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社会，文化领域始终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涉及民心向背、国族身份、政治合法性等问题。历史上，彻底消灭一个国家无非两种方法，第一种是肉体上的消灭，第二种是文化上的同化。二战后至冷战前，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冷战后国际冲突则主要表现为一国的内部冲突，且往往是思潮、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斗争。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经济安全是基础，文化安全同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共同成为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文化很重要，但目前缺乏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一般来说，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即器物文化、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汉语中文化的最初含义为“文治和教化”，《周礼》即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西汉刘向在《说苑》中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表述，此处的“文化”与武力征讨相对。当代哲学家张岱年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专指文学艺术。最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全部内容。次广义的文化指与经济、政治有别的全部精神生活的成果，我们一般把社会生活分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二是政治，三是文化”。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文化的定义为：“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通过一个民族具体的实践活动而体现出来的异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该定义强调文化对于民族的识别效应。

文化安全是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

文化不只具有修养性情、陶冶情操、滋养精神的功能，也具有安全属性。在国际社会，文化领域也有刀光剑影。正如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所说：“文化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彼此交锋。文化不是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英文的“safety”和“security”两个单词都可与汉语的“安全”一词相对应。但是，文化安全中的“安全”一词则用“security”，其一方面指安全的状态，即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另一方面指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状态的能力。如果自身能力不强，对安全、风险状态评估得再客观、再准确，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领域，文化安全的前提是保护传统价值，这些价值通过社会领域的精神、道德、历史、宗教等来体现。文化安全意味着民族文化身份不受有可能破坏其根基的内外部因素所威胁。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主要包括：语言安全、风俗道德安全、价值观安全、生活方式安全。笔者认为，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民族精神、理想信念、主流价值体系等观念形态的“文化特征”“文化主权”处于相对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其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文化安全是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文化安全概念的提出源于全球化，即存在文化传播和文明互鉴的可能，也存在文化入侵和文化霸权等外来威胁的可能。在国家安全领域，文化既可以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也可以是国家安全的目的。在外交层面，文化对外交政策的作用取决于文化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的贡献。文化安全还同文化身份关系密切，气候变化、移民、全球化等会对国家的文化身份构成威胁，进而被感知为“文化不安全”。全球化一方面推动集体行动以解决共同问题，另一方面带来了各种冲突、竞争和矛盾，导致民粹主义、新殖民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反智主义等的兴起。文化安全也是随之出现的一个议题。

不同主体对文化安全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侧重。发展中国家关注西方文化对其传统文化的解构，突出国家层面的文化安全；美欧等西方国家强调移民群体和非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化解“白人至上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冲突；联合国人权机构等国际组织则更强调弱势群体的文化安全。

在很多国家，政府将文化安全作为优先政策，以防范外来文化的“负面”影响。在法国，“文化例外”政策是构建法兰西民族文化认同，维护法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和保障。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词汇被用来谈论现代化如何威胁和改变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文化安全往往同土著人与白人的互动有关。在加拿大，文化被定义为一套政治价值观，而不是社会所认同的由艺术和知识所体现的现实：“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我们的文化，根植于对宽容的承诺、民主、平等和人权等”。在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看来，维护主流的政治价值观是确保文化安全的关键要素。加拿大政府所谓的文化安全，具有更多政治含义，即外来文化对加拿大主权和文化权力造成的威胁。非洲在实现“非洲性”与“世界性”融合的同时，强调保护传统习俗、文化遗产（包括遗迹和部落艺术品等）免受自然侵蚀、经济发展和恐怖主义等威胁。各种文化安全定义的共同点在于，使文化特性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等挑战面前免受威胁和伤害。

虽然文化安全很重要，但是文化安全具有相对性。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绝对安全”或“绝对纯净”的文化。所以，不计成本地寻求绝对的文化安全是不理性也是不切实际的。一国文化在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同时，会对其产生投射和反作用。对于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来说，保持独特的文化身份确实是一大难题。然而，也不能因此故步自封、自我封闭，唯有对内坚持文化自信，对外推动文明互鉴，才能在开放的背景下不断提升自身“免疫力”。

文化自信是维护与塑造文化安全的前提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喀麦隆学者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大多数时候，国家的成长如同人生，决定成败的不是起点，而是重要转折点。在转折点如何选择很关键，一个共性的规律是决定选择的核心要素往往不是物质利益的刺激和诱惑，而是由内而外的文化和价值观。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地阐明了中国文化的三大基础，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在时间上由远及近，但难有清晰的概念边界，彼此交融、相互促进，都是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脉络。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邓小平所倡导的这“五种精神”，为革命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代价值作了十分精辟的阐释，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文化的高度自信。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的应对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也展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力量。回顾历史，中华民族历经血与火的磨难，从来没有向命运屈服，在紧要关头、危难时刻，总是奋起抗争、自强不息。支撑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经验充分说明，比制度更深刻的是文化、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鲜明的特色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紧密结合。

过去五百年，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导致今天国际社会共同面临一个“被西方化”的世界，几乎所有的标准、话语权似乎都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一些人逐渐失去了文化自信，一方面迷失自我、精神空虚，另一方面出现崇美、媚美、恐美心态。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历史的悲剧。

因此，文化安全首先要维护国家的主流价值体系，维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实践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也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在百年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逐步形成了集中体现党的本质属性、具有厚重实践特点、拥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伟大精神谱系。例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等。今天，“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成为这一伟大精神谱系中的最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价值共振是维护与塑造文化安全的关键

核心价值观念在社会文化中起中轴作用，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为此，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在国内，我们提出了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面向国际社会，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提出“人类共同价值”概念，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核心价值观有24个字、人类共同价值有12个字，一段时期内，有不少领导干部关注的焦点是，这么多字能不能记住？能不能把字数压缩一下？如果不便于记忆，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其实，是这些人的衡量指标选错了，价值观建设的最好效果是“日用而不觉察”，对一个人而言，下有底线，上有追求，底线与追求的空间，就是人们的信仰空间。

“中国天眼”是我国天文学家南仁东于1994提出的构想，是他的理想追求，后历时22年建设，于2016年启用，这也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其实在“天眼”落成启用前，南仁东就已经被确诊肺癌，却一直坚持带病工作。2017年9月15日，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逝世，享年72岁。有记者曾问南仁东，为什么要放弃国外高薪，扎根大山深处做一个看似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南仁东回答：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南仁东虽然没有提核心价值观，但爱国、创新等要素已经成为他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共振。

中国文化强调价值共振，但是西方国家强调价值输出，努力用其普世价值“围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苏联先后粉碎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经历了严酷的卫国战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胜利，却败在意识形态战场。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实现价值共振要尊重文化与价值观传播与塑造的规律。如果把文化比作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天生就是“慢性子”，需要循序渐进、渐入佳境。而且，文化建设要强调识别效应以及错位竞争优势。在价值观层面，意识形态安全等概念很重要，但是如果让人感受到你在刻意输出价值观、输出意识形态，那么就已经失败了。因此，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更全面的能力。从理论上讲，研究文化说到底是研究价值观，传播文化说到底是传播价值观，实现价值共振才能充分展现出文化的吸引力。所谓价值共振就是激发一种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的“冲动”。人的主观感情至少有四种，分别是好奇、喜欢、欣赏、认同。其中，好奇、喜欢是低层次的，往往是器物、功能层面的；欣赏、认同是高层次的，是人文、价值观层面的。在国际社会，难的不是通路、通电、通邮、通航等，最难的是通心。“攻心联”是成都武侯祠内的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核心思想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毛泽东也曾指出，“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做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做争取人心的事，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强的国际政治。

文明互鉴是维护与塑造文化安全的条件

古今中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文明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明理论：卢梭的文明批判论、孔德的实证文明论、傅立叶的文明批判论、摩尔根的文明起源论、福泽谕吉的文明进化论、斯宾格勒的文明没落论、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马尔库塞批判的文明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世界体系存在层级结构，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居于体系的“半边缘”，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其中，在文化维度，西方发达国家在进行经济剥削、政治控制的同时需要创造统一的文化与价值模式，于是，由中心国家所推动，以西方文化为模板的普世价值凌驾多元民族文化之上，营造了一种全球趋同的文化氛围。可见，西方国家在进行文明交流时，有道德上的优越感，要去改造“劣等的他者”，将差异看作是冲突产生的根源。

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但并不是差异导致冲突，而是人们看待差异的态度。不少西方国家秉持文化帝国主义，强调“范式性力量”，即认为自己有道德与价值观上的优越感，执意要去改造“劣等的他者”，要所有人向西方看齐。同时，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国际社会始终处于“霍布斯文化”状态，内部团结是因为外部有敌人角色的存在，彼此间只能是零和博弈，外交政策充满敌意，“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是这一状态最本质的特征。不论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霍布斯文化”状态，都在撕裂国际社会，对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都是无益的。

但是，一味地主张抗议而无视自身逐步现代化的事实，并用一种刻薄的所谓“文化本位主义”来否定、对抗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做法则是值得商榷的，这种文化策略是一种思想封闭症，更是狭隘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它往往极力鼓吹其民族文化的优越性与独特性，而排斥其他外来文化，甚至将民族的文化交流中的融合互补也被视为文化殖民主义的表征，这显然无益于文化建设与维护文化安全。文化的交流始终是双向的，我们在反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也要坚决抵抗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绝不意味着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和抗拒，相反应在认同中选择性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

与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存在“孔子改善”“孟子最优”“共同体改进”。其中，“孔子改善”强调自我利益的改善必然要使他者的利益同时获得改善。“孟子最优”的含义是，只有在有效合作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个人的自我利益才会得到最佳实现。那么，是否存在“共同体改进”，即个人受益，群体会增益；个人受损，群体会俱损。因此，中国外交基于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大势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核心思想是兼顾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兼顾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兼顾主权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中华文化强调利他（在利他中实现利己）、强调集体，但也尊重差异、重视个体，重视长远。因此，文明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国际社会安全的基本条件。

2020年8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宣布了一项旨在“遏制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的“净网计划”，该计划为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和企业敏感信息，免受中国等“恶意行为者”侵扰，在运营商、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云服务和海底电缆五大领域切断与中资企业的联系。其中，美国认为TikTok等中国企业的产品正在挑战美国的科技霸权，同时强调中国产品会对美国年轻人洗脑、威胁美国价值。可见，美国强调的不是文明互鉴，而是价值对立。在国际关系中，话语是人类独有的、最强大的、最可怕的“枷锁”，即当你把别人视为敌人，最终对方会成为敌人。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在1948年最早提出了“自我实现预言”理论，指人们先入为主的判断，无论其正确与否，都将或多或少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以至之前的主观判断最终成为现实。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把这种“预测本身可以影响被预测事件”的现象，称之为“俄狄浦斯效应”。在国际关系中，消极预测往往会产生消极事件，反之亦然。今天，美国盟友体系存在的前提就是要寻找敌人，由此人为割裂了世界，放大了价值观的对立。而中国积极构建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则要拥抱朋友，推动建设基于文明互鉴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塑造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统筹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抓手

补短板以实现自身强大是维护与塑造文化安全的抓手。在实践中，目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统筹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两项工作。就文化事业而言，要努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就文化产业而言，要努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两者的化学反应就是提高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事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文化强国建设，但事业和产业又有着本质区别，有不同的运行逻辑和发展规律。文化事业体现政府和人民的意志，主要运用财政资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文化产业则要讲求市场和效益，尊重市场规律、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激发文化创意活力，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中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有文化资源不一定有文化产业层面的全球竞争优势，有文化资源也不一定就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关键在于能否激活、整合与转化各种资源。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只有2.74%，2019年达到4.5%，但同欧美日韩等国家相比依然很低。美国文化产业占比为25%左右，日本20%左右，欧洲平均在10%至15%之间，韩国则高于15%。

在国际社会，更多将文化产业称为文化创意产业。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都是国家经济的重要发动机，是发展最快的行业，直接影响价值创造、社会就业和出口贸易，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指标。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文化创意产业包括广告设计、建筑艺术、图书、电子游戏、音乐、电影、报刊、演出、广播、电视、视觉艺术等具体领域。

过去有不少干部愿意抓经济工作，不大愿意管文化工作，因为前者容易出成绩，且易于衡量；后者是慢功夫，是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总体而言，能源、土地等资源总是越挖越少，但文化资源却会越发掘越多。今天，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就要统筹经济与文化两件大事。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一体化的现象都越来越鲜明。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在笔者看来，文化是行走的经济，经济是可持续的美好，美好是认真展现的态度，态度是由内而外的文化。从本质上讲，现代化不是用收入、科学技术来衡量的，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生活方式，也包括价值观念、道德素养。

文化的核心功能是通心，而强者通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可能一攻就破；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凝聚力，再先进的科学技术、再好的武器装备，不是不敢打，就是不攻自破。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安全、文化强国都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表现形式。其中，硬实力是确保国家强大的，而文化软实力是确保国家伟大的，一国的综合国力不是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之和，而是两者之乘积，文化建设从来不附属于经济建设，文化安全有其自身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