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4日下午，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主办、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系教工党支部承办、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开放：回顾与前瞻”闭门研讨会，在我校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604会议室成功举办。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银国际证券公司、法国巴黎银行、万向区块链公司、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及金融服务监管局、中信建投证券公司、中债信用增进投资公司等政府机构、国家智库和业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央财经大学的师生们4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在开幕式上，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何秀超发表了欢迎致辞。何书记代表中央财经大学，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指出，本次会议在当前时点举办非常有意义，一是恰逢七一庆祝大会结束，全国上下都在热烈学习总书记讲话。在此期间，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开放：回顾和前瞻”这个主题进行闭门研讨很有必要，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二是会议既对我党领导下的金融开放实践进行历史回顾，也对未来高水平金融开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展开前瞻性讨论，为有关部门献计献策，有助于发挥学校作为财经智库的作用。何书记向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了中央财经大学的基本情况，同时也对金融学院作为学校应用经济学科重要建设支撑单位，在党建思政、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发面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毛静主持开幕式。毛书记指出，在当前形势下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开放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探讨扩大金融开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通过校内外专家学者们之间的专业交流和研讨，可以提高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推进我们金融人才培养和世界一流金融学科的建设，用实际行动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女士、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分别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女士以“对标CPTPP金融服务规则，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为题发表主旨演讲。首先，朱司长简要介绍了CPTPP金融服务条款的文本内容，包括正文、附件和负面清单三个部分，其中正文共包含22条规则。其次，她对比分析了CPTPP、USMCA、RCEP和GATS这四个主要金融服务规则在跨境金融服务方面、新金融服务方面、金融信息数据的快速转移方面、数据自由流动方面、审批时限和透明度方面和高管国籍要求方面的不同。最后，朱司长分析了目前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和CPTPP的差距，并就下一步的金融开放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参照CPTPP成员国中开放度较高的金融服务负面清单，立足开放型大国的货币金融改革发展需要，实施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更高水平金融业开放；采取有效措施，弥补我国在业务审批时限和信息数据跨境转移等方面的差距；抓紧研究快速提供保险服务、邮政保险实体提供保险服务等我国尚无相关实践的规则；统筹研究CPTPP金融服务章节与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章节，按照“管资本”和“竞争中立”的原则进一步推动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公司治理改革。

张礼卿教授以“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回顾、经验和前瞻”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张教授首先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三个方面，简要回顾了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历程。他指出，从基于法规的角度（de jure）看，经过20年左右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但从基于事实的角度（de facto）看，即通过各种占比数据观察，开放程度仍然比较低。随后，张教授分析了我国近40年资本账户开放实践的成功经验。他认为有四点经验与启示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正确选择改革措施的出台时机和顺序非常重要；第二，“试点与推广”模式有助于降低改革风险；第三，面对突发性内外部冲击，应该及时进行临时性调整；第四，由于市场的非理性情绪和金融活动的顺周期性，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持续稳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展望未来，张教授提出了五点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理由，即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改善金融结构体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降低中美脱钩风险，以及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日趋成熟。同时他也指出，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各种金融风险，并通过实施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等措施予以积极应对。

会议随后举行了两场圆桌讨论。第一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中国金融开放历程的回顾：成就和经验”，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黄志刚教授主持。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研究员围绕“渐进”这一关键词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历史发展。她划分了四个阶段：一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时期，中国早在1996年接受IMF第八款，承诺解除经常项目下外汇限制，但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对资本项目开放十分小心。二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至2016年，中国顺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汇率灵活性加大，资本开放速度加快。2012年央行课题组发表《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一文，以非官方形式给出实现可兑换时间表，稳定开放预期。三是2016年开始强调双向开放。四是在去年提出高水平开放。最后她又指出，金融开放和金融稳定是一个权衡关系，但是随着新形势发展，还将面临着金融安全这一新的挑战。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博士，从我国1994年并轨以来为应对资本流动冲击采取的措施中，总结了六点经验。一是2015年股汇异动以来，人民币国际化驱动从离岸转移到在岸，货币可兑换与国际化合二为一。二是经济强、货币强。三是经济金融体系健康是汇率稳定的基础。四是汇率弹性增加增强了我国应对资本流动冲击的韧性，货币政策自主性得到加强。五是宏观审慎措施是平滑跨境资本流动的新利器。六是为应对新的升值压力，扩大购汇性质的资本流出还有较大空间。他还强调，进一步扩大开放面对的挑战也更加严峻，一方面传统的政策工具在开放环境下会受到较大制约；另一方面，开放条件下对风险防控和应对能力的要求将变得更高。

法国巴黎银行环球资本市场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先生首先总结了中国金融业开放的程度和开放的效果，指出中国的金融开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陈兴动先生强调了新阶段金融开放面临的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和前所未有的挑战，认为应该重新思考开放的目的以及开放的政策来真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开放，不仅应该对标CPTPP，且向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进行开放。新时期的开放目的在于发展国内的金融业，国内的资本市场成为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因此，恐怕不能只开放自己想开放的，而以防控风险的理由继续严控关乎资本市场有效开放的方面。在新条下，更高水平的开放应该在做的过程中，着力于获得国际社会、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投资者的认可。陈先生认为，现阶段金融开放最受国际资本关注的方面是资产管理。为此，开放必须是踏踏实实地，不仅在法规文件上规定，更重要的在于落实，避免＂玻璃门＂和＂旋转门＂，用开放的效果和确实的进步说服国际社会，做大做强中国的资本市场。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谭小芬教授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发现在全球资本流动中，证券流动和证券投资的流动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中ETF的基金占比越来越高，而且ETF的资金对全球金融周期更加敏感。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度是共同基金的1.7-1.8倍，两个机制可以解释两种基金的敏感度差异，分别是短期投资者和基本指数驱动性的投资者。因此他认为，中国将来在开放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应该关注宏观的基本面，可能也要更多的去关注开放之后的资本流动里面的投资结构和类型，从而更好地进行金融风险防控。

第二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前景：机遇和挑战”，会议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苟琴副教授主持。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先生从国际使用和国际持有两个角度，介绍了人民币国际化利益的逻辑与政策含义。他认为，人民币国际使用中存在囚徒困境，可引入银行参与的货币互换机制来解决。考虑到客观现实，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通过货币合作，增加汇率联动性。他还强调，国际持有的利益体现在负债端、资产端以及宏观层面，负债端融资成本降低的利益实现在先，资产端对外投资收益的利益实现在后；资产端要求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更高。应防范人民币国际持有中负债端的利益实现所带来的风险冲击，防止风险的跨境传染与蔓延。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缪延亮博士分享了对于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之谜的研究，他认为，历史上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不足是解答“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之谜”的关键。他指出，汇率不灵活会导致资本大进大出和储备大起大落。对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来说，汇率比利差更重要。他还强调，多边汇率比双边汇率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解释力更重要。随着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提高，利差和多边汇率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都会减弱，中国货币政策会有较大的独立空间。

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先生以三个问题作为切入点，分享了他对数字货币的跨境流动和管理的观点。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央行数字货币和全球稳定币；第二个问题是，它们为什么可以用于改进跨境支付；第三个问题是，用于跨境支付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监管原则和推行的策略。他认为，当前货币领域处于金融创新的前沿。基于代理银行和SWIFT报文体系的跨境支付体系效率较低，而央行数字货币和全球稳定币具有从零开始的“后发优势”。在具体应用时，有多种可能的货币经济学设计方案和技术实现方式，需要讨论在跨境支付中的推行路径和国际协调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王碧珺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景中的机遇和挑战。她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起步、快速发展、投资过热到理性回调的阶段，仍有较大增长潜力。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大幅下降，但是与全球呈现出的趋势不同，中国首次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大来源国，这意味着疫情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海外投资新机遇。同时，当前中国也面临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国际投资规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及金融服务监管局中国首席代表傅诚刚先生从对外与对内金融开放、数字资产监管三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在一带一路下的金融开放实践。他指出，中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的金融合作是由日益提升的双边关系推动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企业与高端产能选择在海合会国家布局，以辐射更加广大的中东北非地区市场。并且中东富裕产油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在中国的资产配置在不断增加，创新领域的投资不断提升。但双向金融开放同时也面临着多边地缘政治的挑战，跨境监管合作需求和空间巨大。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梅冬州教授讨论了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承接大规模资本流入对自身“去工业化”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发生大规模资本流入才会降低一国的制造业比重，产生“去工业化”的现象，而在资本流动的常规时期，跨境资本的流入并不会影响制造业比重的变化。他进一步指出，大规模资本流入通过财富效应渠道增加了总消费需求，使得资源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可贸易品部门向不可贸易品部门转移；通过实际汇率升值渠道，引起实际汇率的升值，降低出口竞争力，导致以制造业部门为代表的可贸易品部门规模出现萎缩。

在互动交流环节，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张启迪研究员、中信建投证券公司研发部银行业首席研究员杨荣博士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净流入与外汇净储备持续减少的矛盾现象，以及中国银行业分业监管的环境对境外银行的吸引力问题等与演讲嘉宾展开了讨论。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对会议进行了简要总结。他指出，为期半天的闭门讨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精彩纷呈。演讲嘉宾和其他参会者之间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交流和观点碰撞，推进了该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为我国下一步如何加快和实现高水平金融开放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政策思路和建议。最后，张教授对演讲嘉宾、主持人、参会人员和工作人员再次表示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