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邀请，2024年3月14日晚，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董华锋教授做了题为《四川唐代造像碑调查初探》的精彩讲座。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教授出席，并与学院师生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讲座由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炜副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董华锋教授首先简要梳理了造像碑的概念及其在中国古代出现、流行的时间、地域和基本特点，并指出，南朝时期造像碑即已在四川地区流行。随即切入正题，董华锋教授本次讲座主要围绕四川地区发现的两件代表性唐代造像碑展开。

第一件为“大同六年”铭造像碑。该碑原藏于新都正因寺。1939年，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先生等人在新都考察古代建筑时曾对这件造像碑做过调查，并根据造像碑上的“大同六年”题刻将其命名为“正因寺梁千佛碑”。董华锋教授在重新调查此碑后，着重对两个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的讨论：一是造像碑的雕凿次第及年代问题。综合分析造像碑的布局、后期现象、造像样式、纪年题刻等方面的情况，并与同时代造像相比对，董教授认为：此造像碑上目前已不见南朝造像痕迹，现存造像均雕刻于晚唐时期；碑身正、背面及两侧面的主体造像是首先雕刻的，年代为咸通四年；碑额部造像和碑身右侧面的立佛为后期雕刻，年代可推断在咸通四年之后的晚唐时期。二是造像碑的题材问题。他讲到，过去有人将碑额的立佛定名为接引佛，但结合四川石窟中的纪年造像及新发现的题名，可确定其应为药师佛；此药师佛下横刻的佛右足迹及二者形成的组合也颇具区域特色；碑身两侧面下部的四天王像持物清晰，且有确切的题名，是同类造像研究的可靠材料。

第二件为开元二十九年造像碑。该造像碑出土于新都宝光寺。过去曾有学者做过简要介绍和初步探讨。董华锋教授同样对其重新进行了详细调查，随后重点讨论了此碑涉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造像题材问题。此造像碑正背面上部均雕刻说法图，有学者认为其表现的是华严三圣，但其图像特征与四川石窟同时代的纪年华严三圣像相去甚远；结合造像碑题刻中的相关表述及四川佛教史的基本情况，可对说法图的题材做一些推断，但无法定论。造像碑上的另外一个重要题材是七佛。造像碑两侧面各雕十身坐佛，根据题名可知其题材为七佛和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这十身佛的组合直观体现了三世佛的思想。十六国北朝时期，七佛造像兴盛，但到唐宋时期，中原北方地区的七佛造像大幅减少，而在川渝地区，七佛题材大为流行，并且在造像布局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同时在造像组合方面多有创造，其宗教意涵也被不断扩充。二是造像题刻问题。此造像碑上保存大量题刻，其中详细记载了主持雕造此碑的佛教社邑。综合分析川渝地区的同类材料可以发现，较之北方地区，四川地区的佛教社邑出现时间略晚，总体上也不及敦煌等地那样盛行，组织结构相对松散，但延续时间长，并出现一批新的佛教社邑成员的头衔，拓展了我们对中古时期佛教社邑的认识。

讲座最后，董华锋教授对四川地区的唐代造像碑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南方地区的造像碑历来少见，四川新都正因寺“大同六年”铭造像碑和宝光寺开元二十九年造像碑是两件最具典型意义的标本。从这两件造像碑的情况来看，四川唐代造像碑均为扁体碑形，年代略晚于北方地区唐代造像碑流行的高峰时代；造像碑的基本形制大体遵循北方的传统，但雕刻技法有较强的地域传统特色；四川唐代造像碑内容丰富，是我们研究川渝石窟及相关佛教遗存的重要参考，甚至部分题材具有“标型器”的重要价值；造像碑上保存众多题刻，反映出四川古代佛教社会的诸多细节。相较于北方地区丰富的材料，四川地区的造像碑数量相对较少，但却是我们完整认识中古时期此类佛教遗存不可或缺的一个区块。

讲座后，主持人王炜副教授对董华锋教授的精彩讲演表达了感谢并做了简要总结。董华锋教授还细致认真地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最后，师生们再次以热烈掌声对董华锋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