了名的。从私立医院调入红房子医院时，她的工资比医院的同事高出不少。她主动找到领导，要求把工资降下来，和大家一样。如此律己和无私实属难得。而作为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的妹妹，她从来没有动用这层社会关系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相反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使党的威信受到影响。

每次姐姐王光美来上海约她见面，她都拒绝公车接她，自己挤公交车去，她说公私必须分明。50年代末，刘少奇的大儿媳李妙秀回沪生产，王光正给她安排了六七人合住的大房间，吃普通病号饭，没人知道这是共和国主席的儿媳妇。

因为母亲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从事国防工作营养不良，孩子出生仅2000克，生命危在旦夕，有些慌了神的王光正才向院领导汇报了情况。很多年以后，她在回忆此事时，笑着说：“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了共产党员要加强自身修养，我们当时很简单，就是这么认认真真照着做的。”

90高龄的王光正亲历和见证了红房子的成长与蜕变，她以党性建立起第一支医院的党务队伍，以奉献实现着党旗下的誓言，更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势头壮大医院的党组织，带领更多的党员勤勉建设，无私奉献。

周总理赠送的牙签牵出红色记忆

1965年11月，中华医学会首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并在随后交流中与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司徒亮聊起过往，“我们都是四海为家，你的大名我知道！”

周总理特别嘱咐，邓颖超拿出一盒葵花梗牙签赠予司徒医生，因为“这牙签就是你家乡广东开平的特产，你就留个纪念吧”。

司徒亮教授

这盒牙签，司徒亮保存三十多年，更牵出一段令人动容的往事：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支持大西南的决定。时任上医书记、院长陈同生的建议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确定把上海第一医学院“全部内迁”改为“抽调部分力量建立重庆医学院”。

1956年，红房子医院副院长司徒亮毅然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带领妇产科医院一众医务人员溯江而上远赴重庆，参加创建重庆医学院的工作，并担任了重医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同时在妇产科主任的岗位上一直工作21年。

作为新中国妇产科医学的奠基人之一，放弃上海优渥生活的司徒亮，带领学生白手起家建章立制，为重庆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一医院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初抵重庆，条件极为艰苦，简易医生宿舍由旧兵营改造而成，医生待遇和上海比有较大差别，工资降低不少，有医生闹情绪、提意见，甚至打起了退堂鼓，而司徒亮却总是劝大家：“既来之则安之吧，医生嘛，走到哪里都是治病救人。四川重庆医疗水平差，这里的确非常需要妇产科医生，我们的岗位就在这里。”

那时重庆山区贫穷落后，农村妇女患病得不到及时医治：长期腹痛、腹部膨隆近足月妊娠大小的年轻妇女、罹患巨大子宫肌瘤囊性变的老妪、严重贫血骨瘦如柴的孕妇……各种疑难杂症纷至沓来，司徒亮带领着科室为当地妇女的健康不遗余力，同时在治疗难产和大出血、尿道瘘、妇科结核病的防治、引进CA125检测技术等方面创下了一项又一项的壮举。

他极高的声誉，正直的为人，吸引了众多人才，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妇产科专家，更带动了重医乃至整个重庆妇产科医学的发展。

司徒亮对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格外珍惜，年近七旬的他积极要求入党。1988年，司徒亮在体检时发现肺部阴影，尽管术中探查发现是良性肉芽肿，但却在术后发生了感染，一度出现呼吸暂停。

专家组为他做了气管切开术后终于逐渐脱离了危险。而让人感动的是，在做完气管切开术还未痊愈时，司徒亮一边裹着纱布，一边坚持参加党组织生活。妇产科大家的赤诚之心，让无数人动容。司徒亮只讲奉献、不求回报、从不抱怨、一生进取，用毕生奉献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激励了无数后来人踏着前辈的红色足迹奋勇前行。

红房子人多次“为国支援”体现党员担当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派出了第一支援非医疗队，自此拉开了医疗援非“大幕”。1967年10月，红房子医院原院长朱关珍教授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参加中国援助索马里医疗队。

在这个东非最不发达的国家，朱关珍和其他三位中国医生一起组成了妇产科工作组，克服种种困难，作出了不俗的成绩：数次成功抢救完全性子宫破裂，保全产妇生育能力的患者，在当地传为佳话。

朱关珍在完成了两年多援助的使命回国后，又于1977年再度远离祖国和亲人，参加了卫生部派遣的援助非洲多哥的医疗队。

1976年张惜阴教授接受多哥卫生部门官员接见

红房子人抗美援朝医疗救治队

老党员高秀惠，参加非洲阿尔及利亚援助。在赴阿工作前，高秀惠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两个孩子正读中学。接到援非任务时，她将家事交代给老保姆后，头也不回地出发了。在阿尔及利亚，她一度因胆囊炎发作至全身黄疸，却坚守在岗位上。

回国后原本有两个月的休假，高秀惠因为接替她赴阿的国内另一支医疗队无法立即接手，选择继续留任一段时间。国外艰苦的环境、忘我的工作态度，最终为她的健康留下了隐患。

1980年3月28日凌晨，年仅57岁的高秀惠不顾自身高烧赶去医院抢救病人，她自己倒在了手术室，再也没有起来。

高秀惠教授

作为国家队的“红房子”，不仅仅在医疗援外中打响了“中国医生”的品牌，更在对内的援藏、援疆、援滇中将“红房子品牌”留在了边陲的村落田头。

喀什的“首个腹腔镜诊疗中心”、日喀则的首次支付宝付款、金平的连续5年孕产妇零死亡率……他们用响当当的技术回应着中央的号召，帮助西部地区实现“脱贫”……一代代红房子人，沿着前辈的足迹，用责任与使命实现“医学报国、服务社会”的初心。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建国以来，无论是抗美援朝、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还是新冠疫情，“红房子人”都义无反顾、第一时间发出请愿书，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

百年积淀，百年传承。红色基因凝结着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正如那句“博爱、崇德、传承、创新”的院训医院，渗入每一名“红房子人”的血液，激励137年老院传承初心，赓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