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今，爱国主义教育一直处于我国教育领域的关键环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1](  P1 )从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爱祖国为全体国民的公德”，至2019年11月标志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全新战略谋划和全面部署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颁布实施，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场，始终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始终在协调、适应、法治的制度变迁中自我强化，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

 习近平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2]依照一定时序对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分析，有助于发现过去的政策对现在和未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本文以重要时间节点和主要阶段特点为划分依据，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

 1．以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为导向的爱国主义教育初始阶段（1949—1977年）

 1949年9月29日，代表各族人民意志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3](P11)这从国家根本大法层面第一次对新中国文化教育明确提出“爱祖国”是国民公德教育的首要问题。1950年10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和平，践行马克思主义倡导无产阶级应具有博大国际情怀的爱国主义精神，[4]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党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引导全国民众揭发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激起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潮。郭沫若曾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我国人民受到普遍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一年以来我国人民已经有80%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5]1954年6月5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着重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具体的指导与要求，在政策文本中明确指出：“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是要培养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和献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志愿，加强国家观念，树立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观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应注意培养国际主义的精神。”[6]这是我国中央政府文件中首次明确且具体地提出“爱国主义教育”，也是“爱国主义教育”概念第一次在国家教育政策文件中出现的标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蔡中华认为：“文革既是国家与民族的大灾难，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灾难。在文革时期，教育被歪曲利用，失去了本真，更何况爱国主义教育。”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教育失真”时期，爱国主义教育也被“四人帮”歪曲利用，故本文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研究不做涉及。

 2．以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恢复阶段（1978—1993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也标志着爱国主义教育开启了又一次的全新发展阶段。1983年7月2日，党中央首次颁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标题的《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教育的意见》专门性文件，明确了经常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保障。同年8月24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学习贯彻<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的通知》，强调要使我国各族人民从儿童时代起，把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三者融为一体。中央在1983年、1984年连续两年下发了《关于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意见》，指出全国各地要大力发展这一活动，促进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其中特别是“三热爱”活动的开展对于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明确了爱祖国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198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革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强调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重点就是爱国主义教育，要着重将爱国主义教育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进一步明确了德育工作的重点抓手。1993年，基于多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经验好做法，中宣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运用优秀影视片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规定学校须将观看影片列入专门的课程教学，爱国主义教育首次进入中小学课程体系，进一步扩充了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和平台。

 3．以关注青少年群体为重点的爱国主义教育发展阶段（1994—2011年）

 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它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指针，是新时期对青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依据。”[7]该《纲要》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教育原则、教育目的、教育方法等都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阐述，同时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这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对象指明了重点。199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小、中、大学各教育阶段的爱国主义教育需要由浅入深、相互贯通地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进一步深化了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学校爱国主义教育。1996年10月，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命名和向全国中小学推荐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通知》，这是把以青少年为重点的爱国主义教育落在实处的具体体现，是对青少年群体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1998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以我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为主题，在大中小学生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通知》，明确指出这是对青少年学生进一步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理论和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性机遇。同时，这也是应特殊的政策图景而专门针对青少年群体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拓展了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价值功能。2004年3月，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规定了中小学要围绕民族传统节日和重大纪念日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

 4．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教育规范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爱国主义教育也相应进入法治规范轨道。2012年，国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12修正）》明确提出：“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这为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规范。2016年11月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从网络安全层面对各种利用网络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危害行为与不利影响进行立法规范，这表现出国家对爱国主义教育做了更为全面立体的法律保障。2017年9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明确指出：“中小学应当将国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对国歌的具体使用场所、时间等进行了立法规定。2018年3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第一章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从宪法层面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明确宣告，这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法制化进程中的根本性法律规定，是落实以“依法治国”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本质体现。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这不仅从政策层面对过去长时间内爱国主义教育政策进行了总结与发展，更是从实践层面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2019年，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通知》，这掀起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广泛高潮，这也表明了爱国主义教育政策随时代变迁愈加多元化全面发展。总之，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进一步规范了爱国主义行为，使爱国主义得以更好运行在法治轨道上。[8]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

 通过上文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经历了四次历史变迁，四次变迁中的政策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确定了各有侧重的政策体系，创设了多种不同的政策工具。

 1．政策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价值导向

 政策价值是指政策制定者在决策过程的偏好、个人愿望和目标。坚持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是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首要问题。在新中国70多年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价值导向。

 作为政策最终制定者和决策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无疑是推动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他们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解和认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确定的。毛泽东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9](P486)这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 ”[10](P392)这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和情怀观。江泽民指出：“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事业。”“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11](P121) 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化发展理念。胡锦涛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2] 这直接点明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教育主体。习近平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13]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科学论断，从根本上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理清了思想，明确了方向。

 2．政策系统：与时俱进的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体系

 政策系统是政策运行的载体，政策系统运行过程决定政策功能和实际效果的好坏。政策系统一般是由政策的主体、客体、环境等要素相互作用构建的社会政治系统。在新中国的各个阶段，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国情、党情变化，与时俱进开展了多样化的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实现巩固新生政权的政策目标，爱国主义教育成为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辅助手段，党和政府号召社会各阶层积极开展“支援抗美援朝前线”“向最可爱的人学习”等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军入伍，常香玉等艺术家在内的社会各阶层踊跃捐钱捐物，迅速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潮。改革开放初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东欧剧变等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稳固的政策目标，党和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广泛而持久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主题教育活动。该活动对于普及1982年宪法提出的“五爱”社会公德、[14](P188)解决“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思想混乱等问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期，党和政府清晰而准确地认识到由于对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重大缺失，导致出现了“八九动乱”等重大政治风波。爱国主义教育的政策客体开始逐渐转移到青少年群体，“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鲜活的政策载体，极大增强了政策实施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面对日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挑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主义教育政策以“全民为基，学生为重”，其实践体系由单一化、简单化向常态化、深入化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仪式礼仪、重大纪念日、传统节日、自然人文景观等实践教育载体，与广播影视、微博、微信平台等新媒体相互嵌入，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体系的立体空间融合政策场域。

 3．政策工具：从权威管理向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的方法革新

 政策工具是政府在部署和实施政策时的实际方法和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根据世情、国情的变化，适时选择了理性科学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工具，保证爱国主义教育取得切实效果。

 政策工具选择与使用的典型模式是：政府开始时采取强制性较小的最低限度的劝告工具，必要时将其升级为“直接提供”带有强制的权威工具。政策工具选择与使用取决于工具的特征、所面对问题的性质、政府过去在处理相同或类似问题上的经验。[15](P338)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同纲领》到1982年宪法，再到2018年宪法修正案，国家根本大法对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一贯沿用和坚持的是“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公德”，通过鼓励和呼吁这种强制性较小的劝告工具，使人民群众对爱国主义价值观采取自发的遵从和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党的十八大期间，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主体、客体、政策图景等要素，受到市场经济、社会思潮、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外部因素的严峻挑战，党中央及时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青少年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随之采取了一系列规范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制权威手段和方法，这其中包括了《国旗法》《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关于在幼儿园加强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意见》《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贯穿从幼儿到大学生各阶段的法律法规。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启了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工具由此进入合作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的新阶段，《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都意图使爱国主义教育从全体国民的外生需求向内生需求转变，使政策与国民的生活、学习、工作全方位、多渠道深度有机融合。

 三、新时代深入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建议

 1．坚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治理体系

 习近平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16]深入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全面落实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国民个体，合力构建全员合作的爱国主义教育治理体系。一是要在做到“两个维护”的基础上，全面强化各级党和政府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和组织领导，不断创新和优化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顶层设计，深入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发展；二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级各类学校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深入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正规化、专业化发展；三是要着力提升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在日常家庭活动中进行点滴的爱国主义教育，深入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日常化、生活化发展；四是要充分利用媒体的宣传功能，努力营造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浓厚氛围，深入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正面化、大众化发展。

 2．坚持依法治理、丰富载体，提高爱国主义教育治理能力

 2015年12月30日，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民族传统节庆、国家公祭仪式等来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意识，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17]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决定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法治的应然选择，爱国主义教育也是依法治国理念的必然要求。在爱国主义教育法治过程中，以法治思维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尤其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是法治中国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需要。[18]一是要通过完善的法规体系来建构爱国主义教育的法治模式，切实落实“升国旗、奏国歌、宣誓言”等礼仪仪式，在严格按照国旗法等法律的规范下，为爱国主义教育法治设立明确的法律边界；二是要通过纪念活动与传统节日深挖重要时间节点的内涵，大力营造浓厚的节日爱国主义氛围，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礼仪仪式的常态化、有效化；三是要深入推进“互联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模式，构建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通过实际体验见人、见物、见思想、见精神，增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性、深刻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3．坚持把青少年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治理的重心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把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19]结合我国大中小幼序列化的学校教育体系，在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一是要注重不同学段间爱国主义教育具体内容、要素、方式等的衔接。就像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爱国主义教育应该以认识家乡为起点。二是要设置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学习国外爱国主义教育课程的做法和经验，参照语文、历史等各科目的课程标准，研究制定基础教育阶段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标准。三是发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因素。在学校尤其是高校设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科学教学思路，秉持知识传授和价值教育兼备的理念”，[20]推动高校文化育人工作，培养青年学子爱国主义精神。

  *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重要论断研究”（项目批准号：19JZD004）和2019年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课题“《教育政策与法律》课程教学案例库建设与案例教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019JG10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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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 刘树宏.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爱国主义的态度[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8，（6）.

 [5] 郭沫若.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N].人民日报，1951-10-01（3）.

 [6]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J].人民教育，1954，（7）.

 [7] 班华.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学习《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座谈[J].教育研究，1995，（4）.

 [8] 刘大华.完善法治保障营造弘扬爱国主义的良性生态[N].湖南日报，2019-1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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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 丁辉宇，陈曦，沈文虹.胡锦涛总书记参观留给纪念馆三句话[N].南京日报，2004-06-04（1）.

 [13] 习近平.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N].人民日报，2015-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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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陈学飞.教育政策研究基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16]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J].党建，2018，（10）.

 [1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N].人民日报，2015-12-31（1）.

 [18] 陈卓.用法治思维增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效果[N].学习时报，2013-11-25（11）.

 [19]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0] 郭明姬，张亮.新时代高校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责任编辑：代红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