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将军（1905—1942）湖南醴陵人，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1930年春回国后，到中央苏区任红军军官学校一分校教育长、红军新12军军长、红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

左权将军长期参预我军许多重要战役的指挥和建军工作的领导，撰写有《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论我军的后勤建设》、《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军事论文40余篇，被誉为“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

左权将军.jpg

左权将军壮烈殉国揭秘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宋秉忠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左权遗体从涉县移葬邯郸时，负责左权遗体的收殓与安放，他亲眼看到的左权将军将是怎样状况？

  左权将军是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他的壮烈殉国，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随着中日韩封存多年的历史资料逐渐解冻，大量鲜为人知的事件真相也露出了真容。

十字岭上，左权将军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

  我第一次走上十字岭，是在１９８４年春末。

  当时，左权县召开党史座谈会，我作为参会代表，与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原八路军前方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和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原１２９师７６９团１营教导员王亚朴等来到了十字岭。

  他们面对着巍峨的群山，向大家讲述了十字岭战役和左权将军殉国的来龙去脉。

  １９４２年２月至５月，驻山西侵华日军第一军以歼灭八路军总部及１２９师首脑机关为主要目标，展开“第一、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在对太行山区发动的春季“扫荡”遭到失败后，又于５月８日下达“Ｃ号作战”命令，把摧毁八路军总部和主力１２９师作为攻击重点，要求“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将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都列入“捕捉”名单。

  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前往河北省伪省政府所在地保定，就近指挥作战；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由山西省省会太原赶到晋东南重镇潞安，坐镇前线指挥战斗。参加作战的日军第一军所属的３６师团、４１师团、６９师团及独立混成第１、３、４、８旅团等共计３万余兵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和“梳篦战术”的大扫荡。

  日军对这次战役进行了精心部署，将作战计划分为４期。５月中旬，日军分多路从正太、同蒲、平汉等方向，攻向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辽县、涉县一带。

  太行区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最集中的地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１２９师、《新华日报》社、冀南银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太行行署等都驻扎在这里。

  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首长，连日开会分析敌情，商讨行动方案。

  ５月２０日午夜时分，左权在战前会议上分析了敌我态势。他说：“面对日军重兵的多路合击，１２９师主力部队目前已转出外线，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以及《新华日报》社等尚处在敌军的合击圈内。面对重兵压境的日军，合击圈内八路军能够应敌的兵力很少，只有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特务团已派出掩护侧翼，等待我们的将是极其残酷的战斗。”不过，左权提醒大家：“从局部看，我们处在敌军的包围之中；但从全局看，敌人是处在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包围中。”他对担负主要掩护任务的总部警卫连连长唐万成说：“你们连百分之八十是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老红军，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次任务。告诉同志们：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

“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这是左权将军发出的作战动员口号。

  ５月２３日晚，八路军总部各部门奉命转移。

  ２４日凌晨，总部驻地辽县麻田村附近发现敌人，负责掩护撤退的总部警卫连扼守着村旁的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警卫连仅仅２００多人，顽强抵抗着２０００多日军的轮番进攻。

  为保证八路军总部的安全转移，左权不顾周围炮弹不断爆炸掀起的气浪，站在虎头山后面的山头上沉着指挥战斗。当他看到附近山上还有群众没有脱离险境时，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从已经十分吃紧的兵力中抽出一部分吸引敌军，以便让群众转移。

  ５月２５日上午，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局党校、新华社等的数千人马集结在涉县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四周都是密集的枪炮声。

  南艾铺一带山岭连绵起伏，地形复杂，左权命令警卫部队和刚刚赶到的１２９师３８５旅７６９团１营、３８５旅山炮连迅速占领南艾铺南面的几个山头，分西、南、北三面布防，控制绵延十多里的十字岭高地，阻击敌人，掩护转移。

  这时，总部电台与冀西杨秀峰和１２９师师部取得联系，得知黎城方向敌人已渡过漳河，正由南向这一带急进；涉县一带的１２９师一部也与敌人遭遇，正在进行激战，日军已从东南方向包抄过来；西北方向敌人，在控制了太北区的制高点峻极关后，已进至上庄、下庄一带。附近的敌人也与我守卫部队接火，敌人万余人构成了对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的合围。

  中午时分，一架日军的红头侦察机在头顶上低空盘旋着，然后掉头飞去。

  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和杨立三等领导同志在一块洼地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认为：根据四周发现的敌情，统一行动目标太大，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为一路，向西北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党校、《新华日报》社、朝鲜义勇军为二路，由政卫连掩护向东南突围；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率后勤部门为第三路，由后勤警卫大队掩护，向东北面突围。各路均由作战参谋带电台一部，随时联络。

  左权提出要总部警卫连掩护彭德怀率先突围，彭总不同意，他说：“战事这样紧急，我怎么能离开大家先走。”

左权着急地说：“你的安危，事关重大，只要你安全突出重围，总部才能得救。”

  彭德怀看着战友们，坐在马背上不动。左权急了，用强硬的口气命令唐万成：“连人带马，给我推！”

  彭德怀被感动了，挥起马鞭，在警卫排的掩护下，向西北方向奔驰而去。

  正当大家分头突围时，左权突然发现担文件箱的同志不见了，便立即对警卫员郭树堡说：“快回去找，一定要把文件箱找回来，那是重要的机密！”

  郭树堡请求说：“参谋长，太危险了，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的安全！”

左权不容分辩地说：“你熟悉情况，不要为我担心，相信你能完成任务。你回来后，朝北艾铺方向找总部，我在那儿等你。”

  左权对身边的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说：“警卫员要保守警卫总部的机密，要保护电台，保护机要人员。”让他们立即分散到总部电台和机要人员中去。

 这时，负责掩护彭德怀突围的警卫连长唐万成跑了回来，拉住左权说：“参谋长，快跟我走！”

  左权惊诧地问：“唐万成，你怎么回来了，彭总呢？”

  唐万成说：“彭总已经突破封锁线了，你快跟我走吧。”

  左权大声说：“不行，我有我的任务。唐万成，你不要管我，快跟上彭总，千万不能出事。”

  唐万成是１９３１年宁都起义时参加红军的老同志，作战经验十分丰富，当时左权是他所在的红１５军政委。多年来，他多次跟随左权，深知他在战场上从不顾及个人安危。但他是警卫连长，一定要保证左副参谋长安全转移。

  左权发火了，他拔出左轮手枪，对着唐万成说：“唐万成，你要知道，如果彭总有个三长两短，我枪毙你！”

  唐万成看到左权将军着急的神情，眼里含着泪，扭头追赶彭总去了。

  日军发觉了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迅速收缩合围圈，６架敌机轮番投弹、扫射，一发发炮弹投向密集的人群。南艾铺附近的东阳坡上，已织成一张密集的火网。

  面对危险处境，左权沉着指挥着大队人马的突围行动，尽全力招呼着每一个人。

  午后２时，左权站在十字岭高坡上，用嘶哑的声音向已极度疲劳的人们高喊着：“同志们，不要隐蔽了，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大家不要慌，快往前冲啊！”

  突然，一发炮弹在左权的附近爆炸，他迅速回过头来，冲着大家高喊一声：“快卧倒！”第２发炮弹带着嘶嘶的怪叫声又飞了过来，左权不幸中弹，他仰面倒了下去。

  “左参谋长，左参谋长！”

  跟在后面的北方局党校学员们不顾一切地呼喊着奔过来，发现左权的头部、胸部、腰部多处中弹。大家含着泪从左权将军身上取下左轮手枪，打开一个草黄色的背包，覆盖在左权将军的身上，然后将尸体藏在一块巨石旁边的灌木丛中。

  敌人的围攻被粉碎了，可是八路军也付出惨重的代价。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中共中央北方局政权工作部秘书张衡宇、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政委孙开楚、总后政治部部长谢翰文、朝鲜义勇军领导人石正、陈光华等一大批抗日将领和党政机关领导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新华日报》社牺牲的编辑记者就达４７人，中共北方局政策研究室１１人全部牺牲。

  三天后，八路军总部、１２９师派人找到左权遗体，就地掩埋，并留有标记，以便日后重新安葬。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情节和对话既不是电视剧的艺术再现，也不是我的随意杜撰，而是参加十字岭作战的唐万成、郭树堡、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副科长何延一、总部女机要员罗剑及北方局党校学员亲自向我讲述的。

  后来，我与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侄儿左谷修、左山等多次踏访十字岭，在左权将军殉国处和安葬处，分别献上了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