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6日下午，由我校国际金融研究中心、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系共同主办的经济与金融学名家论坛（90）暨全球金融治理系列讲座（28）以线上会议形式举行。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本中心学术顾问李向阳研究员做了题为“后疫情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的专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摘要。经本人同意，刊发于本公众号。转载请注明来源。

疫情发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走势受到越来越大的争议，对于这种争议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未来对外开放发展道路的选择。对于经济全球化究竟是停滞还是继续前进，我们选择的道路差别是非常大的。本次讲座主要谈论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究竟会对经济全球化带来什么影响；其次，分析影响全球化发展方向的一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受到新冠肺炎影响的；最后，基于前两点，谈谈后疫情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一、问题的提出

围绕全球化发展方向的争议很大，一种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另一种认为疫情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种争议的背后有一个技术性问题，似乎多数人都会谈经济全球化的时间段。本次讲座只讨论未来5到10年这个时间区间，10年之后的情况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从历史上，经济全球化是有周期性的，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中短期的发展趋势。

围绕经济全球化的另外一个争议是，多数人不谈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并且，全球化的界定在全世界都有争议。本次讲座，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全球化进行了界定：从生产力层面上看，是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从生产关系层面上看，是制约和影响跨境流动的规则与秩序。

研究后疫情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首先需要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性质进行讨论。在经济学意义上，这场疫情毫无争议地是一个外生冲击，但是，问题在于它未来会不会转换成内生冲击，民众、企业和政府等的理念将发生如何的变化。所以，需要对疫情的性质进行分析。从人类发展的历程上看，疫情短期内不太可能消失，将会和人类共处一段时间。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疫情可以说是穷人的灾难，他们无论是现期收入还是未来收入都会减少；其次是人们的安全意识、边界意识、民族国家意识空前提高，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身上，而且体现于企业、政府方方面面的经济主体；再有，政府的地位空前提高，而政府的干预和政府掌握的权利空前提高，这使得后疫情时期政府权利如何回归到正常成为热议的问题。

二、影响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动因

影响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因素很多，绝大部分因素在疫情前就已经出现。首先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包括初次 分配中劳动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再分配中不同阶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重视平等还是效率的钟摆的不断调整。

其次是公司治理转型和变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来自企业家的呼声，2019年8月，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在华盛顿发布了一份由181位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共同签署的声明文件——《公司宗旨宣言书》，其中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换言之，公司应该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变为追求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2）来自经济学家的认同，如果说这只是企业家们一种超前理念的话，那么经济学家的呼应就更应该值得重视了。2019年9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明确指出，“商业圆桌会议”的宣言是对当今不平等加剧的正确回应，是向多重利益相关者模式迈出了重要一步。（3）来自政治家的回应，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沃伦以参议员身份在国会提出《负责任资本主义法》，以及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关于改革美国大公司的主张表明，改革现行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许多评论家把桑德斯的竞选理念称之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

再次是对政府干预需求的上升。随着疫情的加剧，民众对政府干预的需求加大，这就使得政治家对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不仅美国如此，欧洲很多国家也是这样。

最后是民族国家的意识提升。疫情之前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民粹主义，而随着疫情的发生，人们越来越担心种族主义。种族问题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但如果种族问题不断加剧，可能会对全球化产生致命的影响。

三、后疫情时期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后疫情时期，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将会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全球价值链很可能面临重塑。其主要表现为：（1）由于技术的进步和政府的干预，全球价值链将会“缩短”。（2）价值链与最终消费市场将变得更为紧密。（3）投资者偏好也将发生调整，具体讲，“资本逐利”可能不再是判断企业全球产业布局的唯一标准，企业考虑问题将会更多地从股东（shareholder）利益最大化向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利益最大化转变，企业不仅讲效率还会重视自身韧性的锻造，最后“对等价值链”也会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

第二，国际贸易增速放慢将成为新常态。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可以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密集度下降、技术进步因素、全球价值链的“缩短”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和把握。

第三，多边主义将让位于区域主义。主要体现为：以WTO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将让位于诸边主义和区域主义；以及大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区域主义；是开放型的区域主义成为多边主义的垫脚石，还是封闭性的区域主义成为多边主义的绊脚石，目前来看非常难以确定。

第四，全球化将会进入一个“再全球化”过程。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全球化理念是“排他性全球化”，也就是主导者是美国及其共同利益的“志同道合者”；其原则是以公平贸易理念取代自由贸易理念；其手段是以双边机制替代多边机制；其目标是维护美国（及其盟友）作为领导者的地位，阻止后来者实现赶超。在这种意义上，这将是一个“再全球化”的过程。当然，彼全球化已不再是此全球化。

最后提一下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中美两个大国能否避免“脱钩”仍然扑朔迷离。特朗普政府使用“脱钩”这个战略性敲诈手段，置中国于两难困境。二是中国引领全球化也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要避免“选择性陷阱”。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