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院文学沙龙是一支由学院青年教师自发组成的学术团体。至今已走过十年光阴，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在这里老师们定期举行读书研讨；不定期邀请外校专家学者分享学术成果，旨在让文学阅读与阐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携同前行。

2020年12月25日，英语学院“青年教师沙龙”邀请虞建华教授做了一场关于文学论文写作构思与呈现的学术分享。虞老师以论文的“小题大做”和“大题小作”引入，通过其自身学术研究的经历与指导学生论文写作的经验，指出论文写作宜小不宜大，即以小见大，从微观入手探析宏观，让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存在。

讲座伊始，虞老师强调“论文是改出来的”。借理查德·阿尔蒂克（Richard Altick）的观点，“重新思考需要重新安排，重新安排意味着重新写作；也许这里是一个段落，那里是一整页，或者整篇文章或一章......”写作是创造性的，重新思考有助于内容的深化和结构的清晰严密。虞老师借此鼓励各位青年教师及硕博研究生提高阅读的广度、敏锐性与联想能力，并养成观察、发现、思考和资料收集的习惯。

随后，虞老师以其论文《禁酒令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例，从禁酒令与小说文本关联性、二者的历史与文化语境、由禁酒令牵引出的价值更替与文化符号表征等方面为大家娓娓道来论文写作的具体构思过程与呈现方法。禁酒令于1920年颁布，官方名称为弗尔斯泰德法令，该法令禁止在美国酿制、运输、储存和销售酒精类饮品。这项法令后于1933年被废除，实施仅14年时间。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正是创作出版于禁酒令实施期间，故事讲述的也是同时期（1922年）发生的事。小说使用了许多当代的史料，其中的人物、场景和主题具有很强的历史指涉。因而将这部文学名著置于禁酒令的语境之中，能够解读出其中更深刻的历史意涵。

虞老师进一步深挖禁酒令生效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发现禁酒令生效期间，饮酒是反叛的宣言，也是结盟的仪式。比如像格林尼治村这样反传统青年的聚居地，这一法令赋予饮酒以道德对抗的意义，致使饮酒成风。由此，禁酒和饮酒与小说中人物的道德与价值观紧密相连，从而建构出更为广泛的文化意义。虞老师借著名文学批评家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话：“一个过去与现在急剧摩擦的时代，一个失去方向的时代。”解释禁酒令生效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小说背景的契合，即美国的保守力量希望通过禁酒，解决现代社会带来的困扰。

禁酒令的产生与实行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以法律形式做出警示性的裁断，为克勤克俭的传统道德正名，警示的对象便是以盖茨比为代表的新消费观念怂恿下试图以出格的行为颠覆既定规范的青年一代。虞老师由此联想到由禁酒引申出的机构化权力实施，指涉1920年代特殊语境中出现的夸张的文化表态，并提出现代性与历史凸显的困境。

最后虞老师强调，文学研究，包括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和理论研究，虽然看似方法各异，但殊途同归，都要解答一个问题，即提出新的解读通达更深层次的理解。作品研究可以是“文内”的研究，也可以是“文外”的解读。但都需要时时扣住对象文本，形成一种融合型的讨论，因此文本细读至关重要。诚然，好的论文不是在想写的时候下决心、花时间就能写成的。做学术研究需要平时大量的阅读积累，在阅读中发现问题，发现空缺，然后以自己的分析和见解，回答问题，填补空缺，把理解推向深入。论文写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虞老师最后鼓励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同学多实践、多书写，在锻炼中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从步履艰难的困局通达左右逢源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