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新语||暨南大学赖凯声 李丹:科学引导民众社会心态

2020-05-26 10:37:44 《中国社会科学报》 赖凯声 李丹

这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民众社会心态的一次考验。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疫情防控效果已初步呈现出持续向好的态势,民众对疫情防控的态度总体上较为积极乐观。

 

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

 

回顾疫情的防控过程可以发现,民众在重大突发疫情中普遍容易出现焦虑、恐慌等应激心理反应。这些应激心理状态会通过线上、线下的舆论场得以呈现和扩散,构成重大疫情防控下民众社会心态的重要内容。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科学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疫情防控时期的社会心态追踪及其引导,不仅关系着良性舆论生态的构建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而且关系到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

相较于关注个体层面的心理特征,社会心态聚焦于群体水平上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它通常会比个体水平的心理规律更加复杂,重大突发疫情的危机情境则会进一步放大群体心理的复杂性。因此,该时期的社会心态对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当前,我们亟须了解民众的社会心态会随疫情发展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规律,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科学引导。

 

疫情防控呈现阶段性

 

结合重大疫情的突发性、多变性和群体性等特征,笔者总结出了疫情防控的社会心态模型,包含怀疑期、恐慌期、接受期、焦躁期和恢复期等五个阶段。

第一,怀疑期。在重大疫情发展的初始阶段,民众对疫情的认知大多处于一种模糊不清、将信将疑的状态,“怀疑”成为该阶段的主要心态特征。这种心态的形成,既受疫情初期人们对陌生病毒的认知不全等个体因素限制,也与信息发布机制不健全等环境因素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疫情相关的谣言信息也往往在该阶段开始滋生和传播。因此,本阶段的治理挑战主要集中在对疫情如何进行及时、科学的研判。公共卫生等相关部门应当以做好疫情研判、降低公众怀疑为目标,完善疫情发现、跟踪和预警机制,及时跟进疫情发展情况,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迅速做出科学研判。同时,相关部门还需重视做好疫情初期的公众引导和沟通工作,最大程度地实现信息的及时、透明、全面发布,避免在疫情舆论场中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

第二,恐慌期。一旦权威机构确认了重大疫情的存在及定性,民众会突然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并陷入震惊、恐慌等应激心理状态,恐慌因而成为该阶段社会心态的核心特征。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和控制感,迫切希望通过了解病毒性质、预防措施以及未来走势等相关信息,以尽可能地消除对未知的恐惧。谣言作为人们应对不确定性和增强控制感的常见手段,容易在此时“趁虚而入”,获得大面积传播和蔓延。恐慌心理和谣言传播还容易引发恐慌性抢购等非理性行为。因此,对恐慌情绪的疏导是恐慌期面临的主要挑战,相关部门需组织医学专家、媒体机构等专业力量,重点对容易引发恐慌的谣言内容进行精准打击。同时,做好病毒防御等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警惕群体非理性行为对社会秩序和安全造成的冲击。

第三,接受期。随着疫情发展以及政府主导的各项防控措施的有效推进,民众的控制感开始回升,由恐慌期逐步过渡到可能持续时间较长的接受期。在这一阶段,尽管对疫情仍然存在一定的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但大多数民众的应激状态已经有所缓和,能够在心理上接受疫情存在的现实,在行动上能够相对理性地配合或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社会参与感也有所提升。除配合防疫工作外,该阶段民众的社会参与感还体现在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实时关注和讨论、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监督和追责等方面。民众开始跳出个体视野,就公共利益、群体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需要警惕的是,该阶段积聚的愤怒、不满等情绪容易导致舆论的群体极化,有引发次生舆情事件的风险。因此,接受期的舆情治理工作需充分重视民众的社会参与需求,并及时就民众关切的问题做出回应。

第四,焦躁期。重大疫情的防控工作往往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如果经历长时间的严格防控后仍未看到拐点等积极信号,民众的意志力可能会逐渐耗竭,从而进入焦躁期。焦躁心态容易导致警惕心理的降低,防控意识的松懈,不利于已有防控工作成果的巩固。一方面,长时期的居家隔离使人们积压起孤独、寂寞等负面情绪,并转化为焦躁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在疫情中心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心地区民众本身隔离时间较长,加之与疫情较轻地区陆续降低防控等级的状况形成对比,容易加剧焦躁心态。另一方面,长期居家隔离可能会放大疫情对个体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民众的注意力开始由关注公共利益向维护个人利益转变,企业复工、学校开学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成为他们的关切,这可能进一步导致焦躁心态的放大。因此,在这一阶段,要将民众焦躁心理的安抚和疏导作为社会心态引导的重点。尤其是对于疫情中心地区的民众,相关管理部门可根据卷入程度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制定疏导策略,坚定其长久对抗疫情的耐心和信心。

第五,恢复期。疫情后期,随着防控形势的好转,民众的心态将进入恢复阶段。该阶段民众的心态逐渐趋于成熟和理性,对恢复正常生活状态的渴望成为这一时期的迫切心理诉求。因此,在这一阶段,除采取各项措施保证民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外,还需重视民众心理状态的平稳过渡,以鼓励支持的态度传达摆脱“非常时期”迎接常态生活的积极观念,帮助民众克服状态转换而带来的不适应感。此外,在疫情防控工作的收尾阶段,民众普遍抱有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的期待。因此,有关部门宜结合民众在恢复期相对理性的心态特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客观、公正的总结与评价。同时,恢复期也是进行国民心态健康教育的最佳时期。相关部门应该抓紧时间,普及重大疫情下的公众科学应对、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强调国民健康素养教育和良性社会心态培育的重要意义。

 

做好疫情防控和舆情治理

 

面对重大突发疫情的危机情境,民众的社会心态容易出现恐慌性、多变性和破坏性等风险特征。如果不对其进行及时干预和引导,容易造成整个社会心理状态的震荡和失衡,引发社会矛盾,威胁社会稳定。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个阶段只是一般性的规律总结,并不意味着每个重大疫情事件都完整包含这些阶段,也不代表社会心态的变化必须严格按照上述先后顺序进行。关于从社会心态的视角做好重大疫情的防控和舆情治理工作,笔者还有以下建议。

第一,建议结合大数据技术,加快建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社会心态监测体系。借助大数据挖掘和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实时追踪疫情背景下的社会心态走势,对不同阶段的舆情治理挑战进行动态研判,科学制定干预和引导策略。

第二,建议进一步完善权威信息发布机制和辟谣机制,净化疫情时期的信息环境,提升民众信心。公开透明的权威信息发布和及时有效的辟谣机制,可有效遏制恐慌性谣言的传播,显著提升民众抗疫的决心,增强对政府的信任。

第三,进一步重视疫情期间特殊人群(如病毒感染者、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危机干预服务和常态化的国民健康心态教育,培养积极、理性、平和的良性社会心态,提升应对重大疫情的心理“软实力”。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24日“为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理论支撑”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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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民众社会心态的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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