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代表大会是建构党的历史记忆的重要契机。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七大通过议程设置唤起党的历史记忆，依据主题报告刻写党的历史记忆，借助大会发言体认党的历史记忆，诉诸悼念仪式强化党的历史记忆。藉此记忆框架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既具有存史和资政的双重功能，也证明党的代表大会是最具权威性和最合价值性的党的历史“记忆之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七大；历史记忆；

党代会是党的历史“集中的标志”，1也是党的历史“记忆之场”。民主革命时期，为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方位、明确历史任务、探寻历史规律，党的七大以议程设置、主题报告、大会发言和大会后悼念死难烈士的仪式为中心，系统建构建党以来、党的六大以来和抗战以来党的历史记忆。藉此记忆框架，党的历史记忆得以被唤醒、刻写、体认和强化。党的七大“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2(P362)既重构了党的史实细节，阐释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和精神，表达了党的政治路线与纲领，也为党从团结走向胜利奠定了历史依据。

一、在议程设置中唤起党的历史记忆

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如果缺乏必要的外在唤醒，党的历史将难以直接再现，党的历史记忆也可能出现断裂。党的七大成为党的历史“记忆之场”，既源于党代会寄放党史记忆内容的可能，更基于中共建构党史记忆的强烈意愿。这关系到一个政党能否历史地把握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根据党的六大党章规定，党代会“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基本职责就包括审定和总结特定阶段内的党的工作，借以“决定一切政治、策略及组织等问题”。3(P478-479)这意味着，阶段性或整体性总结党的历史，是记忆党的历史的需要，也是党代会议程的题中之义。它要求党的七大，既应审议和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工作，又须擘画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既能及时总结新近发生的斗争经验，又能系统检视党的整个历史进程。

考察整个党的七大的筹备过程，以总结历史经验为中心的议题设置，始终作为核心议题和主要任务被反复议处。党的六大闭幕后，共产国际曾建议中国共产党可在七大修改党章，前提是以两次党代会期间“党的工作经验得出的结论”为依据。4(P410)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历史议题纳入七大议程，并将“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视作七大最不可延迟的任务。5(P3)此后，因投入根据地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建设、反“围剿”斗争以及实施战略转移，党的七大未能如期召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基于国共联合抗日创设的政治契机，党再次启动七大筹备工作，并提出应对“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5(P3)对于中共而言，就十年内战中的经验得失加以总结，特别是重点厘清党在路线问题上的纷争，与坚持革命和团结抗战价值斐然。

1938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度讨论七大准备工作：王明建议由毛泽东撰写“十年来我党奋斗的提纲”，毛泽东提出“十年结论由洛甫、王明、毛、张”共同起草，分别作为七大在政治上和报告人上的准备。5(P8)这是在争取抗战胜利的主题下，中央二度讨论“十年奋斗的基本总结”议题。根据本次会议精神，任弼时随后向共产国际汇报：为总结十年来的斗争经验，组织和保障全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党决定召开七大。5(P12)共产国际认为，七大应聚焦抗战中的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总结十年经验“要特别慎重”。6(P141)该指示传达至中央后，立即影响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七大的筹划。毛泽东在会上也指出：七大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7(P653)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对十年斗争经验的总结，专注于“解答今天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一切主要问题”。5(P16)党的七大历史议题的暂时搁置，彰显出民族矛盾的跃升和历史经验总结的敏感，但它不意味党内对此已停止思考。

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部署，七大筹备工作特别是代表选举工作加紧进行。除特殊地区外，中央要求各地“举行党的工作大检查，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发展自我批评，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总结经验”，并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方式选举七大代表。5(P20)这种组织方式，既“检讨与总结”了地方抗战经验与党委的工作，也创造了“总结过去一切工作经验和教训”的机会。5(P22-23)甚至，它还会同日后对七大代表资格的政治审查，共同达成对党的历史从个体到群体、从地方到全党层面的审定。经各地积极选拔，至1941年3月，超过90%的七大当选代表到达延安，但因局势变化和准备不足，七大再度延期。同期发生变化的，还包括在历史议题设置上的二度反复。

1941年9月和10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提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问题，意在统一全党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所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认识。8(P326-327)同期，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并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讨论和起草“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也由此开始。先期到达延安的七大代表，被编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先是阅读《两条路线》等文件，认清“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恶果，认准经过实践检验的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后是进行对照检查，反思个人历史思想和行为，撰写自传向党支部汇报；再是经党小组内部讨论后作出审查结论，交党支部进行历史思想总结。这一学习过程对七大代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对七大本身也是在历史问题和政治路线上的重要准备。

经过思想动员和整顿三风两个阶段后，1943年10月，整风运动进入总结经验阶段，七大历史议题设置也随之明确。同期，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讨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借以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内几次重大路线错误进行郑重总结和结论。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指示：七大“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9(P683)这是中央在整风运动进入关键阶段，以及共产国际解散的背景下作出的议题变更，目的是“经过七大”省思建党以来的历史，达至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高度一致，据以彻底战胜敌人和解放中国。9(P684)对于党的历史问题，1944年2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也作出裁定：王明、博古的错误属于党内问题，成立临时中央和召开五中全会的手续不完备，学习路线既要弄清历史上的思想问题，对结论又必须力求宽大。5(P73)以此为基础，毛泽东也对七大历史议题再度做出新的筹划：“对抗战时期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以后。”8(P499)此种考量，源于党内对历史问题讨论已臻成熟，而抗战虽然形势渐趋明朗，但仍旧处于进行当中。

从1944年起，城市问题和联合政府问题进入党的七大筹备范畴。4月12日，毛泽东提出七大“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10(P946)但这与七大历史议题设置并无冲突，中央此后还专门成立了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5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进一步决定：党的七大将由任弼时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报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随后也将此写进七大议案。对此，毛泽东也认为六大距当时已16年，很难再作中央工作报告，所以将其置于历史总结中来讲。随着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及修改工作的推进，1944年9月22日，毛泽东首度提出历史问题不在七大讨论，改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11(P315)这是毛泽东对七大历史议题的最新设想，但它也未改变前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1945年3月16日，中央仍决定由任弼时担任历史问题报告及结论的报告人。3月31日，中共七大历史议题设置的最终构想诞生：毛泽东建议“七中全会的同志要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8(P587)该建议得到与会代表和七大代表的赞同，并随即付诸实施。毛泽东为此还专门解释到，中央最后作出这种“政策性”的议题变更，5(P123)是因为“在大会上讨论历史问题，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议题，而结果仍不会超过现在的决议草案”。5(P212)

党的历史议题最终未能进入七大正式议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将不会考察党的历史。尽管七大因故多次延期，两次大会相隔17年之久，而且新的议题不断增生，但七大对历史议题的擘画从未停歇。单就论题提出的维度看，从即时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到阶段性总结六大以来的历史，从专题式总结抗战经验到整体性总结建党以来的整个历史，从聚焦1931年至1935年党的路线问题到将历史问题提前讨论通过，党的历史议题在多重时空条件下被反复提起和议处。这一过程本身提醒着党，要铭记党的历史，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但更为重要的是，恰如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要善于将党的历史交由党代会这种特殊社会机制予以“存储和解释”，12(P43)党的七大方能藉此聚焦更为重大的现实问题。

二、在主题报告中刻写党的历史记忆

党的七大主题报告的生成是历史的，反映出党在特定阶段的认识水平、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就文件起草情况看，中央于1944年5月成立各报告准备委员会；政治报告由毛泽东独立起草；军事报告先由陈毅完成《建军报告》，后在朱德领导下重新起草《论解放区战场》；组织报告由刘少奇召集，后由其完成《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的起草过程，既是各准备委员会多方收集史料、全面回顾与总结党的历史的过程，也是全党集思广益和反复讨论的结果。三大报告会同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均交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基本通过。历史问题报告虽未向大会报告，却是党的七大“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13并且，它还是中央首次以“决议”的形式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本身就是对党的历史的政治刻写，为七大提供了兼具权威性和指导性的历史表述与政治评价。

有鉴于此，如果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5(P123)那它确实也为七大立足现实展开党史叙事奠定了根本基调。在七大正式报告前，个中历史叙述和思想方法业已彰显于预备会议和开幕典礼的发言。1945年4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两次回顾党的创建历史，详细阐述党自创建以来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申明中国“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5(P136)它已成为抗战救国、人民解放、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重心”，5(P163)七大应在团结的基础上继续“向前看”，制定正确的政策和路线，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命运。这是毛泽东立足大历史观对党的历史的总结。不仅如此，基于历史比较视域的路线斗争叙事，实际更能体现七大报告存史与资政的核心理路。

党的七大有书面和口头两份政治报告，前者要求可以面向党外，议处抗战救国的重大政治议题；后者面向党内，聚焦或展开书面报告中的路线、政策和党内问题。在书面报告中，毛泽东详细追述八年抗战中的重要史事，分析和总结了抗战中的两条路线及其斗争经验，旨在“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5(P181)同时，通过对比国共联合抗战中的两条路线、两个战场和两种前途，以及比较孙中山政策思想与党在三大革命阶段政策实践的联系，毛泽东从整体上概括了中国抗战的经验成就，系统阐释了中共24年的革命斗争规律、三项基本经验和三大优良作风。在口头报告中，为解释和说明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再次历数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具体斗争史事，强调中共历来注重践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和纲领，同时在历史上也犯过忘记农民、忘记领导权和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但是，党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逐步纠正错误，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因而“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5(P218)上述报告，前者侧重于对国民党的批评，旨在为抗战救国而据理力争；后者侧重于自我批评，意在为确立路线方针而明辨是非，二者均为通过国共两党联合与斗争的历史比较，形成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历史阐释与现实表达。

1945年4月25日，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该报告回顾了中共开辟和发展解放区战场的历史及成就，总结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八年抗战的经验，系统阐释了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通过回顾抗战八年中日战局的复杂变化，以及解放区的系列抗战史事，朱德强调抗日战争始终没有超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三个阶段论的科学预见。他认为，总结解放区抗战“总的经验”，就是抗战军民经过了党的领导，坚持了人民战争的方针，实现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5(P243)朱德在报告中特别提出，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国“已经产生了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正确的军事学”，抗日战争也检验了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正确性；5(P252)在七大总结党的军事斗争经验，就是为了“在军事上去完成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完成其所提出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战建国任务”。5(P257)上述经验总结，是朱德军事生涯革命经验的凝聚，是对毛泽东军事科学的归纳，也是在军事路线上对七大政治路线的系统诠释。

在七大筹备过程中，组织报告和修改党章本是被分别讨论的两个议题，大会将其合并为“以修改党章为中心来讨论组织问题”，5(P133)实际更符合通过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去充实党章和加强党的建设，去动员全党执行新的政治任务的需要。5(P260-261)刘少奇向大会所作报告，立足于国际国内形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与思想实际，系统总结了自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的历史道路和基本经验，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群众路线以及中国革命的特点进行了深入阐释。刘少奇指出，经过24年的发展，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已经空前团结和统一，党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已被彻底清算，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已在整风运动中被大量克服，暗藏在党内的民族破坏分子和奸细有许多已被清出；七大修改党章，是为了根据党的新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在三大革命时期中更加丰富起来的党建学说，去发展和加强党的性质与原则。5(P260)报告还指出，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已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领袖，毛泽东道路就是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5(P261)刘少奇的报告是对“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思想进一步发展”，11(P377)也是中共首次在修改党章的范畴上总结党的历史和刻写党的记忆，根本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合理性。

上述报告会同选举中央委员会，构成七大四项核心议程。如此议程设置以及报告内容，反映出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历史上的自觉。在向大会作出报告后，七大安排了休会学习和会议讨论。1945年5月30日和31日，通过综合学习讨论和中央议处的情况，朱德、刘少奇和毛泽东依次向大会报告关于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在结论报告中，朱德进一步阐释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将其誉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5(P510)刘少奇着重解答了与会代表关注较多的党的性质、群众路线、干部关系等问题；毛泽东立足资本主义发展史、近代中国人民斗争史和中共组织发展史，对国内外形势和党内思想政策进行了再度解析。大会最后通过三大主题报告，它们也成为中共七大的“历史标志”：政治报告指出了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存在两条路线，军事报告根据毛泽东军事学说和17年武装斗争经验，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修改党章报告总结和发挥了党的组织路线；而作为“最重要的历史标志”，无疑是藉此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一致承认的党的指导思想，以及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5(P673-676)

七大主题报告是关于建立新中国、建军、建党的纲领性文献，它已完全不止于从历史维度总结和审查特定阶段内的党的工作，而是更着意于藉此在现实层面为研判形势任务、解决重大问题和制定战略方针创设历史前提。从本质上看，这与立足当下对历史进行有选择性的记忆建构，实际具有着相同的价值逻辑，二者均是为了对现实进行历史定位和合法性赋予。考量七大主题报告具体内容，它也确实内在地实现了与党的历史的相互承载，既建构了建党以来、六大以来和抗战以来党的历史的多重记忆，又基于党代会最高职权与地位的加持，赋予党的历史叙事以同等组织权威（全党通过）和科学权威（符合实际）。此举起到了刻写和固化党的历史记忆的效果，同时也有助于藉此擘画党的七大“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性课题。5(P179)

三、在大会发言中体认党的历史记忆

代表发言并未进入七大正式议程，却构成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安排在主题报告之后进行的讨论发言，主要围绕三大报告展开。中央原定由9人发言，主要包括周恩来谈统一战线问题，彭德怀、陈毅、高岗等人介绍华北、华中和陕甘宁边区等地抗战以及党的组织情况。最终，七大共举行10次大会发言，党内累计24人参与。从发言类型暨内容看，或是针对三大报告的一个方面展开民主讨论，或是结合党在地方的实际工作进行经验总结，或是联系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进行自我反省。可以说，不管是指定发言还是报名发言，抑或是现场发言与书面发言，均是在“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精神指针下，传递着对七大历史叙事和现实表达的一种政治体认，并构成七大记忆党的历史的关键步骤。

从整体上看，七大代表发言是经过长期准备和精心筹划的。如前所述，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在1944年5月就由周恩来等9人组成；同年9月，陈毅在致信毛泽东时也称，他已完成七大发言稿的写作；1945年4月，彭德怀向七大提交的发言和周恩来讨论政治报告的发言，在七大开幕前夕就已印发给与会代表讨论。除去提前准备发言稿，如果再做进一步溯源，早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召开的总结历史经验座谈会，尤其是广泛涉及湘鄂赣、湘赣、鄂豫皖、闽粤等边区，赣东北、闽西、潮梅等地区，红7军团和红5军团的各类历史座谈会，也是构成七大代表发言的重要依据。14(P78)再者，论及此中最具影响的准备事项，当属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对党的历史问题所作出的结论。毋庸讳言，离开对党的历史的深入总结和经验教训的自我关照，七大代表是难以准确把握三大报告的精神实质的，同时也是难以将地方工作、个人思想统一到七大所确立的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来的。

因此，积极诠释七大报告、辩证总结局部经验和深刻检讨个人历史，几乎构成七大发言的基本逻辑和内容构成。例如，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取胜的三大法宝之一，首先成为七大代表热议的对象。4月30日，周恩来向大会作《论统一战线》发言，不仅系统回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酝酿、形成和发展的五个阶段历史，细数国共两党在抗日和民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原则分歧与严重斗争，而且还通过追述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史事，从认清敌人、整合队伍和掌控领导权三个层面，深刻检视了党在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发言中，周恩来不忘检讨自身在十年内战和抗战时期的错误及其严重性，强调无论是个人还是全党，均须去除对敌人、队伍和司令官三个统战问题认识的不自觉与盲目性。5(P299-312)陈云通过回顾党在新四军和华中工作的历史，检讨了在应对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问题与教训，认为采取无条件让步的政策，害怕破坏统一战线，在精神上屈服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机会主义思想，是导致皖南事变悲剧发生的原因。5(P328)古大存总结了广东武装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经验教训，认为关键因素是能否依靠农民和坚持独立自主，如果放松这一点，就会被国民党溶化。5(P427-430)乌兰夫和马凤舞还就统一战线中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解放、加强民族地区党的工作进行了讨论。5(P442、480)

军事问题关系抗战救国目标的最终实现，是七大发言讨论的焦点。4月30日，彭德怀率先就华北抗日游击战的经验与成绩发言，在肯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础上，指出华北抗战既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但又对“削弱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创造根据地，巩固与坚持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因而导致看轻地方军、强调运动战和打了一些可以避免的硬仗等错误。5(P320)聂荣臻检讨了晋察冀八年抗战中的路线问题，一是执行了人民战争的路线，确保了内战中保存下来的晋察冀小党变成群众的党、地下的党变成公开的党，并建立了武装、政权和根据地；二是在政治上受到十二月会议投降路线的影响，在军事上未能坚决执行洛川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致使在思想上降低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过分强调运动战。5(P387-388)刘伯承也检讨了执行洛川会议精神不到位的问题，并将斗争中的核心教训总结为“政治落后，单纯的军事观点，单纯的从战术上看问题”。5(P416-417)此外，朱瑞还就山东在三角斗争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历史反省，5(P418)林彪归纳了军队干部群众观点不足的表现、成因和解决方法。5(P468)

历史问题特别是党在历史上的路线纷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也是七大发言重点检讨的对象。5月2日，张闻天就听取政治报告后的自我反省向大会发言。他先是肯定政治报告是“三次大革命的实践的总结”，党的三大作风是“二十五年来建党经验的总结”；后是强调党内存在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并认为这是教条主义、盲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根源，自己则是这种作风的代表者之一，并因此给中国革命和党造成了危害。为纠正错误，张闻天强调应在实践中学习党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力戒骄傲态度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轻浮的急躁的态度，并在头脑中真正建立起群众观点。5(P349-355)5月3日，博古就政治报告学习心得和个人对历史上教条主义路线错误所负责任进行了发言。他首先肯定政治报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宪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党史的简明纲要”，完全同意二者对自身教条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批判。通过详细追述这一路线萌芽、形成、发展、破产和转化的全过程，博古表示自己将努力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教条主义之骨，以期重新振作，为党做一些有益工作。5(P369-373)此外，杨尚昆还就执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自我反省，5(P392)李富春就个人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问题进行了历史解剖。5(P432)

群众工作是党的领导工作的中心内容，七大代表对此也展开了讨论。彭德怀在发言中指出，坚持敌后抗战的一切，均可归结为依靠人民群众和为了人民群众，因此党的领导机关要做好群众工作，应当从实际出发、从群众出发，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站在群众中启发和领导群众前进，密切党群关系。5(P321-322)陆定一回顾了1927年至1942年间党内长达15年的路线争论及其历史意义，一方面是藉此找到了中国化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另一方面是经此过程全党团结到了毛泽东的正确政治路线上来。为此，陆定一强调全党要采取教育和组织的办法，把这条思想路线在党的领导上加以巩固，学习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作风。5(P405-406)刘伯承在发言中检讨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强调取得成绩是因为坚持了“放手发动群众而不冒险的路线”，在群众工作中三次犯错是由于掌舵不稳和左右摇摆。5(P412-413)

除去七大正式会议中的24位代表发言，陈毅、王世英、廖华、肖岗、喻屏、方方、任弼时等人，还向各自代表团或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整体考量上述发言者的身份和发言内容，他们全系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既拥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也熟悉和掌握党的整个历史；在具体发言中，他们能够立足建党以来、六大以来和抗战以来党的具体史事，综合运用历史对比手法，系统省察区域革命史、路线斗争史和个人思想历程，并将其与党的整个历史脉络进行对照，藉此形成对七大所确立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微观历史阐证，表达着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服膺。客观而论，这不仅是对七大主题报告历史叙事的补充论证，也是基于自我历史解构与组织权威建构于一体的历史记忆实践，是借助权威主体和权威组织体认党的历史和强化党史记忆的重要环节。

四、在悼念死难烈士的仪式中强化党的历史记忆

以党代会的名义举办追悼死难烈士的纪念仪式，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其动议过程看，1945年3月24日，朱德在复函任锐时首次提出：“七大会中有一议事日程，是向死难同志追悼”。15(P270)但在此之前，七大历次筹备会议均未涉及此项议程。至七大正式开幕，朱德在军事报告开篇即向一切为抗战殉难的战士、共产党人和人民致哀。5(P237)同期，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七大代表和有关同志提供的回忆材料，整理汇编了《死难烈士英名录》、《军队烈士名录》和《烈士英名录》。这说明，追悼革命死难烈士议题是在七大会期临近，以及会议举行过程中逐步议处的一项议程。因而，直至七大会期过半，即将作出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会之际，大会主席团会议才正式决定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8(P598)6月11日，七大举行闭幕式，最终以“决定”的形式宣布：“在大会闭幕后，在延安召开扩大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以纪念三个革命时期死难的人民与党的烈士。”5(P617)

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实质上是在组织一种极具社会政治意义的纪念活动，意在藉此铭记革命历史、继承烈士遗志、褒扬革命精神和激励生者奋进。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既应包括一系列充满隐喻的程式化环节，也必然会将对中国革命的史事建构、精神阐释和政治表达蕴含其中。可以说，以党代会的名义举办此次追悼大会，是在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紧要关头，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出发，“立足现在来展开对过去的记忆，从现在出发来阐释过去的意义，并从过去的意义中产生对将来的期待”。16(P4)事实上，1945年6月17日举办的这场悼念活动，也确实有助于达成既缅怀过去又动员当下的政治效用，并且还可以藉此神圣化的仪式过程，进一步塑造中国革命的历史记忆，以及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性革命记忆。

从仪式过程来看，追悼大会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及中共七大全体代表出席。大会现场布置得庄严肃穆，摆放着死难烈士碑、烈士遗像和花圈，以及七大代表、各解放区和延安各界致死难烈士的挽联和哀词。毛泽东和朱德分别致以“死难烈士万岁”、“浩气长存”的挽词，七大全体代表致以“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永与人民同垂不朽；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是向胜利勇往直前”的挽联。追悼大会宣布开始后，先由乐队奏哀乐、歌咏队唱挽歌，后由毛泽东开始主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邢肇棠等人陪祭，全体与会代表肃立致敬。5(P684)在主祭结束以后，毛泽东、朱德以及各界代表向死难烈士致祭文、悼词或发表讲话、演说。待此环节告一段落，大会宣布为纪念革命先烈，决定在延安清凉山建筑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纪念塔，随后悼念活动在哀乐声中结束。5(P687)

在追悼活动中，祭文、悼词、讲话和演说等语言信息，寄托着哀思、回溯着历史、饱含着期待，承载着本次追悼大会的核心旨趣。作为主祭和陪祭，毛泽东与朱德在追悼大会上分别致悼词和发表演说。毛泽东在悼词中指出，百年以来特别是建党24年来，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英勇斗争，付出了极大牺牲，也证明了任何企图消灭革命的做法，最终均将促成革命力量的进步；自抗战以来，中国革命力量的壮大，以及七大得以确定中国革命的纲领，是成千上万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几十年奋斗的结果，中国人民此时已懂得如何团结和奋斗，先烈的志愿也定将实现。5(P685)朱德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存在遗臭万年的反动派和流芳百世的为人民谋自由与幸福的战士这两种人，以及认识模糊、有待教育转化的第三种人。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奋勇前进，用胜利追悼革命先烈。5(P685-686)

除毛泽东和朱德外，七大代表也在悼词中高度肯定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对侵略者、暴君和吃人的制度的英勇斗争，认为正是这种斗争才唤起了人民的自我觉醒，引导中国历史走向光明，展现出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并最终用鲜血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凝聚出《论联合政府》这样的“中国大宪章”，激励着全体国人为实现七大提出的路线目标而奋斗。5(P683)林伯渠和吴玉章在讲话中赞扬死难烈士的伟大业绩，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继续完成烈士们未尽的事业。5(P686)邢肇棠在代表晋冀鲁豫参议会和革命的国民党员讲话时提出，是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动摇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教育了全国人民，是共产党代表着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凡是反对中国革命者必将失败，希望国人团结起来一起挽救危机和制止内战。5(P687)

论及本次追悼大会的核心构成，无疑是毛泽东的长篇演说。通过详细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革命从开头只有一个方向到后来搞得更好和更正确，中国革命队伍从开头不大到发展到相当大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强调这仰仗于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长期奋斗与英勇牺牲；甚至，就连七大所制定的建立新中国的整套路线、纲领和政策，也是中国人民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期奋斗、取得经验的结果。毛泽东在演说中强调，中国革命要打败两大敌人、推翻两座大山，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和中国人民自己，真正求得国家独立与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东方共产党，是东方人民的革命队伍，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军队，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它是有生命力的政党，中国革命力量“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因而有信心担负起革命烈士所托付的重任。为此，毛泽东向全党以及所有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呼吁，要更懂得团结起来，更懂得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把黑暗的中国从地球上除掉，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借以实现革命烈士们孜孜以求的长期奋斗目标。5(P688-691)

事实上，毛泽东的演说并未局限于建党24年的革命历史范畴，而是溯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从1841年反对英国侵略者的广东平英团开始，追忆100多年来一切具有群众性的民族主义性质和民主主义性质的斗争实践。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者和死难英雄的崇高敬意，褒扬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自由的爱国奉献精神；另一方面，也是藉此历史地阐释党的性质、目标、纲领、路线，建构中国共产党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形象，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成抗战建国的历史使命。

本次追悼大会虽是被安排在七大闭幕之后召开，其实它是七大的议程设置与运作机制的完备构件，也是七大作为党的历史“记忆之场”的明证典型。甚至，它还与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遥相呼应，均系在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关键性历史节点，借助于追悼革命烈士的方式，来体现对革命同志的纪念和对革命历史的记忆，来表达对民族自强、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期待。17(P145-146)由此可见，作为一种诉诸于历史情感的政治仪式，此次追悼大会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行为方式的一般规定，也契合中共擘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政治路线的现实需要，最终也使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革命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记忆，而且是融汇中国革命精神于其中的历史记忆。

五、结语

1945年党的七大的召开，既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也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两个中国之命运”抉择的关键节点。党借助此次党代会建构党的历史记忆，其目的已完全不止于满足存史的需要，而更在于实现据史资政的诉求。党的七大立足建党以来、六大以来和抗战以来的三重历史时空，以议题设置、主题报告、大会发言和悼念仪式为路径与载体，通过追忆党的历史细节与过程，评价党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凝聚党的历史智慧与精神，系统建构党的史事记忆、价值记忆和精神记忆，并藉此形塑政治认同、阐证政治纲领和动员社会力量，确保了七大得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之名写进党的历史。如此记忆建构，既彰显出建构性与层次性具显、象征性与超越性兼备、政治性与敏感性突出的记忆特质，也释放着传承历史、刻写记忆、建构形象、塑造认同和启迪未来的价值可能。特别是，它还证明着党代会确实是最具权威性和最合价值性的党的历史“记忆之场”。

注释

1[1]李忠杰.加强对党代会历史的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06,(5）.

2[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5[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6[6]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9[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0[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11]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1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3[13]吴德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及历史经验[J].中共党史研究，2018,(4).

14[14]李蓉.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七大纪事[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

15[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6[16]罗福惠，朱英.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1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7[17]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