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湾区高等教育，流传最广的是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传说，并令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更添“神话色彩”^[1]。这个神话最为动人心弦之处在于大学与高新科技公司的良好互动，不但开启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而且还掀起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潮流。但是，作为单个机构而被反复传颂的神话总是过于强调个体英雄主义，需要祛魅和还原。事实上，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之所以走出一条和美国传统高等教育不同之路，其主要表现是形成和发展出了一个与区域产业高度互动的高等教育集群。而且，尽管当前关于美国湾区高等教育已经有很多研究，但大多将之作为一个已经树立的创新创业教育标杆进行比较借鉴，更看重结果而简化进程。多数研究都对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和逻辑关联语焉不详，似乎大学与产业高度互动并形成高等教育集群的理念能够迅速产生，并被奉为圭臬。但是，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什么特别条件？为什么会产生在旧金山湾区而不是美国其他地方？其崛起处于什么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美国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有何机制关联？这些都是已有研究尚未清楚解答的问题。而且，许多研究只是侧面回应或从某个视角切入，基本都属于单因素的解释。然而，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崛起之谜既涉及高等教育内部的主动变革，又涉及高等教育外部的产业需求和时代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进程，单因素的解释多少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要更加完整地回答以上问题，需要考虑多个因素且厘清彼此之间的机制关联，或可称之为“多重逻辑的解释”。周雪光曾在制度变迁研究领域提出过“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涉及多重因素和机制的复杂过程，单一的分析框架常常无法做出有力解释，需要建立多重逻辑框架对不同群体间的行动逻辑以及相互作用进行深入分析。^[2]湾区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崛起正是这样一个涉及多重因素和机制的复杂进程，也只有恰如其分地认识和厘清各因素和机制的作用与相互影响，才能对此予以更为通透的解释。因此，本研究也试图通过构建一个“技术—地域—组织”的多重逻辑分析框架对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机理进行理论解释。研究一方面立基于对美国尤其是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发展史的梳理和分析；另一方面立足于研究者与研究团队于2019年8月至10月围绕本文核心研究问题，在旧金山湾区对斯坦福大学和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等10所高校和智库机构开展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

（一）技术驱动之下的“斯坦福神话”：湾区新型顶尖大学的崛起与引领

如果对“斯坦福神话”的产生进行溯源，一位必须提起的关键人物是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教授。特曼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后成为院长，他改变了斯坦福原先保守的立场，并成为斯坦福大学发展转型的关键人物。在旧金山湾区起势之前，位于东海岸纽约湾区的128公路地区早已借助传统工业的优势遥遥领先，众多东部传统名校也集结于此。因为“二战”的原因，东部大学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大量军工项目合同，尤其是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正如日中天。特曼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因此开始之初他和斯坦福大学更多是在模仿麻省理工学院，利用他在华盛顿的关系为大学实验室和当地公司吸引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但是无论如何努力，斯坦福大学相比更靠近华盛顿的东部大学，尤其是麻省理工还是有巨大差距。因此，特曼开始寻求转型——把最大的努力用于建立斯坦福大学同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纽带。他坚信：“如果西部的工业和企业家们要有效地维护自己长期的利益，他们就必须与西部的大学尽可能地合作，并给予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援助。”^[3]因此，特曼为合作纽带的建立和巩固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既鼓励教师与学生熟悉和参与当地电子公司的业务，又鼓励当地的商人们了解斯坦福大学正在从事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对其公司所能提供的帮助。特曼教授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区的发展。这个重要创举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帮助发展了学校同当地电子公司之间刚刚萌芽的合作形式：最初只要每年支付1万美元，公司就可以和大学任何院系的实验室建立定向联系。很快，随着斯坦福大学把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工业园区的合作建设，接踵而至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大学和企业之间建立起了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可以说，在将科技区的模式从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转移到西部硅谷地区的过程中，特曼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和当地产业之间建立起比128公路地区更为开放和互惠的纽带，走出了一条发展新路。“斯坦福大学的领导者由于缺乏与政府的联系，或者说不容易接近华盛顿方面，便积极地推动新科技企业的形成，积极地与地方工业讨论合作”^[4]。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集大学研究、军费赞助及企业家为一体的模式使硅谷地区工业发展获得了自我增强的能力，“在30年的时间里，圣克拉拉谷已经把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技术复合群体”^[5]。128公路地区和硅谷地区被公认为美国电子革新与生产的中心，128公路地区以微型计算机而闻名，而硅谷则擅长制造商用半导体。

（二）大量技术创新带动湾区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教育集群形成

斯坦福大学的崛起与硅谷神话的形成可谓同频共振，但支撑硅谷乃至整个湾区产业迅速发展并非仅靠一所大学，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尤其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128公路地区的制造商已把他们在计算机生产领域长期占有的主导地位让位给了硅谷。西部的生产厂商们创造了一个与东部的老工业体系极为不同的崭新工业系统，这个系统和高等教育的紧密程度远超以往，甚至重塑了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运行方式。新兴产业和电子技术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驱动了更为广泛的高等教育群体参与，并且自觉地形成了分工，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初具雏形。相比传统工业，湾区新兴产业由多样且灵活的组织构成，这些组织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和机遇迅速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新兴产业和技术创新大大丰富了湾区高等教育的层次，这是形成高等教育集群的重要基础。整个20世纪中后期，是技术产业驱动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形成的主要时期。从60年代的半导体到70年代的处理器、80年代的软件、90年代以来的互联网，硅谷一直引导着高科技产业的方向，也引领着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正好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主持的《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60—1975）》的颁布实施，加州建立了以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加州社区学院三级结构为主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加上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私立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以多层次和多形式为重要特征的加州高等教育系统开始闻名世界，号称“世界上最杰出的高等教育系统”^[6]。而其建立和旧金山湾区的产业发展是基本同步的，尤其是其三个层次正好满足了湾区产业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研究者在斯坦福大学访谈了著名的社会学家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他曾从组织学的角度研究了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与产业的互动。他谈道：“像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大学培养了企业家，提供合作伙伴，越来越多从事工程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教师创办和拥有公司等。但是谁来实际落实生产运营呢？这就是圣何塞等州立大学的作用，当然还有社区学院。它们不仅培养工程师，还有企业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等。”我们也对号称“硅谷神校”的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进行了重点调研，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多位受访者都自豪地说他们培养的学生才是硅谷的骨干力量。因为圣何塞州立大学比其他任何学校都更靠近硅谷，学生在读书时就能第一时间接触到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实习机会，科教融合做得非常好。加州高等教育系统还有大量这类应用型大学以及社区学院，都为湾区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不同层次的人才支撑。

另外，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不仅体现在多层次上，还体现在多类型上。硅谷对于技术的尊崇并没有吞噬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反而技术扮演了一种连接器的角色，提供了大量的其他工作机会，比如中介、金融、服务业等。我们在圣何塞州立大学访问了人类学学者英格里斯·卢克(English Lueck)教授，她早年出版的《硅谷文化》（Culture of Silicon Valley）一书曾引起很大反响，并提出了“技术文化”的概念和解释——认为技术创新带来的连接使得大量各种类型的创新活动间接参与者也得到培育，不同类型人群、产业共享一种具有融合性的“技术文化”^[7]。因此，即便是人文社科也会从技术文化中获益。在湾区调研中，研究者反复向受访的人文社科学者求证一个问题：“在硅谷从事或学习人文社科会不会被边缘化？”几乎所有人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硅谷技术创新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另外技术应用会产生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并需要人文社科提出专业的解决方案，两者其实是互相受益的。因此，技术创新创造出对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多元需求，也拓宽了湾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广度，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技术创新为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世界上曾有不少地区也具备类似的技术优势，为何并未形成高等教育集群或发展程度不足？这需要从旧金山湾区特有的地域特点和大发展期所处的时代背景寻找原因。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曾在其代表作《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The Credential Society: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一书中解释了美国在20世纪的发展浪潮，可以为此提供相关解释依据。他把“20世纪美国”称之为“第二个美国”，并归结了“20世纪美国”两大重要的发展因素：其一是市场创新——美国特点是“对发明的商品化”^[8]，将汽车、电话、广播和电视等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转变为大众产品，构建了一个大众消费市场；其二便是大规模移民——20世纪出现的“第二个美国”，是大规模和多元化族裔移民过程的产物，这个进程大大加剧了20世纪美国的技术进步。^[9]而旧金山湾区凭借其地域优势堪称完美地赶上了这两大发展要素所带来的发展浪潮，成为“第二个美国”的典型代表。

（一）湾区地域优势下的市场创新与高等教育集群扩张

为什么和最初占尽优势的128公路地区相比，后发的旧金山湾区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并后来居上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除了技术创新之外，旧金山湾区发挥地域优势实现了市场创新，而这恰恰是128公路地区所缺乏的。地域优势下的市场创新对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扩张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湾区一大地域优势是拥有大片的土地，这为早期建立大学产业园区提供了优厚条件。硅谷的创始人一开始就没把自己视作东部传统工业的同路人，而硅谷的地理环境也促使它发展成不同的行业模式。作为先驱者的斯坦福大学拥有许多开阔的土地，因此特曼在力推大学工业园区建设之时能够在斯坦福大学周围建立起“科技人才区”^[10]。最初，许多公司落户于斯坦福大学附近和帕洛阿尔托地区的工业园区，而后其他院校也纷纷入驻企业并搭建类似的合作伙伴关系，逐渐发展到南部城市——维尔山、阳光谷、圣克拉拉，最后一直到了圣何塞。^[11]尤其在伯克利、旧金山以及圣克鲁斯地区的加州大学各校区都在硅谷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大规模的大学集群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呈几何级别地扩张。

湾区的另一地域优势是狭长三角形的海湾半岛地势，为信息技术流通和市场创新大大提供了便利。这种半岛形成的天然界限缩短了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它们之间频繁的非正规交流。“硅谷有一个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能促进各个专业制造商集体学习和灵活地调整一系列相关的技术。该地区密集的社会网络和开放的劳工市场弘扬了不断试验探索和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12]。因此，湾区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其创新并不局限于封闭的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在网络系统中，公司内各部门职能界限相互融合，各公司之间的界限和公司与贸易协会、大学等当地机构之间的界限也已打破”^[13]。狭长三角形的海湾半岛地势既符合第二次产业革命所要求的港口优势，也符合第三次产业革命所要求的信息技术流通和交互的便利优势。因其市场的灵活、开放并不断地革新，硅谷不但成为第三次产业革命最重要的基地，而且也成了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旧金山湾区也因为成功汲取了当地知识集群在合作与竞争关系复合体中的优势，从而成为一个区域发展的典型范例。

（二）湾区地域优势下的人才集聚与高等教育集群扩张

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移民潮之后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特别是对于旧金山湾区而言，第三次移民潮和“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带来了大量人才集聚的红利。美国的第三次移民潮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移民人数达到2350万人。^[14]其后，美国对移民开展了控制，但因为准入条件的提高，之后移民中专业人才的比例反而上升了。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涌入美国的移民大部分是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专业人才，其中加州是接纳最多技术移民的地方。另外一个带来大量人才集聚红利的是“西进运动”。1930年“罗斯福新政”（The New Roosevelt Deal）实施昭示着“西进运动”的开启，美国政府开始注重东西部经济和产业的平衡发展，尤其加强了对西部的国家投入。“西进运动”掀起了美国内部涌向西部的移民潮和人才输入，使西部发展成为美国高新技术带。

旧金山湾区凭借其地理优势，成为这个内外输入大量专业人才时期的最大获益者。第三次移民潮中旧金山湾区得益巨大不仅和当时加州经济发展起飞的吸引力有关，而且也与其地理位置有关。对于作为当时技术移民输出最多的国家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位于西海岸的加州都是离美国距离最近的州。“西进运动”更导致了美国内部大量人才西迁，推进了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均衡发展。大量人才的输入和集聚，不但支撑了硅谷的起飞和辐射发展，也进一步带动了高等教育集群的扩张。一方面，湾区已经形成了科技进步与高等教育互动的模式，很多公司需要为不断增加的员工提供技术和管理培训，需要不同类型大学为此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大量外来人才的集聚也带来了其子女教育的巨大需求，这客观上也需要湾区高等教育能更多并更好地承载这些需求。而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在回应这些需求的过程中，所培育的一代又一代毕业生又进一步扩大了其和产业、市场互动的优势。在此过程中，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不仅得到了扩张，而且也进一步和产业集群形成良性循环。

技术创新以及地域优势为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基础和养分，但这两大因素也还不能完全保证高等教育一定会沿此路发展。正如萨克森宁（Annalee Saxenian）对128公路地区发展模式的解释：这里曾经比旧金山更有技术优势，其工业体系产生了无数新的公司和技术；这里区域优势也非常明显，依托的是先发展起来的纽约湾区，但最终却在科技产业上和旧金山湾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厂商们无法适应或未能迅速一贯地进行商业化以维持本地区的经济”^[15]，其企业并未发展出类似于旧金山湾区企业那样的组织结构类型。与之相似的是，128公路地区的大学基本保持了传统东部大学的组织属性，与产业互动频密的高等教育集群组织特性并不明显。因此，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和崛起，不仅是因为地理空间上集聚和规模上的累积，更重要的是其组织逻辑产生了适应技术驱动和地域优势的变革。这一变革从高等教育的组织架构来看，具有及时满足产业需求的供应链逻辑；从组织功能来看，具有积极反馈外部系统的市场化逻辑；从组织运行来看，具有知识双向流动的交互性逻辑。

（一）高等教育组织架构的供应链逻辑

集群尤其是产业集群的核心特征是在集群地域形成完整一体化供应链的发展趋向。^[16]对于高等教育集群，其核心特征就是形成为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供应链。之所以判断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集群特征，是因为其组织架构形成了清晰的供应链逻辑。

一方面，湾区高等教育组织架构在积极响应市场网络化需求的过程形成了清晰的供应链逻辑。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组织行为分工提供了便利，并且利用了地域优势形成了新的信息化社区形式，加州高等教育体系成为满足产业多元化需求的供应链的重要基础。斯科特等人曾分析了1970年至2015年间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在与经济领域互动过程中的组织变革，发现不同大学组织与本地互动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研究型大学和综合大学更侧重于与大企业、州政府、联邦政府和国际社会建立更广泛的联接；而社区学院和许多非营利组织更多地融入当地的环境以发展自身，其生源更多是来自于附近的社区。^[17]当然，湾区高等教育组织架构形成并各司其职，最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加州高等教育总规划的完美设计，而是在积极响应市场网络的需求过程中形成了清晰的供应链逻辑，并能随着市场发展不断动态调整。

另一方面，政府层面也为完善湾区高等教育组织架构的供应链逻辑提供了政策和机制支持。加州高等教育总规划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为不同层次类型高等教育之间建立比较灵活的连接提供了保障机制。正如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总裁肖恩·伦道夫(Sean Randolph)在接受访谈时所谈道的，加州高等教育内部有某种连接器，“如果你从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获得了学位，既有机会进入加州州立大学，也有机会进入加州大学。对于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或者少数族裔来说，拥有这种纵向的途径尤为重要，在这些不同的层次之间存在着公共部门层面的联系。” 此外，加州政府还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如通过各种政策机制鼓励相同层次的大学之间的合作与连接等。

（二）高等教育组织功能的市场化逻辑

大学是在跨越了多个世纪的传统学术历史遗产的影响下形成的，长期以来主要秉承的是学术逻辑。在美国发展较早的东部大学多数都是遵循学术逻辑的传统，尤其受19世纪的德国大学影响。组织社会学家奥利弗(Christine Oliver)认为，组织发展历程中不仅只是模仿和同构，而且也会选择更多的战略行动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并试图制定新的规则和做法。^[18]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便是在与市场高度互动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使命，组织功能上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化逻辑。“到了市场逻辑阶段，知识生产开始强调商业性、保密性与功利性，大学的某些知识生产会受到企业赞助或出于某种特殊目的和需求而从事生产与传播，某些知识的生产不再具有普遍的公共性，而具有商业性与保密性，知识不再自由流动而是为某些机构提供服务，知识生产的功利性进一步强化”^[19]。尤其在斯坦福大学的带动下，湾区大学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与传统东部大学明显不同，西海岸高等教育集群是作为“新贵”集体登场。

组织功能的市场化逻辑带来一个明显的积极效应在于大大提升了湾区大学人才培养的灵活度。高科技公司被客户不断变化的口味和要求所引导，它们依赖大学帮其解决特定的问题，特别是服务于它们的开发和生产系统。这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型大学理念——大学更乐于将创造力与知识当作成功的商业产品与服务。比如，斯坦福大学便采取了灵活的机制去平衡“教师学术创业”^[20]带来的冲突，而教师和学生也更乐于将知识当作可变现的私人财产。斯科特在访谈中谈道：“我认为让湾区大学受益的文化元素并不是特别学术性的，而是来自一个更有企业家精神的世界，来自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世界，来自一个更以市场为基础的世界。我认为高等教育采纳了许多在创业领域具有竞争力的价值观——我们从中受益，从中学习。”湾区外在环境令湾区大学更加关注实用性，这与更加看重学校文凭和学位证书价值的东部大学表现出明显不同。这也大大提升了湾区大学人才培养的灵活度，大学不会仅是作为知识工厂上的流水线而培养人才。

（三）高等教育组织运行的交互性逻辑

市场化逻辑并不是湾区高等教育的创造，而更主要来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威斯康星思想”的提出和实践使得社会服务成为被广泛认可的高校第三基本职能。在科技时代，湾区高等教育集群能将市场化逻辑提升到新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高等教育组织运行的交互性逻辑。

一般来讲，最初级的知识流动是单向的，比如知识从大学向企业流动，由于缺乏反馈回路，大学提供的知识与企业需要的知识有时无法匹配。无论是倚重教学职能的英国大学还是倚重科研职能的德国大学，知识流动基本都是单向的。随着大学服务社会职能的开发，“为提高知识流动的效率，大学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知识流动的矩阵结构逐渐建立，单向的流动被双向的流动所取代”^[21]。当“威斯康星思想”出现并产生很大影响后，美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从知识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的转变进程中，而真正提升了双向流动的效率并形成良性交互的是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其组织运行形成了一种网格式的矩阵系统。“尽管按理说应当由大学产生知识并传播到硅谷中，但事实上这种流动是双向的。所有学院和系所，例如计算机学系、工程院和商学院等都同硅谷的企业有着双向流动的密切联系。教员和学生把创意带给企业，帮助企业积累知识；反过来，学校也通过参加访谈、研讨会、讲座等活动从企业工作人员那里获取知识。同样，在硅谷做咨询工作的教员和实习的学生也在双向传播知识”^[22]。单向知识流动的高等教育组织往往固守传统，缺乏变化和适应性；而在快速变化的年代，这种交互性强的组织逻辑更能适应变化，对需求做出灵活反馈，并且能随着新动态的发展不断裂变出新的组织形态。

正如拉伯雷(David Labaree)以“复杂结构造就的自主成长”^[23]解释美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原因一样，美国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崛起也充满了复杂性。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探究和解释这种与区域产业高效联动的高等教育集群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多重逻辑。综合以上的分析，现在可以尝试对技术、地域与组织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动机制作出一个结论性认识，并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几个问题。在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形成早期，技术驱动起了关键作用，斯坦福大学因此崛起，并成为一个和东部大学风格迥异的文化社群，随着更为大量的技术创新需求涌现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带动作用，湾区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教育得到发展并逐渐形成集群。在发展的过程中，湾区作为沿海城市群的地域优势促进了市场创新，加上第三次移民潮和“西进运动”带来大量人才集聚，促使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为满足这两大需求进一步扩张升级。最后，湾区高等教育自身组织逻辑产生了适应技术驱动和地域优势的变革，表现出供应链、市场化、交互性的典型集群特征，湾区高等教育真正崛起，并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升级。

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作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典范，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于：在回应外部产业集群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建立了内部高等教育集群，内部高等教育集群又为外部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和业态创新提供了养料和动力。在这个互动发展过程中，技术高度嵌入了区域的社会关系，区域高等教育发生了具有集群特征的组织变革。这也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之一，并有望可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和在地化同在的趋势。在当前我国跨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格局下，不少区域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已经较为成熟，比如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但“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24]的状况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尚未建立起与之高效互动的高等教育集群或发展不够成熟，两者之间并未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外高度融合创新的状态。对这些区域而言，技术创新和地域优势已经基本具备，但因应的高等教育组织创新还显得不足。积极汲取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崛起的经验，思考技术、地域与组织的多重逻辑作用与互动机制，共同形塑具有区域特色的高等教育集群，应当成为这些区域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