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历史合力与中国的道路选择(下)

2021-01-19 12:25:26

陈先达 光明理论2019-11-25

在历史发展中,革命往往是新制度的助产士。资产阶级革命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如何看待革命,是一个人政治价值观的集中表现。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肯定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以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博爱为理想的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描述:“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王国、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朝前看,承认资产阶级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但也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弱点,他们明确号召:“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真正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革命,而不是告别革命。革命自然不是铺满鲜花的浪漫之路,而是改变旧制度和推动社会前进所必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和革命胜利开始的。

二是建设之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历史,是成就卓著辉煌灿烂的70年,也是艰苦探索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70年,是具有历史连续性又包含重大转折的70年。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才能在饱含曲折的历史迷雾中厘清发展的主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明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开始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历程。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在辽阔的中国国土上,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建设雄伟的社会主义大厦。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昂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像火山喷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本质上也是一种合力,它依靠党的领导,集全国人民之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形成一种无坚不摧、无难不克的力量。

闭关锁国并非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策。毛泽东同志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可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军事企图失败后,长期采取封锁禁运制裁政策,在政治上企图孤立中国,在经济上企图困死中国。封锁禁运是一种阻力,同时也能激发一种反作用力。毛泽东同志豪迈地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全国之力,在30年不到的时间里改变了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标志着国防现代化迈出了坚实步伐。在前进和探索中,我们有过错误,但成绩是巨大的。邓小平同志对此作过公正的评价:“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四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三是复兴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存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历史的发展会有曲折和挫折,当然也会有跳跃。挫折往往是跳跃前的下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种曲折后的一次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新的飞跃的集结号。它在前30年取得的成就基础上,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踏上了改革开放道路。这是一条富民富国之路,也是强军强国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仍然是历史的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群众实践的合力,是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下的合力。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不少领域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我们仍然面对着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但这阻止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站在新起点上中国的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是顺历史潮流而动,而不是逆潮流背道而行。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当然改革开放和自力更生不是对立的。饭碗要端在中国人民手里,我们要掌握核心技术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改革开放所凝聚的新合力,将更快地推动朝着党中央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定目标前进。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历史。中国人民对侵略战争带来的灾难有着最为深刻的痛苦记忆。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不是因为我们致力于解决国内发展问题,无暇他顾;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和军事实力还不如某些西方大国,无力争霸;而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中没有扩张的基因,我们的文化是“和”的文化,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而内政则决定于国家制度的本质。我们的国家性质决定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就有专章论及“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明确提出“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是与向外扩张的历史相重叠的。两种制度,两种逻辑,两条发展道路。“国强必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丛林法则,而“和平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法则。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可以看到,从来就没有任何向外扩张的理论,没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理论。西方少数鹰派政治家和精英宣传它们制造的“中国威胁论”“中美必战论”,为制造中国企图与美国争霸和“中国威胁论”寻找历史根据。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戳穿了这个谎言。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平等贸易和友好交往,都显示了作为踏上强国之路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下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处在这个历史交汇点上的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和平与世界新格局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关系。中美应该建立的是互利共赢的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我们有一千条理由和美国搞好关系,但这不单纯决定于我们。中国有句俗话:一个巴掌拍不响。极限施压必然引起强烈的反作用力量。它只会更加凝聚中国人民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种力量的强度可能出乎始作俑者的意料。

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长证途中写的《念奴娇·昆仑》。其中下阕是:“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那可是1935年,是红军最困难的时期。这是何等的世界观、人类观和博大胸怀。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与“治”

“制”与“治”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合理性与治理能力、执行能力的关系问题。制与治的矛盾或分裂,往往会导致制度的失败。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以周朝与秦朝为例谈到“制”与“治”的得失。柳宗元说:周朝之失,“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朝的郡县制,优于周朝分封制,但在治理上,秦则“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朝的暴政治理,导致二世而亡,“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郡县制度虽适合时代要求,但治理无方,照样不能发挥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是最善于总结自身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启示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失败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偶然作用,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不仅失之在制,而且失之在治。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过几十年运转后不仅没有得到自我完善,而且遭到后继者在改革旗号下的彻底破坏。从赫鲁晓夫全盘反对斯大林开始引发的意识形态混乱,加上延续几十年的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侵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非常脆弱;苏联共产党内特权阶层的形成,使苏共脱离群众,人心丧失、思想混乱、治理无方,完全失去有效治理能力。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吹新思维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败,失之于“制”,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已经被取消,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蜕变;也失之在“治”,长期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使政府的威信消失殆尽。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而是西方长期和平演变和苏联内部自我演变结合的合力。可以说,既失之在“制”,也失之在“治”。

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表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表明永远先进。中国共产党最有忧患意识。国际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方霸权主义,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中国的施压。从接触促变的策略到把中国确立为战略对手,采取极限施压和遏制中国发展的策略;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都不容小觑。要保持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质,社会主义永不变色,需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保持十年、二十年,也不是三十年、五十年,而是代代相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制”与“治”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新中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中形成的,这是最具科学性和优越性的制度。

中国以辉煌的成绩胜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必将以更加辉煌的成就迎接建党一百周年。现实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未来走向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越大,中国的脱贫攻坚成就越大,中国人民的生活越好,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是取得伟大成就,越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持续性和不可逆转奠定牢固的基础。任何外来势力都不可能通过施压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任何国家都不能改变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传统,不能改变中国现实的成就,不能改变中国近十四亿人拥护中国共产党、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因而也不可能改变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和人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天下至理,是历史屡试不爽的真理。

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是上升的前进的,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又具有世界影响,因为它与世界人民要求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对立,追求公平、正义、平等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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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仍然是历史的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群众实践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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