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李振岐院士离开我们已有15年了。15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谆谆教导，历历如昨，不时在眼前浮现、在耳边回响。他仿佛还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去。

1982年，先生将我带进了小麦锈病研究的学术殿堂，那一年我25岁，先生60岁。此后的25年光景，我师从并追随先生，共同奋斗在我们国家保护粮食安全的主战场。回想先生带领我共同在陇南冰天雪地中住窑洞、开展条锈病调研时的百折不挠，在家里授课、准备餐点时的慈祥和蔼，硕士与博士毕业答辩前夜亲自指导完善答辩材料时的严肃认真，牺牲休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无私奉献，面对突如其来癌症疾病时的无所畏惧……深感先生无愧为师者楷模、学者典范、大师风范。先生是一面旗帜，一座高山，一柱灯塔，一本厚重的人生教科书，他崇高的人格品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丰富的学术思想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先生是一位为国为民、矢志不渝的“爱国者”

先生出生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亲历风雨岁月，百姓流离之苦，青年时期就把个人抱负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立志消灭庄稼病虫害，造福人民，并将这种信念融入一生。他常说，要到农业一线去，了解生产上的实际问题，提出关键的防控技术，实实在在服务农业生产。我陪先生下地无数次，他的脚步几乎踏遍甘肃陇南、陇东，陕西关中所有乡镇，他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每当小麦锈病发病前，先生都会乘坐火车、汽车甚至搭手扶拖拉机、骑毛驴，翻山越岭，艰难跋涉，密集调查，反复论证，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防控建议，指导农技部门做好小麦重大病虫的防控。九十年代初，为指导小麦条锈病防治工作，七十余岁的先生仍然从杨陵乘坐绿皮火车硬座一整夜到天水或甘谷进行调研。到站后他也顾不上休息，先乘坐汽车，再徒步上山调查发病原因，制定防治方案。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啃口干馍，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态。晚上从田地里回来后，还不辞劳苦给当地农技部门做报告，提升农技人员的防控水平。

先生是一位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领头雁”

先生立足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寻新路径，不畏挫折、敢于试错，尤其在小麦条锈病流行规律与防控策略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长期以来，小麦条锈病被称为“小麦癌症”，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低温真菌病害，是世界小麦生产的主要公敌之一，通常使小麦减产10%到30%，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小麦绝产。正因为如此，先生一辈子都跟小麦条锈病“过不去”，他扎根杨凌，扎根西农，投身国家粮食安全重大需求，开启了征服小麦条锈病难题的研究之路。他在国内率先揭示了小麦条锈病的越夏越冬和流行传播规律，为开展全国小麦条锈病流行体系研究奠定了基础，成果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主持研究了我国小麦品种抗条锈性丧失规律，发现“越夏易变区”和新小种策源地，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了控制对策和建议，研究成果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同时他不断根据新问题，提出新方法、新技术，从生物学、组织学、细胞学乃至分子生物学水平上对锈病开展了系统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脑在一些行业得到应用。对于农业战线和偏远地区的杨陵，即使大学校园使用电脑的人也是屈指可数。当时近70岁的李先生率先在西农买了电脑，第一个装上了windows操作系统，第一个使用电子邮件系统，自此以后他的所有论文和文稿都是自己在电脑上亲自打印和排版，之后他又率先给植物病理学专业研究生开设“计算机应用技术”课程。为了促进我校分子生物学发展，他筹划建立了陕西省农业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为学校生物学研究水平提升构建了良好的研究技术平台，也为后期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打下了基础。鉴于先生的卓越贡献，他先后获得了何梁何利科技奖、国际植物保护终身成就奖等荣誉。

先生是一位勇于创新、攻坚克难的“实干家”

先生在研究工作中重视技术改革，为提高研究水平创造了条件。由于小麦条锈病病菌只能在温度相对较低的环境下生长，20世纪70年代末，先生的实验团队每年只有5个多月可以开展相关研究。为了让科研实验周年进行，先生想到了“东南窑”——窑洞里冬暖夏凉，不就是个恒温箱吗？在学校和省上的支持下，他将其改建为低温实验室，专门用于研究小麦条锈病害。在先生的带领下，几代人在东南窑潜心研究，为我国小麦条锈病防控事业作出卓越贡献，凝结形成了“师承相续,相互协作,艰苦奋斗,潜心钻研”的“东南窑文化”。“东南窑文化”是对“西农精神”的充分体现，是对“西农精神”最好的阐释。此外，先生与校农机工厂协作研制成功“沉降塔”“微型接种器”等推广应用，受到国内外专家好评；成功研制的一系列染核方法，对保证条锈菌异核作用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先生是一位集智攻关、崇尚协作的“大先生”

先生胸怀坦荡，善于团结、发挥群体力量开展工作。他不仅能团结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更注意团结一切意见不同的人共同工作。他经常用“金刚石与石墨的元素相同，仅由于结构组合不同，而性质完全不同”的道理教育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坚强的战斗力。他认为，条锈病是一个流行性病害，仅靠一个人一个单位是不能解决的，需要大家联合起来。几十年来，他与同行专家合作构建条锈病流行体系，发现了病菌的变异规律；他与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院士和李振声院士合作研究抗病育种，促进抗病品种的选育；他还健全了学术梯队，根据不同老师特点，分别在病原菌变异、抗病育种、抗病遗传等方向开展攻关，团队先后参加国家的“六五”到“十一五”攻关，也为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

先生是一位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引路人”

先生教书育人、春风化雨、德学双馨，他犹如一位舵手，以教育家的胸怀和胆识汇聚贤才，以无私的品格深深影响着一代代西农人不断成长进步，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农业人才。他甘为人梯，始终支持青年人的学术发展，为青年人搭建了广阔的科研创新平台，先后亲自培养了7名青年教师和11名进修教师，使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健全了学术梯队，为学科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教学方面，他讲授内容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深受学生的赞赏。为了推动植物病理学的发展，在60年代初期就为本科生开设“植物免疫学”，是国内最早开设本门课者之一，此后还开设了硕士生的“高级植物免疫学”和博士生“植物免疫专题”课程，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全国统编教材“植物免疫学”。2002年，先生捐出20万何梁何利奖金，设立了植物病理学创新奖，鼓励研究生勇于创新。生活方面，他非常关心师生的思想和情感，深入师生当中，主动参与师生各种活动，与师生促膝谈心，平等讨论问题。先生在生活中对我也是照顾有加，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两次回国他都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先生的暖心举动让我感动不已，更坚定了我在杨凌、在西农从事小麦条锈病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当我们怀念先生的伟大一生时，不只是回首追思，还要继承和发扬先生的崇高风范和科学精神，瞻视浩浩荡荡的学术长河，其中必然能见到先生不灭的身影。

先生的科学功绩和崇高品格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