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我们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要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两个大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打造发展新优势，开辟发展新境界。

“十四五”时期对外开放为何强调“高水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十四五”时期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重要决定，符合历史逻辑，顺乎时代潮流。

其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呈现出“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演化，国际环境日趋严峻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了一系列新特征新要求，当前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我国制度优势显著、物质基础雄厚、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并没有改变，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并没有改变。为了更好地以“不变”应“万变”，在变局中开新局，必须更加注重用好对外开放这个“关键一招”，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领域、空间和层次，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从而进一步提高我们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事业的顺利推进。

其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居民恩格尔系数达到28.2%，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为此，拓展对外开放领域，增加医疗、教育、能源、高科技等方面的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其三，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毋庸置疑，在“十四五”和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大，大国博弈将更加激烈，世界经济的大海会更加风高浪急，我们遇到的国家安全风险和挑战必将更加严峻复杂。在这种情形下，统筹发展和安全最好的选择就是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更大的勇气、更强的能力继续到世界经济的大海中去游泳并增强游泳技能，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一方面，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坚决维护多边体制和贸易自由化，团结维护世界和平的进步力量，在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斗争中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要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四，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而要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实现相互促进，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唯一路径。一方面，“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内涵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这三个“更”上下功夫。

“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就是指对外开放的“空间范围”更加扩大。不仅要从过去注重沿海、沿江、沿边的对外开放转向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全境对外开放，把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的改革经验复制到全国，实现对内对外“双向开放”，而且要从主要重视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转向对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元性、全球性对外开放，从而全方位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加快构建我国的全球利益分布格局。

“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仅是指产业和技术领域要进一步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在继续扩大制造业、采掘业、农业领域的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重视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在更多领域取消外资占比限制，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而且是指从过去重视“引进来”，最大限度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既重视引进国外企业直接投资又重视我国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

“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一方面体现在从过去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假冒伪劣和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健全外企投诉工作网络，有效维护外商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外资营商环境，确保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通过制度型对外开放，我国将积极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从最终产品竞争转向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从获取资源转向要素整合、消减隐性贸易壁垒、加快相关体制规制与政策的调整，实现贸易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促进国内外资本、技术、信息、人力资源、服务的自由流动，促进国内外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要从过去被动的“规制跟随”型开放转向主动的“规则制定”型开放，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为此，一方面要通过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议程，进一步扩大多边合作范围，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另一方面，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这个平台向国际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便车”，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多管齐下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外贸管理体制，在政府职能转变、贸易投资、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加快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深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科技教育合作，促进人文交流。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在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前提下，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不断完善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推动相关机制合作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作用，共同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研究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共同维护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快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尤其要在国际规则尚未形成广泛共识，而我国已经具备参与塑造和引领国际规则能力的领域，如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等领域，加快形成规则体系，为世界规则制定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