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化武危机的事例体现了战略收缩时期美国战略行为及其与盟国关系中的若干核心特征，包括:(１)美国投入大规模战略资源的意愿显著不足，即使获得盟国支持，美国也不愿采取具有很大代价的行动，虽然孤立地看，这种代价是美国可以承受得起的。(２)美国希望用高度节约资源的方式保持对一些重要地区的影响力，希望通过划定“红线”等方式，来慑止对手的某些行为。(３)但美国的威慑有时经不起考验。在战略收缩时期，美国对盟国承诺的可信性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不仅如此，美国对于履行自身作出的承诺的决心也发生了动摇。美国对盟国承诺可信性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利益变化与资源投入能力制约的结果。(４)在叙利亚化武问题上我们还可以发现，对美国来说，战略收缩是不情愿的，但如果有很大的收缩的现实需求，美国的收缩行为总体上是理性和务实的。

4.特朗普政府的有限战略收缩与同盟关系管理

２０１７年１月，特朗普上台执政。虽然执政只有两年时间，但他表现出与奥巴马明显不同的个性，并乐于展示自身强硬的形象。不过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依然显现出战略收缩的一些特性，并对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产生较大影响。

1.特朗普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依然面临收缩压力

特朗普上台执政时，依然面临很大的控制政府预算的压力。２０１７财年(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到２０１７年９月３０日，其时间跨越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位总统任期)，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为３．３１６万亿美元，支出为３．９８２万亿美元，其中可自由支配支出国会拨款１．１万亿美元，这是自动减支规定的限额。特朗普政府实际花费了１．０８万亿美元，他削减了教育、能源、住房支出，并把经费转移到国防、卫生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国会还拨出１３３２亿美元紧急行动资金，这一经费不受自动减支规定的限制，它大部分用于支付在中东的军事行动，还有一小部分用于应对“哈维”飓风和“伊尔玛”飓风。

２０１７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实际财政赤字为６６６０亿美元，比预算赤字(５６１０亿美元)高１０００多亿美元;实际收入比预算收入(３．４６０万亿美元)少１４４０亿美元;实际支出比预算支出(４．０２１万亿美元)少３９０亿美元。政府实际收入比预算少１４４０亿美元，而支出的７０％为强制性支出和净利息支出，这对美国政府形成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在上台后不久，特朗普就明确表示要大幅削减一些政府部门的预算。在上台后仅１个月，特朗普政府就试图把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削减３７％。２０１８年３月，美国政府官员在国会外交委员会听证时建议把对外援助的预算削减３３％这无疑代表了特朗普政府的意愿。虽然２０１７财年、２０１８财年实际没有出现如此大幅的削减，但特朗普政府削减部分政府部门预算的意愿颇为强烈。

特朗普执政第一年，美国的军费支出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他在执政后不久，就对奥巴马时期的军费开支追加了１５０亿美元。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特朗普政府确定的２０１８财年国防支出达７０００亿美元，比上一财年的国防支出增加１０００多亿美元。２０１８年９月，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增加２０１９财年的国防支出，使其达到７１６０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连续两年大幅提高国防支出，无疑增大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使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问题更为突出。

根据２０１１年的«预算控制法案»以及自动减支机制确定的支出上限，２０１８—２０２１财年国防支出的上限分别为６２９０亿美元、６４７０亿美元、５７６０亿美元和５９００亿美元，２０１８财年和２０１９财年的预算分别超过上限７２０亿美元和６９０亿美元。由于２０２０财年的上限比２０１９财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报告，其对２０２０财年国防开支预算的预期值为６４７０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在２０２０财年无疑会面临较大的削减军费开支的压力。

２０１８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７７９０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１７％，这是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不包括２０１２年)的最高数字，这一数字有可能在２０２０年达到１万亿美元。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特朗普突然宣布要求政府主要部门把下一年度的预算削减５％，国防部可以例外，但也要把其预算目标调整到７０００亿美元。

２０１９年３月，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出２０２０年的预算案，这一预算案试图把美国２０２０年的国防开支提高到７５００亿美元。为绕过«预算控制法案»的限制，在这７５００亿美元中，国防部的基本预算只有５７６０亿美元，但编列了１６４０亿美元的海外紧急行动资金，以及９０亿美元“紧急资金”。为了控制开支，这一预算案大幅削减了大部分其他部门的开支，其中环保署削减３１％，国务院削减２３％，交通运输部削减２２％，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削减１６．４％，农业部削减１５％，内政部削减１４％，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削减１２％，能源部削减１１％，教育部削减１０％，劳工部削减９．７％。即使如此，根据这一预算案，美国在２０２０财年的赤字将高达１．１万亿美元，且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的赤字将连续４年超过１万亿美元。此外，２０２０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就将达到４８２０亿美元。特朗普的２０２０年预算案无疑将会面临来自国会的很大压力，而且仅仅从相关数据的发展趋势看，这样一种高水平的国防开支，从财政上也是很难持续的。

２．“美国优先”的政策本身具有战略收缩含义，并对美国与盟国关系产生影响“

美国优先”不仅是特朗普在大选时的竞选口号，在他上台执政后也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纲领和核心原则。“美国优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本人所具有的基本价值观和理念，特别是对“全球主义”的反对。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声称自己“不代表世界，只代表美国”，不接受“全球主义的虚假欢歌”，表示他当政后，要把美国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发表的就职演说中，特朗普明确表示:“从今日起，一种新愿景将治理我们国家，从今日起，将变成美国优先。”

２０１７年９月，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对其“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阐述。他表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这是一个按照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行事的战略。“美国优先”的含义是美国将像所有国家应该做的那样，把它的公民、价值观和关注放在首位;它意味着强有力的主权国家是国际和平的关键;特朗普强调他将根据政策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来确定其对外政策;美国将继续作为国际领导者，但将鼓励其他国家承担他们的责任。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其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第一页就在显著位置强调这一国家安全战略把美国放在首位，这是一个“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可以说，“美国优先”的理念已渗透在特朗普政府的各种内外政策之中，并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更清晰的体现。

“美国优先”代表特朗普对国际事务态度的一个原则性变化:维护国际秩序的长期稳定不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相比之下，美国的物质利益，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利益，才是首要目标。特朗普是第一位公开质疑战后美国积极创立的国际制度体系的美国总统。他认为，美国被既有国际秩序安排绑架了，现有的同盟关系是一种负担，多边协议捆住了美国行动的手脚，他质疑在世界各地保持美军存在的必要性，寻求把美国从沉重的全球事务负担中解脱出来。

就美国与盟国的关系而言，特朗普认为,美国过去承担了太多国际责任，这给美国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却不能带来与之相称的明确可见的实际收益，为此应减少美国的国际责任，减少与此相关的财政支出，一切以“美国优先”为宗旨和原则。特朗普在参加２０１７年联合国大会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再也无法加入或参与一个美国得不到任何回报的单方面协议。”

在与盟国关系中，美国对于盟国在安全上搭美国便车做法的不满是一个长期现象。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据，２０１７年美国的防务开支占２９个北约成员国总防务开支的７０．１％，在美国之外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的防务开支分别占北约国家防务开支的５．９％、５．７％、４．９％、２．７％、２．２％和１．４％。由于北约的主要关注点是欧洲的安全，这种情况让美国人感到颇有些愤愤不平。不过问题在于，美国的大部分军费开支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安全利益以及支持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与同盟关系，而不是为了保护欧洲的安全。据估计，美国国防开支中直接用于欧洲的部分在２０１７年约为３０７亿美元，只占美国军费开支的５．１％。另外，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投入对美国本身是有回报的，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多方面的回报，特别是使美国对欧洲事务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但在面临一定程度战略收缩压力的情况下，美国对这种情况的不满被进一步情绪化了。在２０１８年７月的北约首脑会议前后，特朗普告诉他的最高国家安全官员，他不认为这个军事联盟有什么意义，他表示，北约一直抽取着美国的资源。政府高级官员对«纽约时报»表示，２０１８年期间，特朗普曾多次私下表示，他希望退出北约。对于北约这样一个美国参与其中７０年并一直发挥主导作用，从冷战以来对美国有着最重要意义的军事联盟，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尚且如此，美国对其他盟国的态度也就可以想象了。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为“实用主义”。对特朗普来说，付出意味着明确可见的回报，美国与盟国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为此，美国要改变与盟国的权利义务关系。特别是，他认为，美国利用其优势军事实力向盟国提供安全保护，盟国应该通过向美国提供部分军费来使美国增加军费的来源。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盟国“搭便车”的行为将不再被允许。

从字面上来说，以维护美国利益为宗旨的“美国优先”原则上并没有错。但从现实上，美国政府利用其实力优势地位，利用盟国在安全等领域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采取了不少背弃过去的承诺与安排的单边主义政策，试图使双方的利益分配进一步向美国倾斜，由此实现的并不是一种互惠互利、权责均衡的关系，而是追求一种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态势，使双方的关系变得更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