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的印象中，考古人是个啥形象呢？

    也许是奔波于田野山头，顶着烈日发掘遗迹的历史见证者；又或许是行走于博物馆，摩挲着文物的文化讲述者；还有可能是伏笔于案头，延伸着人类历史轴线的文明记录者。

    但是，可能很少会有人会把他们和残酷的战争联系起来。战火纷飞的残忍搏杀，与醉心于文物的考古学家之间，似乎总是格格不入的。中国考古学正是在水深火热的民族危机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逐步诞生的。

    但所谓：“文人亦可勇，笔墨用做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考古人可不止是笔墨当兵，更能投笔从戎奔赴疆场，挽救民族危亡。

    1931年河南大学校长许心武打算选送两名学生去殷墟参加考古实习。当时年仅25岁正在国文系读书的刘燿与舍友石璋如一同报名参加。

    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刚刚诞生不久的新兴学科，了解和认识这一学科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整个学校除了他俩根本就没有其他人报名。

    1921年，随着仰韶文化的发现，中国考古学正式诞生。诞生之初的中国考古学便承担起实证那些记录在文献里的中国历史，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不是西方人所谓“中华文化西来说”。

1921年，安特生（瑞典，左二）、袁复礼（左一）等人发掘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

    1931年5月，刘燿和石璋如刚到安阳的袁家花园安顿下，原本在中原大战中投降蒋介石的石友三再次反叛，而叛军所在的位置恰好就在袁家花园附近，没办法，发掘工作只能被迫停止。第一次参加考古实习不到两周就结束了。

    在接下来几年的田野发掘中，他分别参加了殷墟、浚县辛村、大赉店、山东日照等地发掘。他钟情于考古的身影，让当时的人们印象深刻。殷墟考古的领队梁思永认为他工作认真、细致、而且思想敏捷、善于思考，有综合研究的能力。

       1937年，他更是利用考古资料写成《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从考古学角度指出了当时“中华文化西来说”存在的问题，“在当时为澄清中国古史研究上的混乱作了贡献。

        他还在考古过程中还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一群朋友，他们志趣相投、关系亲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按年龄和资历排定次序，分别是：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刘燿、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厚宣、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这就是著名的“考古十兄弟”，他们都是正值青春的大好男儿，心中氤氲着热血，渴望为（这个）国家、为民族，为考古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但这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随着日寇的全面侵华而彻底被打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贪婪残暴的日寇将中华民族逼到了最危急的时刻。1937年11月，随着淞沪会战的失利，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直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也随之西迁。“考古十兄弟”除了老五尹焕章出差在外，其余九人几经波折，辗转至长沙。刚到不久，日军的飞机便进行了轰炸，随后又传来了南京沦陷的消息，长沙城内一片混乱，面对破碎的山河，他们痛心不已，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

最终“考古十兄弟”在长沙;清溪阁喝酒告别，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刘燿，在“十兄弟”告别之际，举杯高呼“国将不国，何学术为！抗日第一，爱国为先”，然后一饮而尽。国家遭受厄运、个人颠沛流离、考古事业又难以为继，这一夜他们宣泄着内心中的愤懑与不舍，一醉方休。高呼着“考古组万岁”“殷墟发掘团万岁”，含泪告别，这一别，便是永远，从此十人再未聚首。

此时的刘燿下定决心离开钟爱的考古事业，投笔从戎，前往延安救亡图存，“十兄弟”中祁延霈和王湘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刘燿在告别相伴多年好友前悲痛的写道：

到达延安后的刘燿，改了一个更为考古人所熟知的名字——尹达。并于1938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工作。其实到了延安后的刘燿呢，也并未完全放弃考古，1943年，他根据考古材料写成《中国原始社会》。虽然刘燿并未直接参与战斗，但他在文化战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说刘燿在参加革命工作后，还坚持着考古，那么六弟祁延霈和八弟王湘，则是完全离开了钟爱的考古事业。

“十兄弟”长沙一别，爱国心切的祁延霈也毅然前往了延安参加革命，改名祁天民。1937年底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前往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亲自送行，并题词留念。

到达新疆后的祁延霈就任新疆学院（今新疆大学）秘书兼教育系主任。他和同事们以抗大为榜样，整顿校风，使新疆学院面貌焕然一新，被誉为抗大第二。1939年他调任到哈密，担任教育局局长，为哈密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39年，在配合毛泽民推行新疆币制改革时，不幸感染伤寒，同年12月22日在哈密病逝，终年31岁。

他去世时，哈密全城的人民都来为他送葬，买来白布写成挽联，并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天山永念，浩气长存”八个大字，以表达对他的哀悼。诗人怒涛还写下《向祁延霈同志致祭》发表在1946年的《解放日报》上，寄托他的哀思：

刘燿和祁延霈，一个是河南大学国文系毕业，另一个是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和他们相比王湘虽是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的堂弟，但小学毕业后便未上学。辍学后，曾在纺纱工厂内当过学徒，社会经验很丰富，而且聪明上进。

1928年堂兄董作宾第一次发掘殷墟遗址时他便参与其中，因此他是“十兄弟”中参与殷墟发掘次数最多和调查遗址最多的人之一。“十兄弟”在长沙清溪阁告别，那个时候王湘同长沙的大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悲痛于这残破的祖国，王湘决定和学生们一起去往延安参加抗战，因为王湘在其中年纪最长，遂改名为王元一。

1938年6月，王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的他，彻底离开了考古事业，在我国工业战线继续发光发热。直到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纪念李济先生九十五诞辰学术座谈会”时，当年参加殷墟发掘，年近九旬的王湘还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其实，正如施昕更所说的，我们的抗战事业，除了军事上的以外，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学术上各个方面都应该努力发展。忍痛告别心爱的学术事业，投笔从戎的考古学者们值得我们敬佩和怀念。同时呢，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学术报国的理想，延续着这一新生学科生命的考古学者们也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我们忘不了颠沛流离至西南地区，依然坚持考古，探索历史的李济、吴金鼎和曾昭燏等人；忘不了苏秉琦先生孤独的摸索着陶片，探索“无字天书”背后秘密的执着；更忘不了夏鼐先生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一人奔波在西北地区，只为打破“中华文化西来说”这一谬论的身影……

【参考文献】

1.石璋如：《殷墟发掘员工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年6月。

2.石璋如：《石璋如先生访问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4月。

3.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

4.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5.《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06~2006）》，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6.赵大川、施时英编著：《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杭州出版社，2012年11月。

7.袁博、江祎旸：《不能遗忘的身影——纪念抗战时投笔从戎的考古人》，《中国拍卖》，2022年第6期。

文案：袁博

编辑：江祎旸、Fiona

（作者袁博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生党员，江祎旸为入党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