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根本原因是始终坚持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鲜明地把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写在奋斗的旗帜上，矢志不渝地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从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共产党人的冲锋陷阵；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诺言到打土豪、分田地的实践，哪里有革命的队伍，哪里就有群众的解放。从井冈山到宝塔山，老区人民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看到了过好日子的希望。不论斗争形势多么严峻，不管战斗牺牲多么惨重，老区人民相信党、拥护党、跟党走的信念始终不渝。

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生死相依、患难与共，2000多万名为党的事业捐躯的英烈，大部分是跟随党闹革命的老区人民。延边15000余名革命烈士中，94%是朝鲜族儿女。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巨大的流血牺牲，丝毫没有动摇老区人民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决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鄂豫皖苏区“二十八年红旗不倒”，20万大别山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在册的烈士就达13万多。湖北省麻城县西张店街有位周大娘，为革命牺牲了3个儿子。1928年5月，为保护党代表王树声，危急关头，周大娘让自己的儿子政道换上王树声的衣服，顶替王树声慷慨就义。王树声脱离了险境，周大娘的儿子却被敌人割下头颅悬挂在村口。新中国成立后，王树声大将再见到周大娘，跪下说：“娘，我是树声啊……以后叫我政道吧……我就是您的亲儿子!”

1934年5月，陕甘边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国民党反动派进犯南梁中心区。阎洼子村的老百姓连夜将红军留下的枪支、马鞍、粮食等全部埋藏到地下。第二天，敌人发现了埋藏地点，并挖出了粮食。为保护埋得更深的枪支弹药，村民武万有冲到敌人面前大骂这些强盗，被打得昏死过去。随后敌人将附近村庄的干部、游击队员、农民群众集中在一起，逼问红军去向和红军物资埋藏地点，42名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其中6人被铡刀铡下头颅，36人被活埋在两个大坑里，但始终没有人开口，敌人最终一无所获。

湘江战役中担任全军总后卫的被誉为“钢铁之师”的红三十四师所辖的三个团中有两个团几乎全是宁化子弟，经历了湘江血战，3000宁化子弟仅58人到达陕北。师长陈树湘因腹部中弹被俘，他“断肠明志”，壮烈牺牲，年仅29岁。开国中将韩伟曾不止一次感慨：要是没有湘江之战、红三十四师能走完长征，共和国还会再多一个“将军县”！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闽西子弟绝命阻击而无悔。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苏区人民蒙受了史无前例的劫难，昔日欢歌笑语的乡村，变成死寂的“无人村”“血洗村”。上杭县因支援红军游击队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毁坏的村庄105个，被杀害的群众5000多人。长汀县竹马岗村1000多名群众一夜间全被国民党屠杀。

1938年，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依然不妨碍她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地，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徒步行程上万里，成群结队奔赴延安。当年，有首歌曲“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据统计，从1937年到皖南事变前，有4万名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1986年，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慕华回到延安，站在50年前她曾经住过的窑洞前，深情地说：“延安，好比是我人生之中的分水岭，经过延安这座革命熔炉的锤炼，我逐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陈慕华奔赴延安时，其父亲是国民党少将，叔父是国民党空军司令，她是带着国民党空军的介绍信函、坐着小汽车去延安的。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中，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河北阜平县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时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开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