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知识分子以救国初衷引入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天然"的精英立场。农民以其国民主要组成部分和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为革命所需，并与工人合而为一成为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随着建立民主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这一要求出现，农民阶级地位逐渐清晰并成为联合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阀和帝国主义随之成为农民革命的基本目标。在共产国际反对地主的一贯要求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政策指导下，中共逐渐对农民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在农民革命问题上提出了反对地主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土地革命的基本路径、形成了耕地农有的基本目标，初步完成了农民革命的理论建构，在革命话语中也实现了由革命需要农民到农民需要革命的逻辑转变。

关键词：中共；革命；农民；土地；地主；

中共依靠农民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决定了农民革命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重大价值。也正因此，有关中共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改革）问题的研究，历来是国内学界和海外中国研究的焦点1。就涉及大革命失败前农民革命问题的研究而言，无论是有关农民运动的系统宏观论述2，还是具体个案考察3，成果均蔚为大观。西方学界更是出现了一批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知识从理论层面高屋建瓴解构农民抗争问题的极具影响力的成果4。从整体上看，国内研究往往侧重具体探讨农民问题及与特定历史时势的影响互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农民运动的各方面史实、影响、经验教训等。国外研究则在“大理论”建构分析上推陈出新的同时，在“地方研究”道路上也收获颇丰5。

在此过程中，几乎所有研究均将农民革命问题作为中共革命理论中不言而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虽并无不妥，但“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关键时期”6，农民革命问题在此时期中共话语中也有其复杂的发展演进乃至理论建构过程。对于该问题部分成果虽有所涉及，但多由其他论题或视角楔入。对于农民土地革命如何成为中共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概念取舍、逻辑偏转、主张渐进等，迄今尚无系统研究和解答。

农民革命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语逻辑和语言表述中，存在精英立场与民众需求的潜在差别及其转变。前者表现为左翼知识分子立足革命思考社会问题，因农民属于国民和农民人数众多而在话语中呈现“革命需要解放农民”和“革命需要农民”的基本立场。后者则是中共党员立足农民分析革命，在系统剖析农民受各方压迫基础上言语中呈现“农民需要革命”的基本思路，其中不仅涉及农民革命直接对象的转变和对应主张的选择，也反映出革命意义上“重视农民”与“认识农民”的区别及在时间上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差异，更映射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由“历史客体”走向“历史主体”的过程7。本文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党员对农民与革命问题的观点、主张为主线，兼及社会舆论中的主流语境和认知趋向，对中共在农民革命原因、对象、路径、目标等方面进行的曲折探索及最终初步形成农民革命理论的过程进行系统阐释。

一、工农一体：中共对农民的认知

有论者认为，“解读和认知农民运动，不能离开国民革命这一崭新的话语体系和宏阔的时代背景。正是国民革命的‘国民’思想使革命的发动者‘发现’了农民”8。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来看，解读和认知农民运动当然离不开国民革命，但言国民革命的“国民”思想使革命者“发现”了农民则有失偏颇，至少忽视了农民被视为革命动力与国民革命思想提出的先后顺序。实际上，中共成立之初片面关注工人而对农民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作为学界的普遍观点实属后来观念，早期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对农民的重视是无意识或者说是下意识的。只不过，这种重视被工农一体的倾向，和中共草创之初力有未逮，对农村农民鞭长莫及等原因所掩盖，以至长期被忽视。

1919年5月，“一湖”在《晨报》上撰文指出：“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标题的说出来，就是无产阶级（Proletariat）（是指没有产业，专靠劳动食饭的那一层人说的）的革命”9。没有产业、靠劳动吃饭，构成时人对无产阶级的直观和朴素认知。在实际操作中，因“产业”界限不清，有无便难以确定；劳动与否则一目了然。此外，由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和隔阂，中共在最初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观点、主张、思想、理论时，往往需要用中国化的语词代替相应概念使之通俗易懂并便于传播。尽管此种替代在词义表达上并不“完美”，某些情况下更不能“忠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实质”10。

具体而言，“无产阶级”概念前所未有，早期知识分子在试图以中国固有字词进行对译的过程中，“劳动”对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得到极端强化，由无产阶级内在属性之一渐变为基本衡量标准，形成劳农阶级、劳工阶级、劳动阶级等概念。而农民毋庸置疑属于劳动者，固被包含在内。

劳农阶级“主要指代工人和农民”自不必言11。自1918年11月蔡元培在《新青年》发表《劳工神圣！》一文后，“劳工阶级”“劳工”便成为通用褒义概念，“劳工神圣”更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盛极一时。仅1920年《新青年》《劳动界》上，李大钊、陈独秀、钱杏邨、李达等人即先后多次鼓吹“劳工神圣”12。1919年11月，上海《民国日报》的文章不仅指出“我们劳工”四个字在社会上蔚然成风，更批判了以“劳工”自誉的普遍社会现象：“劳工”一词的使用，“好像是从前捐官的空白一般，甚么人可以随便填上”13。对滥用“劳工”的不满源于不是什么人都可自称“劳工”，“劳工”在舆论中的“神圣”意味可见一斑。

蔡元培在《劳工神圣！》中对“劳工”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用的是“体力”还是“脑力”，均为“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14。同时期李大钊也指出，“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15。农民不仅被包含在劳工阶级内，甚至是主要组成部分。

1920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后16，“劳动者”“劳动阶级”等概念开始风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草拟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便将“劳动群众的阶级”与无产阶级作为等同概念17，《共产党》杂志的“短言”也一贯使用“劳动阶级”“劳动者”。1920年8月，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以《劳动者》为名向大众进行阶级教育的周刊，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更明确将“近代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与“无产阶级”等而视之18。

从对整体社会阶级演变的认知来看，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多以西方论著中的阶级衍化为依据，认定工业革命导致与贵族僧侣二阶级“对峙”的“市民”逐渐分化出“第三阶级之资本家”“第四阶级之劳动者”19，从而形成近代社会的阶级构成。1920年5月，陈独秀在南洋公学演说时即将“各国政权转移底趋势”归纳为：

(a）古代——第一、第二阶级（即君主贵族僧侣大地主等）执政。

(b）现代——政治革命后第三阶级（即工商业资本家的官僚政客）执政。

(c）将来——社会革命后第四阶级（即无产劳动阶级）执政20。

“无产劳动阶级”与时论中劳动阶级、无产阶级等名词同时存在且指向一致的状况，实质上表明无产、劳动作为阶级特性可兼备也可任一。无产阶级究竟应以生产资料有无还是以是否劳动为标准的混乱，肇因不仅是约定俗成下的心照不宣，更是认知模糊导致的难以言传。

在“劳动者”“劳动阶级”内涵问题上，分歧主要在于“劳心者”是否隶属其中21，农民应在其内并无异议。1920年5月，《新青年》所载《长沙劳动状况》将劳动者界定为“以体力或脑力之工作”进行社会生产的人，并认为“我们最要研究的，便是那些劳苦的农工”22。《劳动者》所刊文章虽频繁使用“工人”一词，给人“劳动者”等同于“工人”的印象，但其发刊词明确声称，“我们至有用至高贵的工人呢，偏偏是，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得房子可住，机器厂里的机工，不是使用人工制品的人，舟车工人不是坐车坐船的”23。不难看出，这一等同于“劳动者”的“工人”包括农民在内。将种田者置于例举首位，说明农民在“劳动阶级”中同样是最主要群体。

相较“劳农阶级”“劳工阶级”和“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在内涵和指向上并无区别，但在使用上较为正式。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组织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使用了1次“劳农专政”和4次“劳动群众”的说法，“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等累计出现多达20次。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所使用的同样主要是“无产阶级”24。1920年底，李达在文章中便主张“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大团体干大规模运动25。1921年1月，瞿秋白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26。不难看出，无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农民。

总之，由于农民群体的复杂性，工农一体的观点在阶级分析视域下并不妥洽27，但“劳农阶级”“劳动阶级”“劳工阶级”“无产阶级”等概念作为1920年前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公认的主要革命动力，是囊括工人和笼统的农民在内的群体，甚至是以农民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人群。也就是说，自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左翼知识分子便至少在理论上对农民给予了足够重视，但并不意味着对农民革命有足够认识。近代中国的惨状促成民族、国家意识形成并高涨，拯救国家和人民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28，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大多认可革命与农民密切相关，但多是从革命需要农民的角度，而未能认识到农民对革命的诉求。

二、对农民革命的认识与革命需要农民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理论认知与实践范例并不一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蓝图29，偏重于宏观的理论设想和主张，较少涉及具体的农民问题，此点无论从1920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草拟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还是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提纲》中均能看出。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开始“认真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30，即实践范例依照俄国，而俄国革命后以“劳农会制度”闻名于世，农民作为“劳农会制度”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又占据人口绝大多数，自然受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31。理论认知与实践范例的结合，促使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农民与工人一起视为革命动力。不过，大部分知识分子毕竟久居都市，与农村农民隔阂甚深，对农村农民的具体情况难免认识不足。

1920年7月，刘绍周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发言时称，“中国没有大土地占有制”32，没有大土地占有制自然也就不存在作为大土地占有者的地主。张国焘1922年向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也指出，“中国没有大地主，全是小农和中农”33。中共中央在较长时间内多认为“中国没有土地问题”34，瞿秋白在为中共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中便提及，武汉时期“无论中央如何认为‘不应当空想出地主问题来讲土地问题’”，也拉不住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35。这些说法体现了中国不存在地主问题、土地问题的观点在中共内部的主导性和普遍性。

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主要源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将中俄农村进行对比构成赞成和反对阶级革命的一个有力论据。戴季陶（191936年6月）、瞿秋白（1919年12月）、邓中夏（1923年底）、孙中山（1924年8月）等人先后提到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观点，即俄国有大地主行农奴制，中国没有大地主，农民困苦不及俄国，故不会发生“布尔什维克”36。中共党员和孙中山对该结论虽不赞同，但中国没有大地主这一前提被各方或直言或默认。邓中夏更以土耳其同样没有农奴制度却能够取得民族独立而得出“农民运动对于革命的结果，其方式虽各国有不同，然而农民群众其有裨于革命事业之成功则一”37的结论，言辞中体现革命需要农民的绝对观点和前置思路。

此外，认可中国存在地主、大地主却否定农民生活困苦、否定农民受到残酷剥削压迫的观点也并不鲜见。傅斯年1920年1月发表于《新青年》的社会调查虽承认“山东东部南部多大地主”，却又称农村“不论贫富贵贱，总是平等的”，农村中主人对长工“待以家人礼”38。4月，《共产党》所载疑为毛泽东所著39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也指出，当时有观点认为，中国农民生活“并不是痛苦的，也不是受十分压制的”40。

换言之，工农一体虽是左翼知识分子下意识或无意识的基本倾向，但农村没有大土地占有制，农民生活并不特别困苦、未受到残酷剥削压迫同样是其基本观点。由此出发，将工农视同为革命动力的思路虽然体现了中共对农民的重视，但重视农民不等于认识农民，此时中共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可行性即农民的革命性其实持普遍的怀疑乃至悲观态度。

周佛海在中共成立后不久即撰文指出，农民习于“保守”和“私有制度”，“最初是不肯赞成社会革命的”41。李大钊则表示，农民除了对“土地的改革”“种植的改良”稍稍留心，“旁的事全不管”，所以农民革命“很难实现”42。此处虽称“土地的改革”，但与“种植的改良”并列，且结合语境，可知并非政治意义的改革，而是农学层面。施存统并未一概而论，而认为占农民2/3的“自作农”、多数手工业劳动者不会起来革命，只能依靠工厂劳动者和无产农民43，本质上可视为主张直接无产阶级革命。直到1923年12月，陈独秀依然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所以难参加革命44。

在中国实地考察并得到共产国际高度评价的马林同样如此观点。马林在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口虽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但“没有象俄国农民和印度农民那样的阶级斗争；也不象印度和朝鲜农民那样必须缴纳重税”，因而“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45。在马林眼中，中国农民没有受到苛捐重税盘剥，农村也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农民不仅在现时条件下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且从长远来看更不会对政治有任何作用。

由于农民缺乏奋起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所以尽管“十月革命以‘农民均分土地’为口号”而“大得农民的同情”广为人知，但在农民问题上，土地问题不仅并未提及，农民联合甚至也不被认可46。陈独秀更认为国民革命完全成功，国内产业勃兴、农业资本化等实现之后，农民运动才有发展的空间和必要47。

相较而论，“教育”之功用自20世纪初即广受知识分子重视，一度达于“言国民教育者”“尽人而同声”的地步。通过教育使“下等社会”的劳动人民成为革命力量的看法成为主流观点。“很多文章都指出，革命者应当和俄国的民粹派一样，与农民、士兵、囚徒、秘密会社为伍，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输入革命思想”48。笃信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即将“补给他们学校外的相当教育”视为最“要紧”的事，甚至是“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最轻便的解决法”49。张东荪也认为，罗素在讲学会提出的“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之言非常“中肯”50。

较多当时已经和此后逐渐偏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同样主张以教育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主要手段，在内容上甚至以科学知识为主，而与革命启蒙无关。1919年底，瞿秋白便将“农人”四季早晚“没有空闲”的“最大原因”归咎于“缺乏科学知识，一味的听天由命”，并认为振兴农业的根本在于增进其“知识欲”使之具有求学的机会和能力51。王尽美也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村农野叟”愚昧无知，与西方相比如“二十世纪的新人和羲皇上人作比”，以至汉族不得不受“天然淘汰”52。由此，“乡村教育”被王尽美认为是“改造社会的利器”53，成为其“集中关注”54的领域。

不过，以教育作为解决农民困苦的手段是否恰当同样见仁见智。刘仁静1920年给恽代英的信中即认为“乡村教育难以收效”55，并认定非“大规模的发达实业”不足以改革乡村56。恽代英则复信解释，所谓“注意乡村教育”，并非一般“到田间去”，而偏重于“营乡村实业”57。乡村教育与发展实业，对应农民困苦的主要原因分别是主观的知识缺乏和客观的生产落后，二者都不是因为压迫剥削，均与阶级矛盾缺乏直接关联。

对农民、农村情况的阐述，在理论上反映出农民难以革命甚至不需要革命的“现实”。工农一体作为革命动力，在实质上体现着农业经济的中国不可能抛开农民而言革命的思想。这一矛盾展示了革命需要农民的基本逻辑。实际上，“革命需要农民”作为精英立场和革命需求的惯性思维产物，在中共成立后对农村了解不足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表现明显，其后也长期若隐若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解放中国必先解放农民。1919年2月，李大钊在文章中即以中国是“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是“农民”而特别强调，“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58。此种为解放国民而解放农民的说法，是这种思路的经典范式和集中体现。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以湖南“漫山遍野都是农民”而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59。肖楚女在1924年7月也撰文指出，农民在任何社会中都居于“主要的而且是大部分的地位”，故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在社会政治使命中“占着主位”60，“使命”一词，尽显知识分子的救国立场。张发奎在忆述中从国民党视角指出，国民党“扶助工农政策”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中国人口“八成半以上是农民”61。从根本上看，人民解放必然包括农民解放的思路无论在当时、后来以至现在，均是一种下意识观点。

其二，农民人数众多所以革命需要其参与62。1920年4月，毛泽东在《告中国的农民》中便以“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而指出，农民有了阶级觉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有“十分的可能性”63。陈独秀1922年11月所拟《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在论“农民问题”时，开宗明义的观点便是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在具体阐释时，则以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而指出，“劳苦大群众”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64。瞿秋白为中共三大起草的党纲中以农民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断言，“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65。1924年8月，孙中山在对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的训词中，有关于此的直接逻辑同样是农民是中国人民中“最大多数”，农民不参加革命，革命就“没有基础”66。

1923年2月、6月，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告、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分别以农民占人口60%、70%，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而强调，农民运动是革命的重要工作，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很难成功67。数据不一暴露出对农民的了解不足以及革命思维的先入为主，从农民人数众多和农业基础地位得出国民革命需要农民参与，则体现了民族革命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将农民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获得力量”68，也反映出农民进入中共革命视野的直接原因是作为救国使命的组成部分和人多力量大的直观逻辑，而非具有强烈革命诉求。

三、工农分离与农民需要革命

农民革命要求的产生与农民群体的逐渐清晰是相伴而生的，而后者则是革命性质转变的结果。1922年3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主张中国应干国民革命”。此后不久，张国焘等人带着共产国际指示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再次要求在中国进行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根据指示中共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69。在此背景下，中共逐渐摆脱套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作为直接革命路径和目标的观点，“开始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70。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在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做出重要改变：革命性质由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转变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革命路径则由无产阶级“不妥协”71的孤军奋战变为要求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民主革命和联合战线要求区分不同阶级阶层，寻找革命盟友，明确革命任务。工农一体的说法已不合时宜，农民开始具有独立政治地位，此前普遍使用的“劳动阶级”概念在中共二大文件中开始与无产阶级分离，在使用频次上被“工人农人”等说法取代。中共二大各项决议反复强调建立包含工人农民在内的民主联合战线的重要性，尽管也偶有使用劳苦群众、劳动阶级、被压迫群众等，但多是整体上作为民主联合战线的主体。各概念之间的联系、区别，在使用中的范围、指向等逐渐清晰。如《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指出，“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的奋斗“必须伴着劳苦群众中的最进步和最能战斗的部分——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进行”，此说法意味着劳动阶级与无产阶级即工人的关系由之前的等同变为了包含。《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中则称，“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说法，说明笼统的贫苦农人并不在无产阶级之列，反映出工农一体的阶级观已发生改变。

农民阶级地位的逐渐清晰与农民参与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建构是同时进行的。中共二大宣言一改中共一大对农民只字不提的状况，在系统分析农村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受到军阀剥削、外商压迫等“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的基础上，将农民视为“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并具体分析了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群体的情况，强调中国民主运动需要这些阶级阶层共同参与和努力72。农民作为联合战线组成部分在逻辑上不再基于需要被解放或人口众多，而是由于受到压迫剥削有奋起反抗的要求，这种转变在中共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中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该决议案在阐述外货输入和军阀混战、贪官地痞横行等对农民生活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基础上称，“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73。农民受种种压迫具有反抗精神的思路，是中共革命话语中农民由被解放、被革命所需要转为其本身具有革命诉求的象征，也是农民在理论上由历史客体走向历史主体的开端。

可以说，“革命需要农民”与“农民需要革命”两种逻辑至少在中共二大之后便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分别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和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不过，后者在理论上显得极为勉强乃至牵强。具体表现在否定农村剥削关系，否定大土地占有制的同时，将农民革命的要求完全导向反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目标。

中共二大宣言虽然分析了农民困苦的诸多天灾人祸，但又特别总结称，“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其中更将农民划分为“富足的农民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佃户和农业雇工”74，地主从属于农民而非革命对象。中共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虽措词有所不同，但本质大同小异。也正因此，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作为农民革命的直接目标在1922至1923年中共话语中长期流行。地主被作为农民组成部分之一，凸显了将农民融入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中的主观意图和努力75，也折射出此时理论话语中农民需要革命的人为性和间接性。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共产国际，农民革命基本目标均是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大土地占有制，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心知肚明。以中国没有大地主而否定阶级革命、承认没有大地主而从其他视角（如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构建农民革命的合理性也长期是时论中辩难的基本观点。与地主直接剥削农民不同，农村山迢水远，虽受外货流入和军阀混战影响，也难免间接。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中称，“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只有给反帝战线的口号找出土地问题的根据”，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76。尽管注意到作为革命群众的农民仅为农村特定阶层，也体现出农民因人数众多而为革命所需的基本逻辑。“为反帝战线的口号找出土地问题的依据”之言，则意味着农民与反帝需求之间的连接并不紧密，需要刻意“找出”。次月，瞿秋白也强调，中国农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结果看不见自己的敌人，“因为这些敌人远在城里和海外”77。农民看不见给自己带来最大痛苦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这是农民革命实然性的指向偏离应然性的对象后产生的理论困境。发动农民反对其看不见的敌人，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在实践中也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

孙中山在1924年8月对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的训词中针对这一困境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认为，虽然中国不像俄国存在大地主，但俄国大地主拥有土地“几百方里甚至于几千方里”，面积太大难以面面俱到，“待遇农奴自然是很宽大”，而中国的中小地主“孳孳为利，收起租来，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计算，随时随地都是要刻薄农民”，所以中国农民所受痛苦比俄国农奴“利害得多”78。尽管孙中山所言情况是否属实尚待调查，但相较中共在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才提出类似观点79，孙中山的设想具有明显的前瞻性。

与孙中山不同，中共长期坚持反帝反军阀的农民革命目标。邓中夏在1923年底的文章中驳斥中国没有农奴制所以农民不能参加革命的主张时，所持论点便是中国虽无农奴制度，但农民所受“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及天灾人祸并不比俄国和土耳其农民所受苦痛为轻80。

邓中夏的观点，很大程度来源于陈独秀192344年7月发表于《前锋》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就中共农民革命理论的探索和发展进程来看，该文内蕴着早期中共在农民革命问题上存在的理论、现实、认知、逻辑等多方面多样性矛盾。既体现了中共在革命意义上由重视农民向认识农民的转变，又具有对农民困苦原因的分析由强调帝国主义、军阀的因素转向地主直接压迫的过渡性特点，还充斥着中共对农村的基本认知与农民革命要求之间的疏离，可视为早期中共农民革命理论建构的矛盾产物和话语演进的总体缩影。

文章开篇即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农民占人口多半，且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故革命事业不能忽视农民。紧接着表示，中国农民受地主压迫既不如“地主强大的国家”，也不如“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故不易发生社会革命。这些说法是对中共二大前重视农民的原因和对农村情况认知的总结，反映出革命需要农民的前置思路和农民革命性的先天不足。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然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也能激起农民的群众运动，体现了缺乏地主压迫前提下将农民革命楔入反帝反军阀目标之中的努力。在将农村社会阶层细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兼地主、自耕农兼雇主、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兼雇主、佃农、佃工的基础上，文章具体分析了农民痛苦的原因。包括一般农民的痛苦：外货输入之结果、政治不良之结果、文化低且无组织之结果。自耕农之痛苦：官吏额外需索、预征钱粮、荒歉时无力缴租。佃农及雇工之痛苦：兵匪扰乱和水旱荒灾导致农民迁徙，迁入地劳动力过剩同业竞争使得地主、雇主对佃农和雇工要求日益苛刻；城市物价与生活费用提高导致地主对佃农需索日益加紧；农民衣食无着而借贷导致受高利盘剥者或地主的压榨81。一方面强调农民困苦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并以之作为地主压迫不严重前提下也能激发农民革命的理由。另一方面不仅在农村社会阶层划分上存在大中小地主和佃农、雇农等对立群体，具体到佃农雇工之痛苦时更是在抽象意义上提及兵匪扰乱和物价增高，所有直接原因均归于地主。二者间无疑存在尖锐矛盾，体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在导致农民困苦原因方面的间接性，以及将农民革命目标转向地主的原因和尝试。

四、反对地主与土地革命

虽然直接剥削和间接压迫均能促起农民反抗，但地主的直接剥削以土地为根本，关系到农民最关心、最迫切期望解决的土地问题。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分别以物价上涨、赋税征徭等方式对农民生产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所对应的往往是抵制外货、限制租税等改良要求。二者在农民运动主张上有极大差距，这也是中共长期未能触及到土地问题的根本原因。

土地问题在中共农民革命理论中的逐渐出现和重要性凸显，与共产国际政策指示及其驻华代表努力密不可分。早在1922年，中共的出版机关“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成则人所译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一书，其中翻译了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农民问题的议案》，议案明确提出，“从事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立刻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地主与大田主的产业”82。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首期刊载一鸿所译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东方问题之题要”，不仅声称“只有农民革命，以‘没收大地主’为宗旨者，方能引起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而与反对帝国主义之斗争以极大的助力”，更规定“东方各国革命党却应当明白规定其关于农民问题的党纲——应当要求完全消灭封建制度，以及大地主制度和包办地税制度之遗迹”83。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三大在主张民族革命之际，“必须同时进行”以没收地主土地为基本要求的“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84。同月，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也提出：“我们应该竭力要求国民党明确阐述它的土地纲领，其精神就是没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85。

虽然共产国际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的原则性要求为中共所熟知，东方各国必须制定土地纲领的指示同样为中共所了解，但由于地主在中国农村的缺位，农民革命依然被导向反帝反军阀方面，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就农民问题专门列出的“特别要求”即仅限于减轻田赋、改良水利86。

1923年7月，鲍罗廷被任命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87。鲍罗廷至广州后，便积极贯彻推行共产国际有关土地革命的主张。11月，东江战事失利，鲍罗廷应邀出席国民党各区党部委员会议并讲话。鲍罗廷在讲话中将战败原因归为农民对战事持消极态度，国民党失去了农民这一“最重要的支柱”。为此，鲍罗廷主张“政府应当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明确规定“地主的土地将予没收”88，实质即贯彻共产国际关于推动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至国民党一大时，在讨论大会宣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鲍罗廷建议为保证有地可分而建立“土地储备”，主要由“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例如广西反动分子的土地）以及那些不干农活，部分经商，部分担任国家公职，并向农民收取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的有产者的土地构成”，本质上依然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农民部顾问弗兰克同样就农民革命中的没收土地问题、反对地主问题等与孙中山、廖仲恺进行了会谈。

在共产国际的理论输入及其代表的实际努力下，地主逐渐由之前的似有似无到开始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不证自存的一大反动政治势力89。不仅陈独秀在理论上量化区分了大、中、小地主，而且广东组织农会过程中与地方守旧势力发生的各种矛盾冲突，也多被视为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如廖仲恺与弗兰克谈话时便将广宁豪绅反对农会的“武装冲突”视为“地主暴动”90。“地主”群体在现实斗争中的出现直接促成中共农民革命理论中革命方式和革命对象的明确。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地主”开始成为农民痛苦的直接、首要原因和农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会议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称，作为“帝国主义之工具”的广东大商买办阶级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广东的农民与地主之争斗，工人与大商买办阶级之争斗，小商人与军阀之争斗，都很明显”，在具体分析农民运动兴起的原因时更用“中国地主重租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一言蔽之。无论是地主与农民、工人与大商买办、小商人与军阀的分别对立，还是“地主重租”作为农民参加革命的首要原因，均构成对之前陈独秀等人观点的实际否定和对农民革命理论的重新建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更对之前所宣传的反对苛税、兴修水利等改良性措施进行了反思，批判了国民党要求农民赞助自己却“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的政策，指出了“一年以来，广东农民已渐渐地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的现实，制定了“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的政策。从整体上看，中共四大有关农民革命问题的阐述中，帝国主义、军阀开始沦为总体时势背景，而地主及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乃至受其控制的民团乡团土匪等则开始成为农民革命的直接对象。

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其中将“没收土地”作为“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并指出农民必须得到“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才能成为革命拥护者。不仅如此，议决案对中共“农民问题政纲”的“最终的目标”作出了根本规定，即“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91。明确提出农民政纲的最终目标，意味着奋斗方向的明确，也象征着农民革命理论的初步形成。可以说，中共四大是地主正式成为农民革命基本对象的起点，而十月扩大执委会会议则是土地革命成为农民革命根本途径、耕地农有成为根本目标的肇端，两次会议共同推动了中共农民革命理论的初步形成。

结语

中共农民革命理论的建构，至少取决于两方面的基本因素：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理论的认识程度和对中国农民实际情况的了解程度。从当时舆论来看，中共对这两方面的认识都有着由浅入深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共成立之初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组成部分视为不言而喻的革命主体。随着革命性质由无产阶级革命变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农民开始与工人分离成为独立群体作为民主联合战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在对农村了解有限的前提下，中共最初多认为农村没有地主，不存在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和二者间的阶级矛盾。其中存在的理论冲突既体现也决定了革命需要农民的基本思路。其后，在共产国际政策指导和原则要求、中共对农村社会阶层的认知深化等因素影响下，地主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剥削农民的基础和农民革命的直接对象，土地革命则成为农民革命最主要最根本的形式，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即耕地农有成为农民革命的根本目标。农民革命原因、对象、路径、目标等问题的解决，意味着中共农民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至少在近代中国，救亡自强观念激起的西学浪潮最初是知识精英的“专利”。就革命视角而言，精英立场本质上是知识分子担负家国使命的具体表现，农民革命应是广大群众谋求改变现状的积极行动。前者的逻辑基础在如何救国，后者立足点在如何自救，其间隐藏着农民作为历史客体还是历史主体的区别。二者之间又相互依赖：前者力量有限需要后者参与，后者知识浅薄需要前者启发，革命的胜利取决于前者理论与后者力量的结合。从主体性上来讲，革命知识分子不能独立承担推动历史进步的使命，而必须融入人民成为历史主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到农民革命，中共在农民问题上经历了前后相去悬殊乃至不无矛盾的认知演进过程，最终完成了对农民革命理论的基本建构，实现了知识分子救国意图和农民自救需求的统一。这种统一具有严苛的条件，既需要对阶级革命理论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也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深入调查与研究，还依赖于设身处地从农民视角的观察与思考，更奠基于对既往观念的不断反思与重构。这一过程，既是从精英立场走向民众革命的过程，也是农民由历史客体成为历史主体的过程，更是理论与实际不断结合的过程，也即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注释

1孟庆延：《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问题议题转换与范式变革》，《社会》2013年第2期。

2[美]Roy Hofheinz,Jr.The broken wave: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1922-192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黄金魁：《一切权力归农会--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曾宪林、谭克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美]Fernando Galbiati,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美]Elizabeth J.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郑建生：《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以武汉政权为中心的探讨》，致知学术出版社2017年版。姚曙光：《乡土社会动员--近代湖南的思潮丕变与社会救赎（1840~1927）》，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美]马孟若：《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印]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1)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黄家猛：《近三十年西方学界对中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

6(2)陈金龙：《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建构》，《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7(3)将农民视为“历史客体”是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一种观点，在中国革命中则出现了“戏剧性和颠覆性的变化”，农民成为了历史主体。[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68页。周建伟：《历史主体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中国化研究（192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8(4)姚曙光：《论国民革命思想在农民运动中的流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9(5)一湖：《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晨报》1919年5月1日。

10(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01页。

11(2)潘晓静、郭台辉：《中国革命进程中“农民阶级”的话语变迁：1919-1931》，《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12(3)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李大钊：《“五一”May Day运动史》，《新青年》第7卷第6号。陈独秀：《劳工神圣与罢工》，《新青年》第8卷第4号。陈独秀：《两个工人的疑问》，《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钱杏邨：《南京膠皮车夫的状况》，《劳动界》第10册（1920年10月）。H.M.：《劳工神圣颂》，《新青年》第8卷第4号。难言：《南昌劳动界的近讯》，《劳动界》第18册（1920年12月）。

13(4)光佛：《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1月8日。

14(5)蔡元培：《劳工神圣！》，《新青年》第5卷第5号。

15(6)《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8页。

16(7)黄夏年编：《朱谦之文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17(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1~22页。

18(9)《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19(10)《东报论资本与劳力》，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3月9日。

20(11)陈独秀：《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时事新报》1920年5月24日。

21(1)参见陶履恭：《欧美劳动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2号。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

22(2)野：《长沙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

23(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24(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3、3页。

25(5)江春：《社会革命的商榷》，《共产党》第二号（1920年12月）。

26(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166页。

27(7)工农一体的观点，不仅有中共党员表示质疑，其后更成为国民党分共理由之一。1927年，中山书店出版了《清党运动概论》一书，其中一篇文章大肆抨击了中共在宣传上将“工农”视为一体的主张。罗绮园：《谁是三民主义的拥护者？》，《中国农民》第四期（1926年4月）。《清党运动概论》，中山书店1927年版，第24~25页。

28(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29(1)俄国学者В·И·格鲁宁指出，“在所有研究中国的文献中，都谈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以其客观的内容解答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革命运动问题，因而它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但是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最初究竟是哪些马克思主义原理比较容易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所理解，而哪些原理难以接受，甚至不理解。在丰富的马列主义理论武库中，中国共产党在其活动的初期，最容易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及苏维埃政权思想”。В·И·格鲁宁：《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统一战线策略的帮助（1920-1923年）》，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30(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89页。

31(3)如瞿秋白在《晨报》上撰文介绍俄国时便指出，“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都靠了农民才成功的”，劳农政府是“利用农民而成立”。瞿秋白：《俄罗斯之经济问题》，《晨报》1921年11月1日。

32(4)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页。

33(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34(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0页。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采华书林1976年版，第36页。

35(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页。

36(8)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9~30页。《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页。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页。

37(9)《邓中夏文集》，第52页。

38(1)孟真：《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新青年》第7卷第2号。

39(2)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8~419页。

40(3)《告中国的农民》，《共产党》第三号（1921年4月）。

41(4)佛海：《狄克推多制（eietatorshik）与农民》，《新青年》第9卷第5号。

42(5)《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0页。

43(6) CT：《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五号（1921年6月）。

44(7)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二期（1923年12月）

45(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226页。

46(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69、73页。

47(10)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二期（1923年12月）。

48(11)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04页、“第一卷序言”第15~17页。

49(12)吴敬恒（稚晖）：《二百兆平民大问题》，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2页。

50(1)新青年社编辑部编：《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第44页。

51(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9、32页。

52(3)中共诸城县委、山东大学历史系合编：《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53(4)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6页。

54(5)《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55(6)《恽代英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

56(7)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下册，第1127页。

57(8)《恽代英全集》第4卷，第273页。

58(9)《李大钊文集》（上），第648~649页。

59(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94页。

60(1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61(12)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62(1)姚曙光将“把农民看成社会的基本力量和历史主体，把人数众多的农民作为依靠力量，主张通过农民的解放而解放全社会”作为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主要思想特征之一。潘晓静、郭台辉则指出，早期中共话语中的“农民”主要是“按照人口学意义上的多寡来判断其革命力量”。姚曙光：《国民革命失败的民粹主义因素分析--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个案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潘晓静、郭台辉：《中国革命进程中“农民阶级”的话语变迁：1919-1931》，《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63(2)《告中国的农民》，《共产党》第三号（1921年4月）。

64(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65(4)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93页。

66(5)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524页。

67(6)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1957年印行，第22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68(7)周建伟：《历史主体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中国化研究（1921-1949）》，第176页。

69(8)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70(9)《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71(10)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美]韦慕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7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9、19、17、8页。

73(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2~13页。

74(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8页。

75(4)杨泰龙、陈金龙：《中国共产党对“封建”的认知与早期革命目标的确立》，《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76(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56页。

77(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121页。

78(3)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525页。

79(4)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92页。

80(5)《邓中夏文集》，第50~52页。

81(1)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前锋》第一期（1923年7月）。

82(2)成则人译：《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广州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第124页。

83(3)一鸿译：《东方问题之题要》，《新青年》（季刊）第一期（1923年6月）。

84(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56页。

85(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86(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8页。

87(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56页。

88(1)[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1页。

89(2)“地主”在中国革命理论中的“出场”，既有理论因素也有实践因素，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囿于篇幅和主题，具体内容只能另文详述。

90(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50~451、516页。

9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2~334、358~364、462~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