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师者如光，照亮前行之路；师者如火，点燃心中之火；师者，人之楷模也。为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好风尚、踏实强师筑梦新步伐。英院学院面向全体师生、校友开展“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新中国师者楷模征文活动”。本期分享何春燕老师之“消磨绚烂化平淡”，以飨读者。

消磨绚烂化平淡

——致敬我在上外读研时的恩师们

今年是我在上外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了，也算是见证了母校的种种变迁。松江校区从无到有，就连虹口校区也已全然变了模样。记忆中的牛津中心被夷为平地，那栋藏在校园一隅的研究生教学楼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也许，没人会再去怀念那两个破旧的地方了吧。而它们于我，却是我在上外最珍贵的回忆。

一

我本科入学那一年，英语学院的院长是何兆熊老师。初识何老师应该是在新生见面会上，那个最大的阶梯教室，我们热切而清澈的目光追随着老师缓缓走上讲台。那种自内向外散发出的谦逊、儒雅和博学，让我一下子就对这位和自己同姓的院长充满了好感。

大三时，何老师给我们上语言学课。大家一面感叹他深厚的英语功底，一面欣赏他不温不火的风格。应该说，做何老师的学生是幸运的，但也是不轻松的，很少有学生能得到老师的当面夸奖。所以一次课下，我因问了一个语用学问题听到何老师的一句“好极了”的时候，内心的喜悦与鼓舞实在是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

后来，我顺理成章地读了语言学的研究生，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老师的弟子。老师对我们的学业要求很严格，批改论文比我们自己都要认真不知多少倍。我的一个师兄最怕何老师了，据说他每次跟老师见面或通话都会脑门冒汗手心发凉。我刚好相反，感觉跟老师相处更像是家人。博士毕业那年，老师把语言学课交给了我。那时常有学生以为，我是老师的女儿。是因为同姓“何”吗？还是老师和我的祖籍都是“广东南海”呢？

也许真的有所谓的命中注定吧，让我得以在老师身边，耳濡目染他的淡泊与从容。他一次次让我在喧闹浮躁的环境中安下心来，去追求一种清醒、清静的人生境界。

图/我们和我们亲爱的导师

二

沿着昏暗老旧的楼梯上到三楼，左手最里面那间教室就是李观仪老师的“教学法”课堂了。教室不大，学生也不多。除了几个旁听的本校老师以外，正式选课的学生只有四个。那时候选课也没多想，只是觉得以后要当老师的话，教学法总需略知一二的，何况是李先生亲自授课。后来才终于慢慢体会到，这门课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全方位的修炼。其一，上课绝对不允许迟到。别说迟几分钟，只要上课铃声一停，迟几秒钟也是不能进入教室的。其二，学期作业量极大。毫不夸张地讲，整个学期仅这一门课的作业就足以让人疲于应付了，而那个学期我选了九门课。其三，课程成绩偏低。我记得第一次考试大家都只有六七十分。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全班最后一名，相互偷偷打听之后才暗自有些安慰。

正是因为一直感觉自己在这门课上的努力始终不得要领，所以学期末的论文确是下了些功夫的。我去学院一些老师的精读课堂上听课，把所见和所想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最终形成论文。那时的实证研究不容易啊，没有录音录像什么的。碰到比较热心容易沟通的老师还好，有的老师是根本不接受我这样贸然的请求的，这个时候就只能厚着脸皮软磨硬泡好话说尽了。幸好，这些折磨没有白费。论文的成绩是真的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李老师说把我写的东西转给了一些相关老师看，或对课堂教学有所帮助。天哪，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而后的两三年间，和老师没怎么见过。毕竟，我那时还没有留在学院。只是有一次碰巧路过李老师的办公室，她笑眯眯地跟我说还记得我，她的书橱里还留存着我的那篇期末作业。

三

生活区的五号楼是最早的一栋研究生宿舍楼。那时读研的人少，硕士博士加起来也住不满。一二层住男生，上面四层住女生，偶尔还有一家三口入住的。楼上楼下其乐融融，彼此也有很多熟识的机会。我当时有可能“混入”王德春老师主持的语言学讨论会怕也是因了这个缘故。学院所有语言学方向的老师和博士研究生每周固定时间聚在一起，每次一位主讲，之后是大家的提问和讨论。主讲人的准备充分，提问者的问题尖锐，常讨论得面红耳赤，压轴的是王老师精辟的点评。我那时还在读研二，又是个“外来户”，大多只有聆听的份儿，话是绝计不敢乱说的。尽管如此，王老师还是很快记住了我的名字，他喊我“小何”。

老师关心参加沙龙的每一个学生。除了学业上的指导，还经常充当“收发室的大爷”，把积压在学院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取的信笺顺带拿给大家。我的毕业论文快完成那会儿，便受到了王老师的“邀请”，他鼓励我做一次讨论会的主讲。已经记不清当时有多么紧张了，只记得那天拉上了我的好朋友朱磊去帮我壮胆。几位老师的提问言辞犀利，一针见血。我当然知道他们一向如此直接，但那个时候面皮儿薄，只觉得被他们问得鼻子酸酸的，眼泪顽强地在眼眶里打转。王老师的点评在最后。老师宽厚的嗓音和亲切的笑容让我反而忍不住落泪了。有那么一瞬间，感受到的像极了父亲般的慈爱。

四

我们那一届读语言学的硕士生一共十个，五男五女。大家关系很好，经常有各种理由聚在一起。最常见面的地方应该是牛津中心了，那时学校存放所有英文原版书刊的小图书馆。一幢不怎么起眼的小平房，一簇簇并不太明亮的灯光。我还记得他喜欢坐的那个远远的位子，我还记得他在我的书签上留下的字迹，我还记得他们，她们——我们其实早已习惯苦读时彼此默默的陪伴。

图/我们班的语言学小分队

那时的我们确是勤勉上进的。束定芳老师的语义学课下，我们总有没完没了的问题围着老师问。束老师真的耐心啊，经常被我们缠着几十分钟才能“脱身”。毕业论文完成后，大家自发组织了十场“预答辩”，为每个人的论文把关。我们公开的那场模拟答辩，梅德明老师也来“旁听”的。我真正论文答辩时的主席是许余龙老师，一位让我又敬又爱又怕的老师。许老师平时话不多，为师也算不上凶，可随便哪篇语言学论文交由他审阅，他很快就会发现问题，而且通常是论文中最关键、作者最怕被问及的问题。于是，一个来小时的硕士论文答辩，导师正襟危坐，答委题题惊心，听众屏息凝神，那场景应该算得上很有仪式感了。

答辩，毕业，各奔西东。人去楼空，沉淀下来的唯有师生情和同窗情。感谢有你，我从未遗忘旧时的清白脸庞；感谢有您，岁月不曾湮灭年少的清澈目光。我想回头望，把故事从头讲。时间迟暮不返，人生已不再来。

“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十年树木，十载风，十载雨，十万栋梁。”何老师忆往昔学生岁月，师恩难忘、同窗情深。转眼时光飞逝，何老师已成为传道授业解惑之师者，培育一批批卓尔不群的英华学子。师者风范、英华精神便在这样的时光中接续传递、广博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