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10年后才真正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虽然在三大就是中央局成员，参与中央日常工作，但是他开始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还是始于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从此逐步形成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里是就其主要成员而言）。其中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是从遵义会议到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包括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16］。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其后，毛泽东提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直到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英明决策，使他发挥了坚定的核心作用。

但是，1937年 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偕同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出于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任，支持王明主张。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王明回国后，“进攻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17］1938年 3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这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党内状况，起了重要的作用。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在 1938年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表态：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这为较快地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了重要准备。

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围绕毛泽东的报告和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全会上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二是从六届六中全会至 1943年 3月中央机构调整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有一定变化。张闻天在参加 1941年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主动要求赴陕北、晋西北调查研究，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任弼时 1940年 3月从共产国际回国后任中央秘书长，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三是从中央机构调整至 1944年 5月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刘少奇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1941年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了刘少奇过去 10年在国统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会后，中央决定调刘少奇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43年 3月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实际上成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主要领导人。

四是六届七中全会至七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基本定格。六届七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工作。而七大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三个层次：由 77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 13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5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这是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毛泽东是其中杰出代表。一般认为，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事实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种制度形式从 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起一直沿用到 1956年八大。

正如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一样，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邓小平曾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