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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公振生于“世代书香”之家，从小好学上进。1913年，戈公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通师范学校，但终因交不起学费而未能入学，所以他决心走自学成才之路。年轻他经常阅读《申报》、《时报》二报，怀有一颗有所作为的雄心和投身报界的抱负，他开始了辉煌灿烂的报界生涯。

初入《时报》工作的戈公振（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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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开始，戈公振在《东台日报》担任编辑，后又被调到《时报》编辑部，由校对、助理编辑、编辑一路升至总编。他可以编写文稿还善写“时评”，文笔比较尖锐，有自己的见地，分析时局，颇受世人推崇。

酷爱美术的戈公振于1920年首创以反映中外大事为主、用道林纸铜版精印的《图画时报》，深受读者欢迎，被誉为“中国现代摄影第一画刊”。戈公振深有感触地说，“文义有深浅，而图画则尽人可阅；纪事有真伪，而图画则赤裸裸表出。盖图画先于文字，为人类天然爱好之物。虽村夫稚子，亦能引其兴趣而加以粗浅之品评”。《图画时报》的创刊，被视为我国画报由此前的“石印时代”跃入“铜版时代”，也是我国报纸增辟现代画刊之滥觞。1925年他编辑的《中国图案集》出版发行，该书也具有开创我国古代图案和民间图案整理工作之先河的意义。

戈公振编《新闻学撮要》    图片来源：解放日报微信公众号

1925年，戈公振所编《新闻学撮要》一书出版发行。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新闻学是与各种学问，都有密切关系的。报纸在社会上与任何方面都不能不接触的。所以新闻记者，应研究的学问很多，而可利用研究的时间很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却不能不寻出工夫去研究它。”这番话中透露的，就是作为报人，必须让自己所办的报纸介入社会，担负起报道真实新闻的职责意识。

在这年11月，戈公振决意发起报学研究会，并于月末在大夏大学礼堂举行“上海报学社成立大会”。戈公振在会上发表演说时讲到“中国自汉即有邸报，为世界最早之报纸。现与各国比较，几至落伍，甚属可耻！交通不便，亦为报纸发达之阻碍。然人材缺乏，更为阻碍之重大原因”。从这年起，他也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讲授新闻学。

1927年起，戈公振开始到欧美各国考察新闻事业，足迹遍及英、法、德、意、瑞士和美国，并参加了世界报纸博览会、国际新闻专家会议等。

1928年11月，《中国报学史》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全面地叙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专著，开创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先河，它的问世也奠定了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位。

1928年底戈公振回国后，应史量才之邀，参加了《申报》的工作，担任该报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兼摄影新闻社主任。他把从国外学到的先进经验，运用到办报实践中去，多次就《申报》的新闻内容、推广销路、建立资料室和创办画刊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

1930年5月，在戈公振的努力下，《申报》开始出版《星期画刊》，颇受读者欢迎。同年8月，戈公振在《生活》周刊发表《中国报界应有之觉悟》，主张各报应协力合作，呼吁言论自由，发挥一定的宗旨和特色，使报纸成为民众的喉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巴金、丁玲等129人联合签名发表了《中国著作者为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的宣言》。

1932年初，国际联盟派调查团到上海和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真相。戈公振以记者身份成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调查的全过程。他参加在上海调查日机轰炸上海情况后又随团去东北调查日本侵略情况。戈公振不顾个人危险，先后三次悄然进入沈阳城，甚至冒死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点北大营调查日军侵华真相。在他第三次夜进沈阳城内采访时，被日伪军警发现后遭拘捕，经交涉后才得以释放。他回到上海后，特地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撰写了《到东北调查后》一文，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情赞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爱国行动，深得国人的好评。

戈公振先生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盼着自己的祖国能早日摆脱外侮、内讧和贫穷，建设成为一个自尊自强的国家。1933年3月，戈公振前往苏联。在苏联三年，戈公振“目睹苏联已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新的主义已代替了旧的主义”，“领略这新国精神的存在”，思想“猛烈进步”，甚感“已加入一种新的生活”。他写成了《社会城》《谷城》《电城》《油城》《硷城和铁城》等许多通讯文字，向我国介绍苏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情形，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这些通讯文字曾由邹韬奋辑为一册，题名为《从东北到庶联（苏联）》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经售。

戈公振访问苏联时用的记者证（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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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与启民"是戈公振新闻编辑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倡导办报的根本宗旨。戈公振指出："如果办报而无一定宗旨与特色，则人云亦云，是非不辨，不但难使阅者起信仰之心，亦且失却报纸之功效与意义。"在他看来，报纸能够发生重大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报纸编辑能够以振兴国家和推动社会发展为己任，而不以谋利为目的，这才是“报纸之正轨”。

要实现“救国”的目标，“启民”是前提。具有现代意识的高素质的国民才能够使国家和社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报纸则能够塑造这样的国民。戈公振认为报纸编辑一定要充分重视受众的心理，以启迪和教化受众为目的。

在编辑思想上，戈公振提倡一种“大编辑观念”，认为报纸编辑不仅要考虑到新闻的编排，而且还要考虑到新闻、评论、广告的编排达成和谐一致，在新闻、评论和广告的编辑中体现出整个报纸的编辑方针。在他看来，报纸的根本要素在于新闻，提出“故报纸之原质，真可谓为新闻”，又说“报纸以报告新闻为原则”。

视报纸为人类思想交通的媒介，是戈公振对报刊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功能所作的重要论断，也是他的传播思想的核心内容。报纸作为思想交通的媒介，具体到中国新闻事业，在戈公振那里体现为官报、外报与民报的三角关系。他认为信息传播是报纸的基本职能，对官报来说就是布上请于下，对民报而言就是达下情于上，对外报来讲就是通外情于内。

戈公振主张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众舆论，舆论的来源是国民的公共意志，报纸的作用就在于反映国民的公共意志，促进公众舆论的形成，因此他将言论自由视为当时报纸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他强调报纸首先要“代表舆论”，做时代的记录者，做民众的留声机，忠实地传达国民的喜怒哀乐，从而发现社会的公共意志，使之成为国民与政府之间的精神沟通纽带。

对于开展新闻学的必要性，戈公振提出了自己的新闻教育思想。他认为记者职业并不是特别天生的，理论知识要靠大学教育补充，他还从记者的社会责任这一角度论述了大学新闻教育的必要性。戈公振也提出了国民媒介素养教育这一观点，主张新闻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

戈公振还很重视新闻道德和记者素质的培养，强调记者的社会责任，他认为：“一论、一评、一纪事，须对读者负责任，非有素养者，曷足以语此”。他认为在报馆工作、在报纸上撰写文章的人，不仅要掌握采编技巧，更要拥有良好的个人素养和道德修养。

戈公振故居内部

戈公振的一生短暂而又光彩夺目。他是一位爱国新闻记者和编辑，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新闻教育家，是一位有着丰富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报业经营管理专家，更是一位严谨、勤奋的新闻学和中外报业史研究工作者。他的新闻著作、教学等，为新闻学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赤诚强烈的爱国之心、严谨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等，成为后辈新闻工作者永恒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