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In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OFDI）（两者简称“双向FDI”）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和母国双重身份的现状，以1995—2015年双向FDI和污染物排放的时序数据为样本，使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中国双向FDI与环境三者的关系。结果显示：①短期内，IFDI能促进环境质量的提升，OFDI则对环境改善体现为抑制效应，双向FDI的综合环境效应为正向；②长期内，IFDI抑制了环境质量的持续提升，而OFDI则有显著的推动环境改善效应，双向FDI的综合环境效应为负向；③从动态冲击看，双向FDI都会将自身所受外部冲击传递至环境质量的变化，IFDI对环境的冲击影响为负向，而OFDI对环境的冲击影响为正向。④区分劳动资源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双向FDI在短期和长期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效应。新时代下，厘清双向FDI与环境的关系对中国深化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制定“为我所用”的国际投资政策、协同“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中国

原文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In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OFDI）快速发展，也使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经济。2018年中国的IFDI为1349.7亿美元，占全球IFDI的10.38%，全球排名第二。同年，中国的OFDI为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可预期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将加快发展，双向FDI仍将持续增加。对外开放虽造就了中国经济繁荣，但生态环境却持续恶化，环境污染问题备受重视。就IFDI相关研究而言，部分学者认为IFDI增加会加速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IFDI增加能够提升环境质量。在OFDI方面，学界还是存在不统一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OFDI能够降低国内碳排放量，提高环境质量，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O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低，增加了碳排放量，降低了环境质量。一方面，现有文献关于IFDI或O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另一方面，鲜有文献能够考虑到中国双向FDI快速发展的重要特征，没有将双向FDI和生态环境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中。双向FDI与环境质量三者的关系并不清晰，也不利于中国在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制定“为我所用”的国际投资政策，协同“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下，国家“十三五”规划再次强调了要建设生态文明，提高环境质量，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习总书记更是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此时亟待学界研究的是，在双向FDI并重发展的新阶段，厘清不同类型FDI流入和流出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异质性影响机制。

基于此现实背景，本文立足中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上具备东道国和母国双重身份的现状，将双向FDI和生态环境三者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国际投资影响生态环境的三大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和邓宁的国际投资动机理论，理论探析中国双向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和传导路径；进而使用1995—2015年双向FDI和污染物排放的时序数据，通过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方法，从短期和长期双重视角检验双向FDI流动对生态环境的长短期动态作用效应，考察其产业异质性影响，并给出相应的针对性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对加快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稳定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文献评述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和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根据投资方向可分为2类：一是从外商直接投资（IFDI）方向关注投资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二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环境质量的作用。

2.1IFDI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影响

关于IFDI与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关系，正负效应的争论由来已久。代表性的是“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HavenHypothesis）[19]和“污染光环”假说（PollutionHaloHypothesis）两种对立的假说。

“污染避难所”假说代表的是IFDI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负效应，认为发展中国家有较宽松的环境规制，环境保护成本低，相较实施严格环境保护措

施的发达国家具有成本比较优势，容易吸引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跨国直接投资，转移了环境污染。“污染光环”假说认为IFDI为东道国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和环境管理经验，通过替代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企业资源利用率和生产率，能对生态环境产生正面影响。从目前研究现状看，更多的文献支持IFDI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符合“污染避难所”假说。夏友富和田东文等较早从产业层面提出高污染产业是IFDI流入中国的重点领域。沙文兵等利用中国30个省区数据研究发现IFDI与环境质量是负相关关系。聂飞等认为较宽松的环境标准引导IFDI流向中国高污染行业，对生态产生了不利影响。一些学者的补充研究发现，中国IFDI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显著性呈现自西向东递减的梯度特征，在IFDI集聚的东部，环境规制对IFDI的阻碍作用并不显著，IFDI甚至还存在“光环效应”。部分研究提出中国IFDI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对生态环境改善有促进作用，例如包群等实证发现中国IFDI与环境质量存在倒U型关系，初善冰等采用DEA方法测算了中国各省生态效率，发现IFDI与生态效率显著正相关。

2.2OFDI与母国环境质量的关系

纵观现有文献，学界更关注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影响，国内外研究OFDI与母国环境质量的关系较少。仅有的文献主要沿用IFDI影响东道国生态环境的理论框架，探索推导OFDI对母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例如Main等对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污染与非污染产业产出比率，发现OECD国家通过将污染产业转移至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降低了自身污染水平，提高了环境质量。国内学者更多聚焦于OFDI对CO2排放等单一排放指标的影响，导致研究结论差异较大。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结构效应，降低国内碳排放量，提高环境质量。另一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低，增加了碳排放量，降低了环境质量。还有一些学者尝试探索OFDI产生正向环境效应或负向环境效应的条件，例如周力等提出OFDI环境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特征，认为发达地区OFDI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欠发达地区的OFDI则相反；聂飞等提出OFDI环境效应的城镇化门槛模型，发现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OFDI显著降低碳排放量，低城镇化率地区则反之。

上述文献分别对IFDI和OFDI的生态环境效应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但有些问题尚未考虑到：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是分离的。一是基于东道国的研究视角，探析该国I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二是基于母国的研究视角，分析OFDI对该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然而，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尤其是“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双向FDI的发展规模日益增大。中国兼具东道国和母国的双重特征，既是资本输入大国，又是资本输出大国。为此，孤立研究IFDI或OFDI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不够的。在实证方面，现有文献更多是片面地分别检验IFDI或O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变量选取角度看，在衡量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时较多使用单一的排放指标，如CO2排放量。但单一指标无法囊括多种形态污染物的环境影响，如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不能全面反映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而CO2本身不是污染物，对人体无害，其最直接作用是影响气候变化，排放主要来自能源消耗，基于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碳排只能一定程度间接反映环境质量，难以直接反映环境质量水平。

针对现有文献的局限，首先，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上，本文将双向FDI和生态环境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研究框架，深入分析双向外资环境效应的传导路径，辨析其对生态环境的异质性影响机理。其次，在实证分析上，更为全面和细致，同时考虑双向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果，采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辨析双向FDI的长期和短期效应以及冲击的波动传导效应，检验不同产业类型双向FDI的环境效应差异。这是对以往研究的实证扩展。最后，在变量选择上，采用废水、废气、烟尘、粉尘和固体废弃物五种污染物数据，经综合计算构建一个全面反映环境质量水平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