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党史博览》2019年第9期  作者：闫树军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

定都北平，北平改称北京，需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批准才具法定效力，那其民主议定过程是怎样的？当年的档案记录，揭开了哪些我们所不知的秘闻？考出好成绩，是执政党的意愿，更是人民的意愿。北平改为北京，是人民的意愿，更是民主的结晶。宪法是怎样记述首都北京的？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关于首都北京的表述又有哪些不同？

■随着战争的胜利，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曾考虑“红都”的北上与南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国历史便坚定地迈向了她的必由之路、自由之路。在这条路上，瑞金做过苏维埃政权的首都，延安做过边区政府的首府，还有设想中的中共中央驻地哈尔滨、淮阴，最后，百川向东流，万民归北京，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一举解放了哈尔滨。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省犹如一只展翅的天鹅，哈尔滨市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抗战胜利之初，考虑到哈尔滨与苏联靠近，便于取得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这是在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下作出的战略决策。为中央移至哈尔滨，中央警卫团一分为二，由李富春带其一部，先行赶往河北承德，为中央的转移准备中转站。

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了骤变。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增兵东北，抢占交通要道。毛泽东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

1946年春末，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以及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慎重而机密地筹办着迎候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南迁淮阴的工作。

中共中央准备从延安南迁淮阴，是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商议：如果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国都南京，中共中央也要考虑南迁，这样有利于共议国是。

南迁淮阴，是因为地处华中的江苏淮阴地区在人民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不仅商业比较发达，文教事业蓬勃发展，而且是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通向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水陆交通枢纽。在当时，它被誉为全中国民主建设的楷模与榜样。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公然露出了穷兵黩武的凶相，彻底撕毁“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不断向解放区发起进攻。5月3日，蒋介石派美制飞机几次在淮安上空盘旋、侦察。14日，又派飞机低空扫射清江机场。同时，上海国民党报纸则不时散布“武力收复苏北”“讨伐苏北”的反共言论。这样，中共中央就放弃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取消了中央机关从延安南迁淮阴的计划。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属意北平■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自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阎锡山。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聂荣臻领会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在平津战役中，聂荣臻获悉，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可能愿意谈判，于是和罗荣桓商议后向中央军委建议：攻下天津，迫使傅作义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而解决。毛泽东明确回复：“今后，我军作战主要是夺取大城市。能和平解决的尽量和平解决。北平最好不打！中国人民为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是太多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任命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领导北平的接管工作。在西柏坡，毛泽东对彭真和叶剑英嘱咐：“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要像接管沈阳、济南那样，取得更好的成绩，不要落在沈阳、济南之后。另外，还要特别防止出现过去某些‘左’的做法。”

毛泽东的这番话，让叶剑英感觉到北平可能将作为首都。

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在河北保定召开，中心议题是研究有关接管工作。叶剑英在会上明确地说：“北平是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都，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其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关系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我们务必要把眼前工作搞好。”

1949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天，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个人交情很深。长征路上，王稼祥与毛泽东共论革命发展前景，共同研究红军脱困的策略方针。他拥护毛泽东指挥红军，是遵义会议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一员，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这次相见，少了些寒暄，更多的是直陈心底。

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洛阳，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王稼祥略一沉思说：“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再看洛阳，它的缺陷是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因中原连年战乱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洛阳为都也不合适。”

毛泽东笑着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

王稼祥沉稳地说：“我认为我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选在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联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认为首都应定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王稼祥的意见后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看法完全相同。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考量上的。

北平的城市建设，也有其独特的格局。毛泽东曾先后两次走进这座城市，并在这座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知道：北平是一座举世无双、布局宏大、规划严整的城市。外有长城拱卫，内以皇宫为中心，在其中心轴线上，城池宫殿、坛庙苑林、衙署寺观、市井民舍依次对称展开，构成格律精严的空间序列。毛泽东在北京时，曾去过陶然亭，也曾领略过北京的早春，北海公园、故宫河畔、鼓楼脚下，也留下了他和杨开慧的身影，他对北京自由多变、穿插隐显的园林风光透射出的人文生活情趣也有很深的记忆。毛泽东也深知天桥、厂甸那些趣味盎然、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文化，是北京最富人民性的生活。

北平不能毁于战火。这是一代伟人的深谋远虑，更是广大人民的愿望与期许。

■北平和平解放，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经过29个小时激战，天津解放。次日，傅作义便派出代表商谈和平解决北平之事。1月17日，傅作义召集华北7省市参议会，讨论和平问题，北平前特别市市长何思源以北平市荣誉市民的身份出席会议。会前访问了北平军事将领的何思源，要求傅作义和他的部属，顾念北平200多万人民的痛苦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走和平道路。何思源还在会上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求将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北平这个名称，改北京是最反映民心的；二、要求在北京设中央政府，北京人以前最喜欢自称“天子脚下之臣”，越靠近中央越好；三、要求中央政府统一全权。

何思源的这三条，无疑是着眼于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的，但这要求也反映了北平人民欢迎共产党定都北平的民心。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2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31日，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

在北平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而其政治考量又随着革命进程一步步地深入。北平和平解放，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也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他说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起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说：“我们是进城‘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考个好成绩”，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定都北平的第一个愿望。这是执政党的愿望。这更是人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