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坊”中，由应志远老师主持的文化创意创作坊已经运行了七年有余，以其明显的工作特色和突出的育人效应，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十二坊”的典型，也成为厦门工学院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实践育人的特别缩影。

其一、让传统的师徒制培养在现代大学教育环境中焕发精神力量与育人效应。

文创坊最大的组织特色是采用了传统的师徒制培养模式。一个老师（应志远）带出两个徒弟（张培良、吴林峰），然后两个徒弟又成为老师，三人一起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从事文化创意设计的学生。

他们和那些学生之间的关系绝不同于目前高校中渐行渐远的师生关系，而是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三个老师（师傅）和学生们一起上课，一起练习创作，甚至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扛东西干活，在许许多多的“一起”中，不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且有力地激发了共同创作的热情和智慧。

但是，他们的师徒关系又是现代大学教育环境中的新型师徒关系，他们有自己的“坊间”工作制度，有与学校教育相互呼应的工作节奏，更有充满着现代科技元素和现代文化内涵的工作氛围，这是每一个走进这所坊间的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应志远主任说：他们之前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现在在坊的有来自于不同专业的100多位学生。这些学生进入坊间，都要经过考察，如果愿意跟他们一起吃苦、一起努力工作才可以进入。进入坊间之后，则一定要利用专业学习的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地在坊间工作，遵守严格的工作制度，甚至还要实行明确的淘汰制，使得入坊的学生有所信仰、有所敬畏、也有所持守，在坊间得到精神的培养和人格的熏陶；因而，在这个坊间，他们不只是学习了创意设计，更是得到了如何应对未来人生的培养。

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创坊独具特色的师徒制成为现代高校环境中如何育人的一个典型。

其二、以项目制培养使学生在真枪实弹的训练中增强实践能力。

学校建设十二坊，目的是要让学生在教学实习和第二课堂活动之外，自由选择一种可以与自己的专业对应，也可以完全不对应的“行当”，进行实践训练，在实践中提高能力。文创坊有效地运用项目制方式，使他们的实践培养赢得了特别好的效应。

实行项目制培养，他们也经历了一个由初期的找米下锅到后来的排队选项的过程。

最初的文创坊，只是蜗居在一个楼房夹层的斗室之中，找点实际的“活”去干。慢慢地，由于他们的创意设计能力越来越高，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好，文创坊不仅几移场地、不断扩大，而且承接校内校外的设计项目也越来越多，以致于他们不得不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地工作。我总会在朋友圈里看到，应志远常常在晚上八九点才离开文创坊，在夜色中骑“电驴”回家。而徒弟们也同样才能“下班”休息。

他们的项目制培养也有自己的过程模式，那就是：先上基础课——再选择项目创作——再品评优劣——再进一步提高。在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在这样的循循善诱的实际操练中，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这里得到特别的成长。

近年来，他们也说不清楚一共承担了多少项目，我们在校园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创作成果。特别的是，厦门华侨博物院院长来校参观时，为他们的创作大为惊叹，便邀请他们为华侨博物院设计文创产品。一个新的校外项目正在酝酿之中。

其三、让学生在文化创意的审美训练与思维练习中得到“综合”素养的提升。

学校建设的十二坊有以现代科技为指向的“AI创作坊”“智能制造与信息创作坊”“新质工业创作坊”等等，还有以传统工艺学习为主题的“艺术设计创作坊”“非遗艺术创作坊”等等，各有侧重，各有培养方式，而文创坊的培养方向是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平面设计、立体设计为主的，那么，文化创意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设计能力的提高就不仅仅是学习电脑上画图的问题，而是综合能力的提高，甚至于是综合素养的提高。

建坊七年来，他们获得许多国际、国内大奖。从文创坊里不仅走出了像孟俊言、田嘉泰、卢伟明这样的优秀设计师，而且走出了杨梦洁、黄嘉烨、颜晓奇这样的学术人才。

这一现象说明，大学育人，追求人的综合素养的提高，不仅在于广博的精神素养的吸收，也应该在某一特定方向上进行特别训练。这种面上的基础性人格建构和点线上的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的深入开发共同结合，对学生未来的成长必然大有益处。

这是他们的经验，实际上也是中外绝大多数优秀人才成长的共同规律。

由此来看，文创坊的“坊间育人”意义不仅为我校“十二坊”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榜样，而且为我们的整体育人实践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