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廉，我校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协作导师，2014年起任教于广外。翻译理论家、变译理论创始人，科学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创建者，专攻翻译学、汉译语言和汉外对比。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项目 6 项（重大 1项,重点 1项,一般4 项）、部级 7项，出版学术著译作 33 部，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馆翻译研究文库”、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翻译学文库”等丛书 7 套，发表学术论文 360 篇，推动中国译论走向世界。同时，他坚持培养翻译学人才和团队，坚持开展“译学沙龙”，为翻译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在党员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黄忠廉

忠心向党，在党的光辉下成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年代，也是青年渴望知识的学习年代。1983年，黄忠廉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业为俄罗斯语言文学。他一边用心学习比英语更难的俄语，一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学习和成长中严格要求自己。受当时国内正能量和师长的影响，他思想上要求进步，在校、系学生会工作中严于律己，以全人视角打造自己，在德、智、体、美各方面都有进展，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大三时，黄忠廉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各方面表现优秀的他被上级组织部门吸纳。“八十年代两次学生事件，让我更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具有十几亿人口规模的中国走向繁荣、发展与富强。”黄忠廉表示。“感谢组织的培养与鼓励。我觉得自己仍有不足，会在未来继续努力。踏实务实，走向更高更大的目标。”黄忠廉谦虚地说。

深耕科研，在翻译领域放光芒

热爱是黄忠廉从事翻译事业、研究翻译理论的最主要原因。黄忠廉提到，他首先是热爱汉语，其次是英语、俄语。这三种语言具有语言类型学的特色，彼此之间的关系与互译可以作为人类翻译的参照。这一历史性偶合，对他的翻译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学习、翻译三种语言过程中，他发现了翻译的本质、类型和内在规律等共性问题和其他特性问题。“常在哲学高山脚下漫步，虽说未能入山，却也常在山麓受到一些哲人的启迪。”黄忠廉在《翻译本质论》中写道。谈及对黄忠廉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他介绍了严复、林纾、林语堂等大家，他们的变译理论与国家外译工程项目由全译要求变译的本质性变化，推动了他和千千万万的翻译者深入探究翻译的本质，提出全译理论、变译理论、外译理论等译论，甚至创立变译学、全译学与外译学等学科。充分汲取前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成果后，黄忠廉在翻译的道路上逐渐行稳致远。

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统翻译界仍沉潜于传统全译观，即完整地翻译原作的理念，90年代，翻译界进入普遍认同的“沉寂期”。黄忠廉早年在读本科和硕士时，所接触的教育均是全译观。研究生毕业后，黄忠廉统观史上众多翻译活动并总结口译实践经验后发现，很多地方、很多时候不必、不能、不需完整地译出作者的原话。事实发现促使他重新思考当下的译论，重新审视严复、梁启超、林纾等人的翻译作品和翻译理论。我国传统译论停滞不前、外来译论水土不服，翻译事业的现实需求及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翻译实践等因素，推动他继续追问翻译的本质。经过研究，黄忠廉发现，仅从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看，严复等翻译家的不少译作不可能“等于”原作，实际上也极不等于原作。尽管这一翻译现象在多数情况下常常会遭到批评，他们的作品却仍能受到市场的肯定与部分读者的欢迎。因为译界主流所认定的翻译实践要求为全译，但上述译者的翻译采用的是翻译变体或变体性翻译，如摘译、编译、译述等，可概括为“变译”。黄忠廉对这些翻译变体的基本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全面考察了12种变译方法及操作原则后，变译理论破土而出。1997年，黄忠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翻译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变译学是21世纪的新学科”的观点，一鸣惊人。

新论的提出，总会面临不同的声音。从唯物观和辩证法的角度看，任何新见的发展都需要通过时间的考验。变译理论诞生之初，夸赞之语不绝于耳，不解之问也轮番而来。面对肯定，黄忠廉直抒谢忱；面对质疑和否定，黄忠廉更表感谢。他认为，质疑和否定的声音能让自己头脑更清醒，从而发现自己的不足。“至少我的设想没能说服或进入他们的知识体系与意识范畴，所以我需要再解释、发掘，将理论说得更完善、通俗，更成体系。”黄忠廉如是说。

“变译”概念和“变译”理论在提出之初受到各种质疑，但终究在学界同仁的鼓励、支持、关爱中日益成长。中国科学院李亚舒教授认为黄忠廉提出的“变译研究是一个切合翻译实践的新视角”，认识“是一个值得继续开掘的重要选题”。时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总主编的罗进德先生同样高度肯定黄忠廉的“变译理论”，并诚邀黄忠廉从翻译变体出发，用英文写成一书。在李亚舒教授等人的支持和鼓励下，黄忠廉继续在“变译”理论上深耕，并接受了罗进德先生的建议，于2000年推出《翻译变体研究》。

黄忠廉主持的“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开题论证会召开

经过不懈努力，黄忠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理论”于2001年顺利结项。在广外钱冠连教授的建议下，黄忠廉于2002年出版《变译理论》，将书稿整体推出，为变译立论。此后，“变译”和“变译理论”逐渐为学界所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研究中国译论越多、越深入，黄忠廉越能感受到使命在肩，这是他至今仍然孜孜不倦地推进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信念与动力。他认为，如何基于中外历史、盘清中国译论史的家底，如何在译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借鉴西方又能提出“私想”，是任何一个中国学者都应承担的责任。“关注国际而不盲从，是真正学术自信的一种体现。只有这样，中国学者才能自立，中国学术才能受人尊重。”黄忠廉坚定地说。目前，黄忠廉正在推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他发掘译论遗产，还中国传统译论以本真，以促进中国译论建设，构筑中国议论发展体系。同时，他也积极开展中西对话，激活传统译论潜含的译论范畴与话语，逐步建立扎根于民族又适应现实的中国译论话语，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以顺应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总趋势。

立德树人，为译学发展输血液

黄忠廉在科研领域做出极大贡献的同时，也为翻译学人才与团队培养源源不断地注入动力。他坚持“立足校内、打通界限、凝聚国内外”的人才培养理念，在立德树人方面功勋卓越。

黄忠廉在广外翻译学已有学术团队基础上，团结国内外译学力量，力求将顶层设计、团队协作与个人发展相结合，形成合众的学术生态，进行联合攻关，占领翻译学研究高地。他依托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组织应用翻译学、理论翻译学、翻译（学）研究方法论、人文社科项目研究创新团队，有计划地推出若干学术建设工程，产出一批高质量的标志性成果，逐步将广外翻译学科建设成享誉国内外的译学创新团队。同时，他积极探索从本科到博士后的翻译学教育系统，为各语种翻译方向的本、硕、博、后四个层次开设相应课程，为创建国家级翻译人才培养实验区做好理论储备。他利用研究与教学的平台，团聚老中青力量，秉承士人精神，增强理论创新意识，做好传帮带，通过方法论训练，结合人才培养特色，助力提高翻译学人顶天立地的科研能力，走“丰厚学识+科学方法”的成功之路，从而产出一批佳作。

黄忠廉参加第二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

统观当下国际交流形势，黄忠廉敏锐地发现，各种翻译形式并存，新技术突飞猛进，对昔日翻译形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必然会影响翻译观的变更。他指出，在译才培养方面，宏观上要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重新界定其内涵；微观上，要研究一个个新的译学问题，如机译、口译、外译、回译、转译、复译等。

为了将译才培养制度化，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黄忠廉创立“译学沙龙”，并坚持开展将近二十年。自2014年入广外以来至截稿前，“译学沙龙”已开办223期。每周沙龙主题不定，由“译学黄埔”成员主动向沙龙转会主席报题，或分享读书心得和研读困惑，或涉单篇论文的构思与写作，或道写作、修改、投稿、发表心得，汇报题目五花八门，完全尊重每位学子的个人优势。硕博士生与访问学者都从中受益匪浅，他们在读书、研究、撰文等方面均受到了相应训练，提高了学术情商、学术批判意识、主动合作能力等。“尤其是珍惜每一训练环节的学生进步更快！”黄忠廉说道。

作为学者，黄忠廉孜孜不倦，追求翻译学理论的精进；作为教师，黄忠廉立德树人，不断推进翻译学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共产党员，黄忠廉坚守初心，勇担党员责任。向前看，路还很长。黄忠廉希望广大党员“抬头看路，撸袖实干，文武兴邦”，做到“行走即思考，落座即创作”，不断发现真问题，提出真知灼见，拾级而上，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