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异质性检验

中国双向FDI涉及多个行业，不同行业资本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差异是不能忽视的。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不同行业的IFDI和OFDI对中国环境质量的长短期影响，检验双向FDI环境效应的行业异质性特征。

将中国双向FDI涉及的行业分类为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构成两个子样本，实证检验双向FDI流入不同产业的环境效应差异。由于中国双向投资的行业分类口径与生态环境数据的行业分类口径并不一致，限于数据可得性原因，难以将双向FDI行业数据与生态环境指标行业数据完全匹配对应起来。因此，本文结合《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双向FDI和环境指标区分行业的数据，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划分借鉴金碚的方法。同时借鉴庞瑞芝等[87]的方法，统计出中国历年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双向FDI和生态环境指标数据，形成两个异质产业类型的时间序列样本基础，其中以LIFDI表示劳动资源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以LOFDI表示劳动资源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以LENV表示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态环境指标；以KIFDI表示资本技术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以KOFDI表示资本技术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以KENV表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态环境指标。类似地，基于上文实证步骤，依此检验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两个子样本的时间序列平稳性，结果均显示一阶平稳。协整检验结果显示，两个子样本检验的双向FDI均与环境质量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IFDI对环境质量存在抑制效应，OFDI对环境质量存在促进效应。这进一步说明H1b和H2b成立的结论是稳健的。进而，利用两个子样本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可比较不同产业类型双向FDI的环境效应在短期和长期的异质性（图7-10）⑥。在两个子样本的脉冲图中，无论是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环境指标对外商直接投资（LIFID和KIFDI）及对外直接投资（LOFDI和KOFDI）的响应路径与整体样本的结果是一致的。即IFDI的短期环境效应是正效应，长期环境效应是负效应；OFDI的短期环境效应是负效应，长期环境效应是正效应。这进一步验证了四个假设是成立的，结论稳健。

进一步，对比不同类型产业下环境质量对双向FDI的脉冲响应程度，以分析双向FDI环境效应的产业类型异质性。LENV对LIFDI的脉冲响应如图7显示，产业的环境质量指数对其外商直接投资的响应路径是先正后负。其中，第二期达到波峰，为0.002；第四期达到波谷，为-0.050；第七期后则稳定在-0.004左右。KENV对KIFDI的脉冲响应如图8显示，KENV对该类外商直接投资的响应路径也是先正后负。其中，第二期达到波峰，为0.009；第四期达到波谷，为-0.043；第8期后徘徊在0附近。比较图7和图8结果可知，在短期，LIFDI的环境正向促进效应是小于KIFDI。在外商投资项目建设阶段或外资企业运行初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进口生产设备和和中间品，对国内的落后产能有着

较大的进口替代效应，因此，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相较于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能产生更大的正向环境效应。在长期，LIFDI的环境负效应同样大于KIFDI。这更多是由过去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的阶段特性所造成的，中国的LIFDI更多承载着发达国家的低附加值、高能耗和高污染资本，在长期，其规模不断扩大，排污数量和水平都持续增加。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虽然在长期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扩大国内产能规模，但其带来的生态环境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外资规模效应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相较于KIFDI，长期上，LIFDI有着更大的环境负效应。

对外投资方面，图9显示，LENV对于LOFDI的响应路径是先负后正。其中，第一期为负，第五期达到波峰，为0.029，随后下降并趋于0。图10显示，KENV对于KOFDI的响应路径也是先负后正。其中，第一期和第二期均为负，分别是-0.016和0.005，第三期开始由负转正，在第五期达到波峰，为0.051，第八期后趋于0。比较图9和图10结果可知，在短期，LOFDI的环境负效应小于KOFDI。在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初期或企业运营初期，资本技术密集型对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生产设备和中间品的大量出口，扩大了国内重工业产能，增加了污染物排放，因此，相较劳动资源密集型对外投资，资本技术密集型对外投资产生了更大的环境负效应。在长期，KOFDI的环境正效应大于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LOFDI虽然转移了部分国内低端、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产业，但还有较大部分对外投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这些OFDI刺激了国内商品生产与出口，导致投资的环境规模效应的负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环境质量的正向影响。而KOFDI更多是“逆梯度”的，能通过结构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80]，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排污水平，从而提升环境质量。因此，相较于LOFDI，在长期，KOFDI有着更大的环境正效应。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深化改革，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开创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本文将双向FDI和生态环境三者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选用中国双向FDI和环境质量指数的时序数据，使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从短期和长期双重视角，研究中国双向FDI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得到以下结论：

（1）在短期，中国IFDI对生态环境改善有促进效应，而OFDI对生态环境则有抑制效应，双向FDI的综合环境效应为正向。

（2）在长期，中国双向FDI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IFDI对生态环境提升有抑制作用，而OFDI可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双向FDI的综合环境效应为负向。这说明中国双向FDI的环境效应作用方向是相反的。

（3）在动态分析方面，双向FDI均能将自身所受外部冲击传递至生态环境变化，但影响的方向是相反的。其中，生态环境指数对IFDI的冲击响应是从正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渐趋向于负效应，对OFDI的冲击响应则是从负效应逐渐趋向于正效应。

（4）若从产业类型异质性考虑，在短期，劳动资源密集型IFDI的环境正向效应小于资本技术密集型IFDI；劳动资源密集型OFDI的环境负向效应也小于资本技术密集型OFDI。在长期，劳动资源密集型IFDI的环境负向效应大于资本技术密集型IFDI；劳动资源密集型OFDI的环境正向效应小于资本技术密集型OFDI。

5.2建议

基于本研究发现，中国双向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作用在长短期上均存在相反的影响效应，同时其中也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效应。因此，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和制度改革应强调灵活性和阶段性，还要统筹和适应中国产业结构新变化。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应准确判断当下中国在国际投资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及时做出针对性的战略调整。一国双向FDI的流动与其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经济水平较低时更多是接受FDI流入，随着经济水平提高将有更多FDI输出。目前，中国双向FDI的规模均已处于世界前列，同时兼备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双重身份。在此背景下，中国必须明晰双向FDI的发展策略定位，合理布局双向FDI流动，以更好地发挥国际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配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转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到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新发展观目标。

第二，在“引进来”战略实施过程中，要坚决把重心从“数量”向“质量”转移，主动选择引进更多中高端产业的投资。实证显示，中国IFDI的短期生态环境提升效应显著，而长期IFDI的环境效应弹性却是负向的，同时，从长期来看，劳动资源密集型IFDI的环境负向效应大于资本技术密集型IFDI。这说明传统产业引资模式在短期虽可带来先进技术和经验，但其低“质量”的环境负效应会长期累积。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产业和区位优势，严格审查IFDI，对引资数量进行合理管制，重点引进资本技术密集型IFDI，发挥外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生产绿色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以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第三，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引导国内企业“走出去”，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提升中国产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充分发挥OFDI对母国生态环境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降低母国污染排放水平。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OFDI在短期主要是市场寻求型OFDI发挥作用，促进了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有一定抑制作用，但从长期看，OFDI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强，对生态环境改善的促进作用将更明显。而在短期，劳动资源密集型OFDI的环境负向效应小于资本技术密集型OFDI；在长期，劳动资源密集型OFDI的环境正向效应却小于资本技术密集型OFDI。因此，中国应该积极构筑“以我为主”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和国际产业链，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引导过剩产能的转移，使资本技术密集型OFDI的企业生产设备和中间品能够在东道国或其他国家获得，降低短期上资本技术密集型OFDI的环境负向效应和长期上劳动资源密集型OFDI的环境正向效应。积极鼓励和引导对外直接投资高技术行业，兼并收购海外优质企业资产，发挥外资对生态环境良性的逆向反馈效应，增强长期上资本技术密集型OFDI环境正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