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海湖庄园会晤“百日计划”的延伸版，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制定了中美经贸合作的“一年计划”，涵盖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投资、全球经济治理四大领域。双方同意为缩小贸易逆差进行“建设性合作”。从初具成效的“百日计划”出发，拓展至新的“一年计划”，推进步伐稳健有序，合作路径清晰，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以中国市场深化开放和两国贸易再平衡，换取消除民用高新技术转让和对美投资的政策限制，尊重并协调了两国现实利益，以互利共赢引导合作深化，增强了对话愿景的可实现性。

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结束后一个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要求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Lighthizer）调查“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以确保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得到保护。调查依据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展开，目的是审查中国可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强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的行为。至此之后，中美经济外交双边互动更为频繁，表现为竞争态势的加剧。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在特朗普访华前启动调查，可能是希望造成双边经贸形势严峻的意识，再跟中国谈判，从这个过程中向中国施压，获得中国更多的让步。

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会晤，就“致力于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合作”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中美两国相互扩大市场准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2535亿美元，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贸合作史上的新纪录，其中能源合作项目金额最大，比重高达65％左右。另外，延续中美“百日计划”，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的幅度，签订了金额分别为16亿美元和34亿美元的美国大豆采购协议或意向书。其他经贸合作的成果包括中国将按照时间表和路线图扩大开放，大大放松金融业的市场准入，逐步下调汽车关税，在自贸试验区内试点取消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

尽管中美“百日计划”、“全面经济对话”和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取得了一系列具体成果。然而在2017年11月底，美国商务部25年来第一次不是由国内产业申请，而是自主对自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同时美国政府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文件，反对在反倾销调查中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待遇。

进入2018年，美国频繁地采取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单边贸易措施，使中美贸易从贸易摩擦加速进入贸易冲突阶段。中美贸易谈判几经周折和反复，最终美方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产品提升关税，中国予以对等反击，随后美国宣布对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10％关税，中国宣布对6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不断升级的动态博弈阶段。受贸易冲突的影响，以前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和元首外交都不得不暂时中断一段时期。

正如中国政府所表达的，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的极限施压和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因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遭到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而且引起美国股市的巨幅震荡以及美国内部的政治分裂。2018年11月初，习近平主席应约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充分交换意见，双方表达了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双方分歧、并在阿根廷G20峰会再次会晤的愿望。2018年12月初，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随后三个月内，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多轮谈判和密集磋商，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三）中美经济外交互动与制度博弈

特朗普执政后，外交上强调“美国优先”，形成了特朗普所谓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美国外交由以往的“以实力换领导力”，变为“以实力换利益，同时兼顾维持领导力”。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典型的“实利驱动”、“交易型”和“结果导向”特点。特朗普政府拒绝以多边机制作为促进美国利益的手段、弱化对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支持、甚至退出了与美国利益关系不大或相抵的国际组织，同时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制度创新行动采取防备、对冲乃至遏制战略。

在美国看来，中国持续不断推行重商主义（或称“国家资本主义”）的举措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特朗普偏好“公平贸易”名义下的双边谈判方式，其逻辑是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用双边贸易谈判取代多边贸易谈判将大有好处，可以利用美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以及用关税来要挟其他国家以获得更大的谈判利益。可见，双边场合将成为中美经济外交博弈的主战场。中美在双边贸易失衡、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高科技竞争、对战略产业的控制等诸多问题上还将留下巨大的谈判空间。

在地区层面，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CA）替代北美自贸协议，新协议中的所谓的限制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毒丸”条款，明显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政府官员公开表示，该协议将成为美国以后与各方开展自贸谈判的模板。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的意图是运用国内相关法律，同时加强与主要盟友政策协调来实现多边和地区框架的全面升级与拓展，以便从制度源头上限制和削弱中国。中国正在加快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进程，作为自由贸易和多边机制的受益者，中国同时有责任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在多边层面，WTO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特朗普政府曾多次威胁要退出WTO，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市场经济地位、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等问题。美国的企图在于把应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等因素作为WTO改革的中心议题，并欲抛弃最惠国待遇和关税约束这两条WTO的基本原则。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需要与欧盟等发达国家、众多发展中国家一道捍卫多边制度秩序，坚持既有基本原则不动摇，使改革符合多边框架精神。

在维护全球货币、金融、经济体系稳定方面，中美合作的动能也会减弱。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不是要放弃全球化的利益，而是想摆脱领导全球化的责任。这固然会大大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合作的代价。

美国是一个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而且在20世纪初之前一直被英国视为其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通过经济外交互动，发展了特殊的合作关系。美国在权势转移的过程中，巧妙地避免了英国的预防性打击。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大增强，中国开始倡导国际经济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作为主要的新兴市场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逐渐趋近于全球经济体系的“一极”。类似于二战后美国的做法，中国通过金融、贸易和投资外交提高了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改革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新兴国家的崛起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激烈冲突，各方选择什么样的战略至关重要。经贸交往是国家外交的一个有力工具，能够凭借“供给效应”和“影响效应”，取代战争作为权力的直接来源并透过相互依赖关系影响他国。

美国的经济外交协调了崛起时期与他国的关系，以至于最终美国能够取代英国，建立起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国际经济治理制度。美国采用经济外交策略塑造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经验为中国对美经济外交、和平崛起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今天中国和昔日二战期间的美国，无论是在国力还是外部国际环境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在经济总量超越英国多年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形下，并经历了经济危机和战争危机的惨痛教训之后，才促使其改变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思想，主动塑造战后秩序。通过艰难的经济外交博弈，布雷顿森林体系才得以全面、有效地运作。就中国而言，中国希望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和谐、平衡的方向发展，希望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行为理念的设计没有挑战现时的规则，而且尽可能维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伴随中国实力资源的增加、管理国际关系经验的增长、战略运筹能力的增强，“相互调适型”的互动模式可成为中美两国合作的基本模式。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和各类对话机制，为中美两国政策适应和调整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外交互动模式，这有助于避免战略误判、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未来中美经济外交互动更需要在多个层面上务实推进。

五、结论

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以及两者之间的目标和手段转换是大国外交的常态，经济外交作为大国经济利益和制度性权力均衡配置的工具，在追求国家利益、参与世界权势转移、塑造包括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在内的世界秩序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是大国经济外交的主要推行者，比较成功地运用了经济外交的战略来塑造和维护国际 政治经济的主导权。二战结束以后，基于国际义务和自身利益的考量，实力早已成为全球第一的美国随之摒弃中立主义和孤立主义，着力谋划未 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设。在战后国际制度设计、形成、实施以及随后的维护和发展过程中，展开了一场以英美等大国为主的经济外交博弈，推动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制度体系的形成和演进。 

中国是大国经济外交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分工体系，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先后经历了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融入者、建设者和改革者的角色转变，并由此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创新，中国经济外交的目标也由原来主要服务于 “经济利益”逐步转向 “制度性权力”。与 当年二战结束期间美英实力对比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中国经 济实力、特别是综合国力目前都难以与美国抗衡，中美经济外交博弈主要还是集中在双边机制中的利益协调。在区域和多边机制中，中国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倡议 并引领一些特定领域的新制度安排，寻求对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体系的改革、补充和完善。 

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是推动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两者互动涉及双边、区域和多边领域，元首外交成为重要的外交互动形式。在双边机制场合，中美经济外交互动的频率将加大，在全面竞争中寻求共同利益的聚点可能成为未来双边互动的特征。元首外交、战略对话与其他各层次的外交互动形式相结合，可以比较有效地管控分歧、避免战略误判、推动合作。 

在多边机制场合，鉴于近来美国退出一些多边机制、全球经济面临严重治理赤字的形势下，中国通过经济外交战略运用，与一些发达国家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道捍卫多边制度秩序，坚持既有多边贸易制度中的基本原则不动摇，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谋求的是与自身经济能力相适应的更大的制度空间，为世界提供日益稀缺的国际公共产品，以便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