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学生延续红色血脉、担当时代责任，外语与商务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学生党支部组织同学开展讲红色故事我来讲活动，通过宣讲红色故事增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我是外语与商务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王紫，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传奇地下女交通员王健”的故事。

王健，1911年出生于青州市弥河镇黄山子村,1933年嫁至临朐县冶源镇赵家楼村与郭佃栋结婚。70多年前的农村妇女大脚者不多,王健也是一双小脚。受进步人士的熏陶和党组织的教育,1938年,她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又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政治部在临朐朱家坡举办的党员训练班,进一步受到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更坚定了她抗日救国的信念和决心。训练班结束后,党组织安排她回村担任了地下交通员。

抗日战争时期,王健的家成了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不仅党的联络员在这里接头,许多秘密会议也在这里召开,重要情报都由王健亲自传送。

1940年农历十一月底的一天,王健接受了去弥河东桃花村送情报的任务。尽管当时天寒地冻,形势险恶,但王健毫不犹豫,她将信捻成纸捻,缝在袄领里,天刚亮就出发了。

那日朔风怒,大雪纷飞,连树梢都冻得发出尖厉的呼叫。王健一出门便被北风刮了个趔趄。她想起党组织的交待,情报重要,越快越好,便紧了紧身上的旧棉袄,毅然扑向了茫茫雪野。

从赵家楼去桃花村有50多里路。王健一双小脚,本来走路就困难,何况积雪又覆盖了小道,行走就更艰难了。她一连摔了几跤,手也碰破了,但她想起党组织的嘱托,便一次次地从地上爬起来。当她走到白家李召河口时,只见近半里宽的弥河上没了桥。原先这里河上搭有便桥,日伪搞封锁,将桥拆掉了。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又积了一层雪,一片白茫茫,无人行走。凛冽的西北风像要把岸边的杨树连根拔出,行人难以立足。王健在河边呆住了,这弥河怎么过?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怕一旦落进深水处出不来,就完不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她回首望了望走来的路,雪花已经覆盖了她的脚印。不能退!她鼓励自己要闯过河去。她折了根树枝做拐棍,挽起了裤管,用树枝敲击着河面的冰凌就下了水。河水刺骨寒,她咬住了牙关,试着河水的深浅前行。冰凌划破了她的腿,殷红的鲜血混流在河水里。弥河河床是沙底,河水忽深忽浅。她走到河中间时,猛地陷进了水深及腰的漩涡中,差一点倒了下去。裤子全湿了,冻得她下身有些麻木了。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藏有情报的袄领,知道袄领没湿,放下一颗悬着的心。借助拐棍,她拼着全力爬上了对岸。身体虽已精疲力竭,但不敢坐下来休息。她知道,这样的冷天气,湿透了的棉裤马上就会冻成冰棒,使自己不能迈步,甚至就会冻僵在这里。她不敢停留,拄着拐棍,挣扎着艰难地走进了不很远处的胡梅涧村。一位老大娘发现了她,看她身上满是冰冻,先是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是个年轻媳妇,便把她让进了家中。老大娘找出衣服让她换上,又生火让她烤暖。大娘一边烧姜汤一边问王健为什么在大雪天里出门?王健说娘家母亲病危,急着要去看看。大娘很同情王健,让她等雪停了再走。王健想,下雪天行路艰难,但敌人龟缩在据点里,会减少被检查的麻烦。等烤干了棉裤,她辞谢了大娘,又抓紧上路了。王健在雪地里艰难跋涉。茫茫大雪还真给她帮了忙。敌人竟没有发现她。天将黑时,她终于到了桃花村。这里的党组织负责人张森林很为这个小脚女人的勇敢所感动,请人为她敷药包伤,要她好好休息。王健觉得雪天敌人外出少,她顾不得劳累,翌日一早就迈上了返回的路。

这件事后,许多人对一个小脚女人在雪天里涉弥河送信感到惊讶,于是传说她有女侠的功夫,甚至说她是从河面上跃过去的。其实,王健确确实实是从冰冻的河水里涉过去的,是她凭着对党无限忠诚的满腔热血,战胜了冰寒,使平凡化为了神奇。

1941年下半年,日寇连续扫荡,形势更加恶化。这年冬,冯少伯、郭佃甲等叛变投敌,带领日军宪兵队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赵家楼村党支部书记高德福要王健把情报送给高奋同志。当时高奋任中共临朐县委代书记,带领武工队转移到了益都县朱崖一带。由于形势紧张,高德福对王健再三叮嘱,要她多加防范。王健只是一句话:“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她把信缝在鞋帮里边,第二天,抱着4岁的小女儿,领着6岁的大女儿,挎着个讨饭的篮子,便出发了。她考虑带着孩子是最好的掩护。一路上,她叮嘱两个女儿:“要是有人问,就说跟娘去讨饭,咱家里没吃的了。”女儿懂事地点点头。孩子太小,走一二里路就得歇一歇。走了十几里路,大女儿脚上磨起了血泡,疼得哇哇哭。王健只得和女儿找个人家住下来。女儿吵着要回家,王健也觉得腰酸腿疼,但她有重任在身,第二天哄着女儿又上路了。大女儿脚上有血泡,难以行走,她背起大女儿,让小女儿自己走。待小女儿走不动了,她又抱起小女儿,领着大女儿在山路上跋涉。

第三天到了黄巢关(现属青州市),远远地就看见了有敌人在盘查。敌人也早看见了她们,将枪栓拉得哗啦哗啦响。王健悄悄对女儿说:“不要怕!有娘呢。”汉奸持枪拦住了她们:“干什么的?”王健一腚坐在道旁,两个女儿紧偎在她怀里。她望了汉奸一眼:“讨饭呗!俺这种人还能有什么好事?”汉奸用刺刀指着她:“胡说!是给八路送信的吧?”汉奸上前一手一个将两个孩子拖了出去。两个女儿哇哇哭着叫娘。汉奸将刺刀指着王健的心口窝:“不说实话,老子就穿了你!”王健说:“老总,俺两个孩子都快饿死了,俺只知道去讨饭,什么八路、九路的,俺不懂。”汉奸将王健周身翻了个遍,没发现什么,又检查她的篮子,也没发现什么,于是骂了声:“穷鬼!”一脚将篮子踢飞了出去。那篮子里还有点讨来的菜窝窝头,也滚了出来。王健一边去追那篮子,一边说:“老总,俺就指望用这篮子讨饭呢!”她捡回篮子,哄着两个女儿说:“别哭,娘再领你们去讨。”汉奸兵看看没油水可捞,骂了声:“滚!”黄巢关上的敌人盘查极严,自诩雁过也要拔毛,但被王健带着女儿混了过去。第四天,王健和女儿终于找到了高奋。高奋拉着她的手说:“嫂子,你受苦了,受累了!我代表组织谢谢你。”面对敌人的凶残,王健没有畏惧过,组织上的体贴关怀,使她热泪盈眶。因为日寇要扫荡,仅休整了一天王健又带着高奋面授给赵家楼党支部的口信,领着女儿开始了返回的路程。

敌人悬赏捉拿她,但她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让敌人一次次失望,敌人也把她传得神乎其神。1942年春,上级党组织交给王健一个任务,要她联络因党组织遭破坏而失去联系的党员。这一工作很艰巨。当时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的抓捕,对一些人的政治面目一时搞不清。王健乔装打扮,四处搜集打探情况,日夜奔忙。半年的时间,她帮助十几名同志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她多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先后将3名同志护送到共产党领导的四县(益、临、淄、博)联合办事处工作。1942年2月,她经过多方访查了解,终于与丁家焦窦村的共产党员丁瑞之接上了头。丁瑞之向她诉说了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焦急和痛苦。王健毅然与丁瑞之假扮夫妇做掩护,瞒过了敌人3次盘查,将丁瑞之安全送到了驻在益都县(今青州市)孙家岭的四县联合办事处。他们通过最后的那个据点的下午,有个汉奸兵说上午过去的那个女人有点像是要捉拿的那个王健。当官的怕上级知道放过了王健会掉脑袋,便将那个汉奸兵连扇了两个耳光,骂道:“胡说!你没听说王健走路像飞一样?凭那么双小脚能飞!再说,就算她是三头六臂也不敢从老子我这里走!”

1942年春的一天,王健外出联络经过益都,刚闯过了敌人的检查,偶然又遇上了叛徒的儿子。那小子认识王健,却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走了。其实王健也早看见了他,知道那小子不会有好心,便急忙拐小路赶去了娘家黄山子(今属青州市弥河镇)。她又怕在娘家也不行,担心叛徒找上门来。娘家连夜帮她躲了起来。当天黑夜,叛徒郭佃甲便带了特务来抓人,对王健的母亲又是哄骗,又是拷打,但老人家咬定女儿没有来,敌人无可奈何。

1942年秋,王健外出刚回家,就被同村一个叛徒的老婆盯上了。叛徒夫妻欲将王健挟持去益都日寇据点。当行至村口时,王健想挣脱要跑。这时正来了一队伪军。叛徒的老婆忙喊抓八路。王健一看,知道难逃,她急中生智,也赶忙大喊:“老总快抓八路!”那队伪军不认识王健和叛徒夫妇,以为这3人中,男子必是八路,于是围住叛徒,不容分说,将他绑了起来,带进村去。待审问明白,回头去抓王健时,王健早将叛徒老婆推倒在地,从青纱帐里逃走了。

敌人将王健视为眼中钉,下令各据点严加盘查,务必抓住她。党组织为了保护王健的安全,1942年10月将她调到渤海军区工作。当地党的负责人、博兴县县长唐祝甫要王健在陈和镇建立联络站。这时候,王健的丈夫郭佃栋已是八路军渤海区三支队后勤部负责人,他也特地赶来看望王健,鼓励她克服困难,完成党的任务。

尽管陈和镇情况很复杂,王健却从不向困难低头。她利用来博兴县讨饭的身份在大街要道赁了间房子开起了煎饼铺。两个女儿帮着磨糊糊,自己就摊煎饼。店一开张,就有了来来往往买煎饼的人。那时,我鲁中根据地和渤海根据地的联系要经过这里,煎饼铺成了联络点、情报站。因工作需要,后又租房辟设“旅店”。这里很快成了联络护送党政军干部、传递信件情报的交通站,为时一年零三个月,无一差错。因为工作出色,唐祝甫曾三次表扬王健。

后来,王健的交通站不幸被敌人发现。1944年春,日伪利用大扫荡之际,突袭陈和镇,企图一举抓获王健。然而王健十分机警,想法摆脱了伪军官家属的纠缠,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转移。敌人气急败坏,放火烧了交通站。

王健出了名,敌人便也觉得这个女人是个了不起的神秘人物。王健干党的地下交通员9年,不仅走遍了临朐、益都,还多次去过淄川、博兴、垦利、利津、昌乐、安丘、莱阳、莱芜、寿光等地。为完成党的任务,她一双小脚到底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经历了多少艰苦和危险,她自己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