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先生翻译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莎剧作品，其译本迄今仍是印数最多，覆盖面最为广泛的莎剧译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翻译出这些译本。“当时他手里只有一部四角英文词典，一套牛津版的莎士比亚全集，除此之外，资料非常少，”朱老师如是说，“他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用他年轻的生命，从二十多岁到三十二岁，译出了一百八十多万字的作品，而且有的作品甚至译了不止一遍。”

朱生豪先生的莎剧翻译不仅意味着世界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更象征着中国人的骨气和精神。光芒与荣耀背后，隐藏了他无数个日夜苦心钻研，字斟句酌的心血，我们应该致敬，更应该学习。朱生豪先生在弥留之际，遗憾说到，“早知道如此，我就是不眠不休，都要多译几句。”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朱生豪先生为了莎剧翻译鞠躬尽瘁，奉献一切呢？朱老师认为，从他自己和师长的回忆，从他所处时代的回忆以及它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记忆的角度，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从小学，到中学，再到迈入之江大学，朱生豪先生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欣赏，其中就有“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他曾这样评价朱生豪先生，“聪明才力，在于师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渊默如处子，轻易不肯发一言。”

除了翻译家之外，朱生豪先生还是一位诗人，他曾创作许多古体诗、现代诗，以及少量的英文诗。比如，在他第一次见到宋清如女士（后成为他的妻子）时，便创作了一首诗《鹧鸪天》，抒发内心的欣赏与倾慕之情。

朱生豪先生的诗人气质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翻译作品。他将诗歌的精神和笔触与莎剧翻译融合到一起，从而产生了他独特的翻译风格，后世有学者将其归入“神韵说”当中。朱生豪先生将他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和感受转化为莎剧翻译的内在力量，因此，我们可以从他的莎剧翻译中看到诗化的散体语言。朱老师以朱生豪先生所译的《威尼斯商人》中的第四幕为例仔细分析了这一特点。

朱老师从文化历史学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集体记忆的定义，即特定群体对历史的记忆和反馈。对于朱生豪先生来说，他译莎时期的集体记忆包括民族的话语权危机、日本侵华战争的家国危机以及1935年的“翻译年”。1928年，日本已经开始筹谋侵略中国，并在各大报刊媒体上抹黑中国，当时正值第一部日文版的莎剧翻译出版，日本便借此讽刺中国“泱泱大国，居然连莎剧译本都没有，可见是野蛮之地，正需要东亚共荣圈的统治”。面对政治文化遭受侵略的国家，朱生豪先生选择以笔救国。1935年，上海各大出版社纷纷运动起来，提倡翻译事业，史称“翻译年”。而朱生豪先生正是在次年接受了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任务，从此走上了莎剧翻译的道路，在中国的莎剧翻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化记忆是指一个民族通过一些文化载体，如文字、图画、意识等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一种追忆和重现。在这一部分中，朱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朱生豪先生译莎的一些小故事，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朱生豪先生对于民族气节的坚持和对译文质量的执着。据朱老师所说，朱生豪先生在翻译过程中会反复品读原文，并不断修改自己的译文，最后甚至可以完整复述出来。可见，正是这样的执着与坚持，才产生了如此出色的莎剧译本。

时至今日，朱生豪先生仍深受人们敬仰和纪念，而我们不仅应该学习他的作品，更应该传承他的精神品质。在新时代，我们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不能仅限于学习一门外语，更应该做勇于攀登高峰的人，积蓄力量，不断学习积累，争取将来能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讲座最后，朱老师给予了英院同学们美好的祝愿——小得盈满，在文学的书香中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